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贫困户的脱贫作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载体,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四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案例分析,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创新农业经营模式和提供社会化服务两方面作用机制实现贫困户脱贫。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农业经营模式主要增加贫困户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而提供社会化服务促进了贫困户经营性收入的提高。因此,精准扶贫中应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抓手,重视其在产业扶贫中的作用,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力度。     

经营性扶贫资产管理的现实挑战与解决路径

经营性扶贫资产是稳定脱贫人口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手段。近年来,由于经营主体拖欠分红或未退还入股本金的问题有所显现,经营性扶贫资产的司法诉讼案件不断增加。基于对司法裁判文书的分析,发现经营性扶贫资产面临较大经营风险和司法风险。在新发展阶段,无论是促进脱贫地区乡村产业发展实现产业兴旺,还是促进新型村集体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都需要确保经营性扶贫资产稳定发展并实现保值增值。因此,必须健全经营主体运营和监管机制,妥善处置经营风险,还要着力提高合同文本的规范性,利用案例指导制度解决“同案不同判”问题。     

农村地区精准扶贫下“产业扶贫”的路径选择——以河南省禹州市烟叶扶贫为例

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之一。实践上,禹州市在推进烟叶产业扶贫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经营粗放、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扶贫资金渠道单一和新型经营主体培育乏力。有效解决上述问题,要加大对经营主体的培训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拓宽扶贫资金渠道和探索产业扶贫新模式。     

乡村振兴背景下陕西产业扶贫的路径选择与模式分析

产业是乡村最为重要的经济基础,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要务,通过产业兴旺实现扶贫开发,是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路径。陕西在产业扶贫实践过程中,涌现出了省供销合作社主导的“政府（扶贫办）+供销社（供销企业集团）+农户（贫困户）+企业（合作社）+金融（保险）”模式、以商南、延长为代表的“先借后还”无本脱贫模式、以大荔、洛南为代表的扶贫资金量化折股模式、千阳县 “项目超市”菜单式扶贫模式、白水县的 “果园托管”模式、榆阳赵家峁村的“三变”等模式。本文通过对典型模式的分析,提出在推进产业精准扶贫过程中要尊重扶贫对象的主体地位,适度兼顾扶贫政策的公平性,充分发挥财政扶贫资金的引导作用,积极调动新型经营主体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并优化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群众的利益联结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产业扶贫的辐射带动效应。     

精准扶贫视域下的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三

产业扶贫是我国脱贫攻坚战中的主要脱贫模式之一。文章梳理了我国产业扶贫的发展进程和主要模式,认为我国产业扶贫实践虽然取得了显著的减贫脱贫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产业趋同、贫困户参与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缺乏、绿色生态保护有限、风险抵抗机制不健全、科技投入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在深入阐释精准扶贫方略和产业扶贫实践的相互关系以及精准扶贫方略对产业扶贫实践的新要求后,指出了注重政策规划对产业发展的协调作用、建立有效的利益捆绑机制与精准共享机制、重视风险保障机制的建设及研究、通过绩效考核有效监督生态绿色与产业发展的结合、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科技的产业扶贫实践优化路径。     

多重制度逻辑下的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以Y县为例

在精准扶贫攻坚阶段,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Y县为例,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视角出发,分析了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历程,发现基层政府、经济组织和贫困户遵守不同逻辑,并导致经营主体相继出现产权困境、弱势依附和公平之争等问题,解决制度矛盾的过程推动了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因此,从多重制度逻辑出发,扶贫产业经营主体的创新机制不是制度优势互补,而是冲突规避。这启发了一种实践导向、以问题为焦点的研究路径,在扶贫系统内部建立快捷高效的问题反馈—应对机制,有助于促进经营主体创新。     

完善现行精准扶贫体制机制研究?

自从确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以来,中国扶贫体制机制经历了快速创新和转型,2016年以来大范围地进入实践操作。目前,精准扶贫体制的主要特点是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领导体制和各级政府合力攻坚、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以及广泛社会参与的大扶贫格局;精准扶贫机制被概括为六个方面,分别致力于解决精准性问题和（或）攻坚克难问题。对照脱贫攻坚需要,精准扶贫体制机制与现实需要还有诸多脱节、不适和不完善之处,本文从五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论文进而从修补现行贫困识别机制、落实和强化县为主体的脱贫责任制、理顺和完善脱贫机制、保障直接扶贫开发人力投入、补偿相对贫困群体等方面提出了完善精准扶贫体制机制的对策建议。     

精准扶贫的元要素聚焦与整体治理路径

举全国之力开展精准扶贫,业已成为当前农村建设发展的重点工作。但从全局看,精准扶贫中仍存在政策消解现象增多、项目制扶贫的负面效应凸显、脱贫主体面临短缺与流失的挑战以及区域协同合作比较匮乏等碎片化难题。破解当前困局,需要尽快聚焦精准扶贫的元要素,既要大力联合脱贫主体,积极构建扶贫产业,同时也要促进扶贫政策耦合,加速区域协同扶贫。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一方面,通过整体培育脱贫主体与人才,并以资源整合促进扶贫产业发展,为精准扶贫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政策合并构建扶贫政策圈,同时统筹扶贫的区域合作治理,为精准扶贫营造良好环境。     

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地区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基于江西省N村产业扶贫现状的考察

通过对江西省D县N村产业扶贫的个案研究,探讨农村地区产业扶贫成效、瓶颈及优化机制。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受内外部条件制约,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滞后,无法有效带动贫困户脱贫,政府主导下的产业扶贫基地承担了带动贫困户脱贫的主要功能。然而产业扶贫基地却存在以下发展困境:产业多处于发展初期,扶贫对象受益有限;产业扶贫基地政策依赖明显;产业扶贫项目缺乏贫困户等其他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尚未形成产业扶贫大格局;扶贫产业价值链较短,产业效益有待提高;贫困农户利益诉求难以满足,参与产业扶贫项目意愿不足。最后据此提出相应优化建议。     

多主体参与的地方高校扶贫“五方联动”模式创新——渝东北贫困地区扶贫经验分析

以渝东北贫困地区地方高校扶贫为例，借鉴相关扶贫理论，深入分析高校参与精准扶贫的现实困境，创新构建多主体参与的地方高校扶贫的点线面体“校政社企村（户）”五方长效联动模式。阐释模式构建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原则，明确模式构建思路及其内涵，并通过教育扶贫、科技扶贫、产业扶贫、文化扶贫四个方面分析“五方联动”扶贫模式的运作方式。模式打破了以往扶贫主体各自为政的局面，综合时间、空间、发展方向维度，突出了高校作用，发挥五方主体优势，实现了资源共享，使得各项扶贫工作更加精准高效，助力渝东北贫困地区实现长效脱贫。     

论精准扶贫中的“思想扶贫”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任务的重中之重。当前,精准扶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但实践中部分农民呈现出的消极脱贫现象,也有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就要求精准扶贫必须重视思想扶贫。思想扶贫就是从农民启蒙的角度,祛除"贫困文化"对贫困农民的制约和束缚,改变贫困农民安于贫困、不思进取的思想观念,培育贫困农民积极脱贫的主体性意识,从而帮助贫困农民而不是代替他们脱贫。思想扶贫应当注重"循序渐进"和"润物无声",应该在厘清思想扶贫目标人群的前提下,从硬件、软件两方面着手积极推进;同时,作为思想扶贫的主体,帮扶干部应该在精准扶贫中正确认识思想扶贫,持之以恒地打好这场攻坚战。     

巴中市精准扶贫的实践探究

巴中市是四川省的一个边远山区，是精准扶贫的重点地区。巴中市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实行巴 中式大摸底，贫困户识别更精准；二是实施六大扶贫措施 ，项目开展更精准；三是动态管理扶贫资金，资金使用更精准；四是推 进“五个一批”工程，措施到户更精准。巴中市的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贫困户的脱贫主动 性不足、乡风不文明的现象比较突出、扶贫资金的管理有难度、产业发展还不够科学等难题。针对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通过 精准扶贫来引领扶贫工作的创新，制定有效对策，如激发贫困户的脱贫动力、重视文明乡风的建设、精准产业项目的引进、精准 扶贫资金的使用，奋力夺胜脱贫攻坚战。     

以科技支撑激发产业内生动力——来自南京农业大学产业扶贫的经验北大核心CSSCI

产业扶贫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高校以其科技和人才优势探索出了产业扶贫有效模式。从南京农业大学定点扶贫贵州省麻江县产业扶贫的实践中,凝练出帮助做好产业发展顶层设计,推动传统产业提档升级、特色产业转型增值、新型业态融合发展,多元参与和牵引保障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经验。在由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的新时期,高校产业帮扶需要建立监测体系,发现并矫正产业布局及发展偏差;构建帮扶联盟,形成并发挥高校产业帮扶的协同优势;培植人才资源,激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进程中的现实难点与未来重点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精准脱贫的重要举措在中国减贫事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西部地区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承担了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易地搬迁任务,其易地搬迁工作的成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能否打赢脱贫攻坚战,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通过总结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的工作进展取得的既有成效,从搬迁安置点选址、扶贫产业培育、搬迁对象动态调整、搬迁群众融入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实施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难点,进一步探究了难点背后原因。最后提出在脱贫攻坚战收官阶段,为提高并巩固脱贫成效,西部扶贫搬迁工作重心应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新产业培育、贫困人口就业能力提升、新扶贫模式构建、扶"志"制度探索、强化文化融入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转移。     

东西部产业扶贫协作的路径与机制研究——以北京对口帮扶河北为例

东西部扶贫协作是推动我国贫困地区实现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以北京及其对口支援河北张承保地区的贫困县作为研究区域，对京冀产业协作进行典型剖析，归纳提炼了京冀产业扶贫协作的实施路径与运行机制，提出新时期京冀产业扶贫协作的长效机制及具体措施。一是借助于京冀产业扶贫协作的发展机遇，以北京企业为协作主体，通过在产业链不同环节精准地投入协作要素，助力受援地培育壮大产业体系；二是施援地提供的新机遇、新理念以及两地空间关系等外源性因素，以及受援地自身要素资源与协作资源要素及其要素配置能力等内源性因素的交互作用，推动着施受双方协作支援与脱贫攻坚之间实现良性互动；三是从增强产业扶贫的精准性与可持续性，探索市场化为主导的企业帮扶机制，强化京津冀三地深度融合等方面构建新时期京冀产业扶贫协作长效机制。     

产业扶贫研究进展及对脱贫攻坚的启示

产业扶贫是行之有效的反贫困扶贫模式。本文从产业扶贫的运行机制、成功模式、效果评价、问题化解和比较研究等方面对产业扶贫的研究进行分析,指出产业扶贫与健康扶贫、教育扶贫等其它扶贫模式相互配合,减贫效果非常显著;提出应当创新扶贫模式,构建主要由产业风险识别与防控、产业扶贫具体实施和问题反馈与纠正组成的产业扶贫长效机制,实现扶贫开发由传统的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促进贫困人口持续稳定脱贫和不返贫。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与金融扶贫供给侧改革

金融扶贫与服务乡村振兴在理论逻辑上具有一致性,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阶段的金融供给需要实现有效衔接。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持续加强扶贫资金投入,通过完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改善居住环境,支持龙头企业间接带动贫困人口增收或者直接到户贷款等手段助力脱贫攻坚。但从供给体系完整性和服务可持续性角度来看,合作金融和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扶贫作用尚未有效发挥,金融扶贫服务站可持续性有待加强,贫困地区信贷投入依然是短板。金融扶贫在助力脱贫攻坚的同时更要适应乡村振兴新形势、新需求,要加强金融扶贫供给侧改革,完善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扶贫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发展农村合作金融和多元化小额信贷组织,探索创新金融服务,实现不同金融服务供给的合作与协调。     

习近平新时代扶贫工作论述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扶贫工作论述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以精准脱贫为关键、以各方动员为保障、以全球携手为共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理论性、针对性和实践性,习近平新时代扶贫工作论述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理论的创新,指导了中国脱贫攻坚事业,充分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从产业扶贫到产业振兴:政策转向与实践困境——基于D村脱贫产业的考察

本研究聚焦于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有机衔接这一时代性主题,理论分析了产业政策的调整方向,并基于对沂蒙山区D村的考察,揭示了在衔接背景下脱贫产业面临的实践困境。研究发现,在脱贫攻坚阶段产业扶贫取得了突出成效,为脱贫地区实现产业振兴奠定了基础。但由于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存在差异,要实现二者有机衔接,一方面需要在顶层设计上,对产业政策的发展目标、作用对象以及路径策略进行及时调整;另一方面需要破解脱贫产业在实践中面临的产品销售困难、普通农户参与积极性有限、脱贫人口自主发展产业的能力不足、扶植政策缺乏连续性以及后续管理薄弱等困境。对此,围绕推动脱贫产业提质升级、丰富脱贫村产业结构、培育内生动力以及加强脱贫资产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韧性视角下我国产业扶贫的优化路径探析

产业扶贫作为当前我国的主要扶贫方式之一,在帮扶贫困地区完成脱贫过程中,自身暴露的很多问题使得产业扶贫出现了难以突破的瓶颈。因此,为全面、充分地认识并解决这些问题,基于韧性系统视角,以甘肃省定西市"蓝天模式"为案例,从治理主体、产业结构、资金来源、风险应对四个维度分析当前产业扶贫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