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依托城市社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分析——以绵阳市与“小小鸟”为个案

社会组织具有区别于政府和市场的独特优势,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绵阳市农民工的调查分析发现,农民工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较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尚不理想;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政府行为、城市社区与社会组织提供服务与帮助状况等因素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和进程之间呈显著相关,分析指出社会组织依托城市社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存在力量弱,缺乏认同与有效协同机制等困境。同时,通过对"小小鸟"进行个案分析,理清草根社会组织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措施。     

河南省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变动影响因素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要求,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是农民工实现市民化后能够与城镇居民同等地享受公共服务,核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城镇化进程。本文通过对河南省中小城市进行调研,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影响因素, 在度量分地区、分类型的基础上,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浅析城市农民工的职业对其市民化进程的影响

农民通过进城务工、经商等方式向城市转移,这是中国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方式之一.由于这些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的职业不同,他们的市民化水平也因此出现不同程度的分化.同时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边缘化状态对其市民化也是一种阻碍.因此,要提高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一方面农民工要树立发展观念,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和就业技能,同时政府也要积极发挥政策主导作用,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积极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市民化非嵌入性困境

农民工市民化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手段,但受农民工力图融入城市的主观能动性与城市生活的规则与其惯有方式对农民工排斥的影响,形成了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非嵌入性”困境.因此,分析农民工市民化“非嵌入性”困境的影响性因素,找到解决路径,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以宁夏为例

通过对宁夏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状况进行分析,认为由于受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城市社会文化以及农民工自身的高流动性等方面的制约,使得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较低,难以真正融入城市.为此,必须以政府为引导,消除制度障碍,健全保障体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形成有效的"推-拉"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成本及其财政分担机制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而"农民工市民化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本文选择宁波这一外来务工人员流入大市作为典型城市,在总结宁波外来务工人员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具体实践的基础上,确定农民工和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水平及其差距;通过测算存量农民工和增量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及财政投入,从逐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完善现行财政体制等提出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从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城市政府等提出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     

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共生与错位

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进程有着必然的共生关联,但是在实践中,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事实与迅猛的城镇化进程相分离。在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的经济驱动型特征与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给付型需要错位,国家推进人口城镇化的强意志与地方政府的弱反应形成反差,城市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存在矛盾。在城镇化发展中,要以“共享“为理念,重构农民工的城市权利;以“主体性”为依归,尊重农民工的市民化选择;以“均衡发展”为目标,拓宽农民工的发展路径。     

统筹城乡视域的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既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突破口或主线,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中心战略。农民工市民化包括了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等三个相互联系的时序环节,而且每一环节的推进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支持。由于特殊的二元制度使然,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缺失与制度不当同时并存,阻碍了市民化的进行。只有以统筹城乡发展为逻辑起点,进行农民工市民化的土地退出制度、户籍进入制度、社会保障融合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才能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享有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研究

农民工享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多少,备受学界和各级政府关注.本文构建基本公共服务指数估算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存量水平,依据城市政府颁布的居住证管理政策文件估算农民工对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可获得程度,在此基础上系统测量农民工实际享有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结果显示:居住证制度规则下,农民工享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成为可能,但实际享有水平约为存量水平的二分之一左右,其中在排他性服务领域农民工享有水平约为存量水平的三分之一;城市间农民工实际享有水平与存量水平呈现逆向分布特征,东部沿海等相对发达的城市拥有更高的服务存量,但农民工在这些城市并未享有更多的服务.城市政府开放基本公共服务的意愿而非提供服务的能力,是决定农民工实际享有水平的更重要因素.本文研究结果为劳动力市场农民工流动研究、农民工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决策安排提供了基础信息.     

新常态下农民工市民化的挑战及其应对

新常态下，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挑战表现在三个方面：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存在放缓倾向、农民工市民化稳定性存在减弱倾向与农民工市民化质量提升难度存在增加倾向。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提供匹配供给与需求的就业信息服务、降低农民工城市生活成本可有效应对新常态下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挑战，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全面发展。     

乐业才能安居——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考察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质量对女性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男性农民工,对高学历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低学历农民工,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质量通过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和住房质量,进而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农民工所获得公共服务正向调节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建议通过提高就业质量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来增强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基于参数可调均值迁移滤波实现筒子纱的识别检测

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从公共健康保障和收入相对剥夺双重视角考察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公共健康保障对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具有显著性影响,参加医保、接受公共健康教育改善了农村流动劳动力的自评健康状况且降低了患慢性病风险,但就近医疗服务机构距离越远,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则越差。收入相对剥夺对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产生了不利影响,即横向收入相对剥夺和纵向收入相对剥夺程度越严重,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水平越低。分群组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流动距离下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影响因素存在异质性。政府应从完善公共健康保障政策、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缓解收入相对剥夺等多个方面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水平。     

城市融入视角下的北京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状况

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文化融入逐渐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测度指标之一。利用北京市"城中村"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首都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消费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内容贫乏、满意度不高。闲暇时间少、收入低、社交网络窄是影响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消费的主要原因。据此,提出加强宣传,扩大农民工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知晓度,经常开展面向农民工的文化活动,充分发挥社区、企业以及社会组织在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方面的作用等建议。     

基于住房保障面不断扩大背景下的农民工住房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农村转移劳动力形成了城市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群体。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全国各个城市普遍存在着农民工生活居住条件差,居住条件改善缓慢,也没有把低收入农民工住房全部纳入城市保障性住房的保障范围。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需要强化各级政府在解决中低收入农民工家庭住房问题的主导作用,通过完善制度,把低收入农民工家庭纳入住房保障的范围,让农民工享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务。     

农村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新型城镇化下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内容,使用CFPS2010年和2016年数据,实证考察城镇地区劳动者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及其变化趋势,并分析不同户籍劳动者在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上的差异。研究发现：从2010年到2016年,我国城镇地区劳动者的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出现了显著的下降,但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始终高于城镇户籍劳动者,农村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降低的幅度也小于城镇户籍劳动者,由此造成不同户籍劳动者在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医疗保险和城市养老保险上的剥夺发生率较高,且两者对农村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具有较大贡献。进一步将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者分解为不同子群体,发现城镇不同户籍劳动者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的降低主要是由于最贫困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得到改善而实现的。     

习近平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思想研究

对于超过两亿的流动人口而言,社会融合是其市民化过程中最核心的需求。习近平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理论和实践中的重大问题都作了明确回答,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工作提供了基本原则和行动指南:一是要"维护好农民工合法权益",使"优者有其荣",促进政治融合;二是要"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保障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使"劳者有其得",促进经济融合;三是要"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使"工者有其居""孤者有其养",促进社区融合;四是要重视养成教育,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使"力者有其乐",促进心理文化融合;五是要"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让劳动者体面劳动",使"来者有其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融合;六是要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建设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推进新型城镇化,使"农者有其地""外者有其归",促进历史融合。     

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制度研究

作为一种全新的民事检察监督方式,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制度为2012年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所确立。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制度具有提升诉讼效率、促进案件合理分流、尊重审判独立等多方面的价值。但现有的制度设置也存在程序规则混乱、适用范围模糊,以及缺乏效力保障等诸多缺漏,需要从完善程序性规制、厘清适用范围以及建立效力保障机制等方面来予以完善。     

农民工可持续参与养老保险制度研究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而出现的特殊劳动群体。农民工为城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方面的原因不能与城镇居民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甚至是缺失,尤其是养老保险。虽然我国很多地区为农民工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但是由于其工作的短期性、流动性与参保的长期性、地域性相矛盾,使农民工不能持续参保,进而导致农民工参保率低与退保率高的现实性问题存在。从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制度的持续性出发,根据不同类别农民工自身的特点与影响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制度的因素两个方面,分析农民工应该选择何种养老保险制度,确保养老保险制度参与的可持续性。     

保障性住房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来自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证据

住房是农民工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安身立命之所,而建设保障性住房(简称“保障房”)是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关键举措之一.在此背景下,结合最新的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居住在保障房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仍然偏低,意味着针对农民工的保障房建设依然任重道远.第二,相比于租房,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加入其他解释变量后,结论保持一致.考虑到模型中潜在的选择性偏误,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建反事实框架加以纠正,并通过逆向概率加权法、逆向概率加权回归调整法、调整变量衡量方式等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第三,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相比于90后农民工,保障房对80后农民工的影响更明显.由此,提出要发挥保障房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作用,应当突出保障房建设的多样性与差异化、优先考虑就业居住超五年和80后农民工等方面实施更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制度改革举措.     

在新型城市化进程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

21世纪是中国城市化的世纪,也是大量农民工市民化的世纪。如何适应宏大的城市化运动,始终站在历史的高度,在发展中统筹城乡居民群体的权益,提升全体居民包括农民工的福祉,增强这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的幸福感,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立足于民生建设的时代背景,界定了农民工幸福感研究的相关概念,从薪酬待遇、身份地位、权益保护、教育培训、精神需求、体质体能、婚姻家庭等方面探索了农民工幸福感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而提升农民工幸福感的路径选择,则应着重在创新服务管理理念、完善政策制度、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三个方面寻求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