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兰尼的市场经济思想及其政治价值

卡尔·波兰尼批判自我调节的市场理念是乌托邦,自由市场和社会自我保护的“双重运动”使得自我调节的市场不可能实现,并由此构成社会的大转型。自由市场催生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本质上与人类的根本境况相关,人之境况是社会与政治的源泉,政治行动在维护社会与市场平衡中具有重要意义。政治价值规导下的互惠经济能够与社会友好合作,具有互惠性与公共性内涵,启示我们对市场的干预必须坚持公平的政治价值和回归公共性。     

礼物与互惠研究综述

在中国文化与社会当中,礼物与互惠是人们处事的重要原则。这种原则既是传统中国社会团结和社会公共性的文化根源,人们经由礼物与互惠达成共享;同时它也是当代中国重建社会公共性的重要借鉴。只有将本土的文化公共性根源与西方的公共性理论结合起来,才能重建中国社会的公共性。而礼物与互惠在文化层面对于社会团结和社会公共性的功能,在学界已有充分认识。文章分别从人类学与社会学的角度对学界有关礼物与互惠的研究进行梳理,并且指出现有研究缺陷,以期为当代中国社会秩序和公共性重建提供讨论的方向。     

礼物与互惠研究综述

在中国文化与社会当中,礼物与互惠是人们处事的重要原则.这种原则既是传统中国社会团结和社会公共性的文化根源,人们经由礼物与互惠达成共享;同时它也是当代中国重建社会公共性的重要借鉴.只有将本土的文化公共性根源与西方的公共性理论结合起来,才能重建中国社会的公共性.而礼物与互惠在文化层面对于社会团结和社会公共性的功能,在学界已有充分认识.文章分别从人类学与社会学的角度对学界有关礼物与互惠的研究进行梳理,并且指出现有研究缺陷,以期为当代中国社会秩序和公共性重建提供讨论的方向.     

熟人社会、面子与村庄公共性再生产

村庄公共性关涉基层社会内生性秩序,重建公共性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面子”是发育在熟人社会中的价值共识和行为规范,是实现村庄公共性再生产的可行机制。通过解构村民面子交换、面子积累和面子竞争的日常性生活实践行为,发现面子具有功能互惠性、社会交互性、伦理价值性三重逻辑,能依托熟人社会中人情关系的长期性、舆论公道的有效性和道德伦理的约束性,以亏欠-补偿机制、嵌入-转化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生产出公共交往、公共规则和公共精神,实现村庄公共性的再生产。存在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面子具有可塑性,既秉持着传统的控制功能,又可以嵌入新的价值内涵,有必要强化国家权力对面子观的引导功能,使其在村庄公共性再生产中发挥出积极效应,以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平衡增强农村内部发展动力,重构稳定有序的乡村秩序。     

治理视阈中的公共性

在治理的视阈中,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都蕴涵着一定的公共性,公共性具有特定的语境和含义.公共性是国家、市场与市民社会合作的基础及联系的纽带.同时,公共性的价值目标在国家、市场与市民社会的治理中得以实现.治理的公共性以公共利益为起点,以公共领域为场域,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治理的特定活动中,公共性产生于公共领域,同时,公共领域为公共性的实现搭建交流合作的桥梁.由此,公共性表现为系统共生、协同共治和持续共享的特质,实现善治.     

当前公共政治文化建构含义

当今公共领域最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异质性但价值混乱，这根源于公共政治文化的缺位。单位社会治理无法解决公共社会治理的价值共享和利益共享问题，（所以）也不能在个体与公共组织之间建立新的文化和政治联系，换言之，对于公共领域而言，公共法律的功能是调整人们的基本关系，但公共政治文化才使公共领域具有价值和意义。因此，建构公共领域价值的关键在于重塑公共政治文化，这要求公共组织的基本任务是建构现代公共性社会关系，而且后者形成的政治与文化联合体建立在利益组织化协调机制与社会公正维护机制紧密无间的政治联系上。     

新公共性:食品安全作为一个社会学议题

食品安全问题不完全是一个科学命题,对食品安全的完整理解尚需要在社会学公共性格局的相关理论中寻找答案。西方社会在自由市场发展的特定阶段,也都经历了食品安全危机的阵痛,其随后应对食品安全危机的措施可以概括为公共性结构的调整。克服食品安全危机有赖于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形成一种积极沟通的新公共性格局;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食品安全风险也有全球化的趋势,因此,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人类安全视野须要被纳入到新公共性格局的生产之中。     

论精神公共性危机及其重建

由人的本质所决定,在人的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公共性的有无问题,存在的只是公共性的多少和实现方式问题。考察公共性的原始发生有两个基本的路径:系统论的奠基;生成论的奠基。前者讨论的是公共性何以可能的问题,亦即根据问题;后者研究的是公共性如何可能的问题,亦即环境与条件问题。在系统论奠基的视野内,公共性的需要奠基于人的片面性和非自足性之上;在生成论奠基的框架内,公共性表现为通过交换、交往,简言之通过合作所产生的"合作剩余"。"合作剩余"是公共性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的丰富性、全面性和多样性的重要表现。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创造公共性和实现公共性的过程。实质上,公共性的生成论奠基乃是系统论奠基的历史展开形式,这种历史展开主要有机械和有机两种方式;而就公共性的表现形态看,有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文化精神形态三种形式,经济形态的公共性是基本的,政治形态的公共性是核心的,精神形态的公共性乃是终极的。无论何种形态,公共性的内容便是公共价值,而生成公共价值必须公开且充分运用公共理性。在市场社会,三种形态的公共性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在世界历史交往不断普遍化和深化的背景下,尽管经济的和政治的公共性存在着诸多问题,但精神形态之公共性的危机却是根本性的、全局性的。     

对当代中国社会公共性理念的反思——立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人文价值诉求

构建“和谐社会”治理目标的出台,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和谐社会”,本质上便是一个“公共性社会”,“公共性”的人文价值诉求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和当然之则。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本位特质,导致了当代中国社会公共性的缺失。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强烈呼拳着对新型公共性的关注,构建新型公共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和手段。只有立足于“公共性”人文价值诉求基础之上构建和谐社会,才能把我们的社会建设得更加美好与和谐。     

事实、价值与政治科学

政治是基于社会共同利益（具有阶级性与公共性的、建立在对抗之上的阶级社会的共同利益）──一定客观条件下利益相互冲突的人们得以生存、发展的共同条件，其核心是适应一定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生产方式──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新规范。政治现实是客观的＂事实＂；政治的事实又具有＂意义＂。关于政治事实的事实判断与关于政治事实的价值判断，在＂真＂与＂善＂辩证统一的基础上达到统一。这两种统一的共同根据就是一定时代中二重性的社会共同利益。     

价值、结构与行动: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性评价的三维分析

社会组织公共性是指社会组织在维护组织成员利益、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善的行为与理念。对社会组织公共性的发展状况进行客观的分析与评价,有利于解决当下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性生产过程中面临的危机与困境。文章通过对公共性理论、组织理论、组织公共性测评等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的梳理,构建了基于价值、结构和行动三维的社会组织公共性评价的分析框架,从理念的包容性、利益的利他性、法律身份、资源获取、产权形式、治理结构、网络关系、社会服务、政治参与、公信力等十个方面具体展开评论。希望以此在公共性的抽象理念与社会组织实践领域之间搭建沟通桥梁,推动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和公共性的再生产。     

哈贝马斯论公共领域政治功能的实现

哈贝马斯理想的公共领域就是“市民阶级的公共领域”,或自由主义模式的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详尽分析了市民阶级公共领域获得政治功能的历史进程,并据此论述了市民阶级公共领域之政治功能所具有的实践意义它保证理性地解决政治问题,而不再诉诸赤裸裸的暴力,以社会交往的理性化促成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的理性化;它赋予市民社会自我调节机制以规范化了的地位,并以自身坚持的公共性原则,成就了一种适合市民社会需要的国家权力。     

社会资本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社会资本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呈现为互相影响、彼此依赖的关系。社会资本以其普遍信任的粘合性、互惠规范的约束性、公民参与网络的公共性驱动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有效运转;反过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又以其理念的现代性与民主性、主体的多元性与理性、过程的程序性与合作性、结果的公共性与合法性不断催生和强化着普遍信任、产生和矫正着互惠规范、密集和丰富着公民参与网络。新形势下,只有积极促成传统型社会资本向公民型社会资本的现代再造,才能为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不竭动力。     

从"公共性"的开显到"善治"的践履——试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新理念

新时期我国提出进行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和执政要求,标志着我国政府职能和执政理念的重大突破。进行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就是要澄明和守护公共性。公共性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价值坐标。从＂统治＂到＂善治＂,既是彰显政治公共性的历史必然,也反映了进行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政治理念变革。     

土地秩序的政治底蕴

立足村庄社会基础，从土地的社会生命、价值属性和制度实践出发，阐释土地秩序的弹性，揭示土地秩序的政治底蕴。土地秩序定义了土地价值实现的路径和空间，凝结并沉淀了厚重的村庄生活政治内容。集体土地制度实践通过嵌入土地秩序的社会历史脉络，彰显了土地秩序的连带性、公共性和动态性，促进了村庄秩序整合与土地价值实现。以土地秩序作为政治分析的起点，在真实具体的乡村社会和制度结构中还原土地的政治社会学意涵，有利于进一步拓展乡村政治的研究视域。     

试论传媒规制的正当性:产业与事业的双重视角

从产业的角度出发,传媒规制的正当性主要来源于对市场失灵风险的预期,具体包括:传媒产品(内容)是“公共物品”和“有益品”;传媒业趋于集中和自然垄断;传媒具有显著的外部性特征;传媒市场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从事业的角度出发,传媒负载着丰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价值,在社会功能上具有明显的公共性特征,也为传媒规制提供了正当性的依据.     

论自由主义新闻业生存的市场逻辑

古典自由主义在经济上的诉求主要体现为保护私有财产,倡导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其核心是对自由市场的信念以及在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中人类伦理道德的信念.近代以来兴起的新闻传媒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门类,这一经济活动同样不能游离于普遍的市场法则.新闻传媒业作为一个承载权利和义务的精神产品生产行业,确保其置于多元化的经济结构中意义尤其重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意见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新闻业依靠向特定受众提供信息、思想和观点而获得生存机会,自由市场具有自我平衡的功能,它可以兼容各种不同的信息、思想和观点,媒介所有者的逐利本质并不会造成媒体的堕落,这不仅因为人是有理性的,人类在整体上来说总是会对包括新闻产品在内的精神文化产品作出理性的选择,而且还因为人类的伦理道德与市场本身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意义” 的建构——儒家乌托邦的特点及其在传统中国的政治功能

儒家乌托邦经历了两个形态的演变。_“文本中的乌托邦_”类似西方的蓝图-偶像崇拜式乌托邦，_“语境中的乌托邦_”则逐渐淡化了社会蓝图规划以及弥赛亚式偶像崇拜的经验内容，消解了转向社会运动可行性，抽象化为近似布洛赫式的超验乌托邦，从而在现实政治之上构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意义世界，为质疑、反思现实政治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王朝国家的属性，使之在_“私天下_”之外有了一定公共性、自主性以及自我调节机制。考察儒家乌托邦的这种历史演变轨迹及其政治功能，或许有助于拿捏政治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最佳平衡点，提升人类的政治智慧。     

利益清除中的政府回归——基于公共性重塑的讨论

利益集团是政治的一部分,但与政府的价值分离.在利益集团捆绑政府之后,基于公共性之上的制度一定会被扭曲,而扭曲的公共政策就难以获得普遍的支持.现代政府必须避免为利益所俘获,在政府与利益分离的过程中,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力的分离.在此基础上,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经济利益进入市场而不是进入政府,让社会利益进入政治而非政府过程,从而切断政府过程与利益过程中的权力利润交换渠道,优化公共政策途径,重新塑造政府角色的公共性.     

论“双向运动”与现代社会法的兴起

社会法并非自古就有的部门法,学界一般认为,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看不见的市场之手"的失灵和社会风险、经济不确定性的日益加剧,社会法由此兴起.本文从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出发,并结合形式法范式到实质法范式的法律发展轨迹,分析、探讨了"双向运动"对现代社会法的深刻影响.最后得出结论,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对社会法的兴起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为弥补形式法范式法律的不足以及面对日益增加的社会风险,带有追求实质正义气质的现代社会法从"双向运动"中被发现并逐渐兴起;在反市场扩张的社会保护运动中所彰显的劳动力"去商品化"理念是现代社会法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核心;对社会自我保护本能的承认和实现,就是最初的社会法制度形式,或者说,是社会法制度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