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拆迁冲突公共治理的文化价值视域

社会公共治理强调公共权力部门、营利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之间建立合作导向的协商机制,这要求它们在化解城市拆迁冲突的文化价值方面达成观念上的共识,这也是民间力量推动城市拆迁制度变革的努力方向。制度建构与维持的精神根源是文化信念,因此,尽管拆迁冲突的直接诱因是制度不善导致利益分配不公,但其社会心理因素却是城市拆迁缺乏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对民生的文化价值伦理的关注;当前,城市拆迁冲突的制度化治理也同样存在文化价值障碍。如此,拆迁冲突情境介入者(拆迁人、被拆迁人和地方公共权力部门)的文化价值更新和社会的文化价值重建对于拆迁冲突的公共治理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也只有建立在深刻认识中国现实文化价值的特质及其与现代民主文化价值差别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对于中国合作治理城市拆迁冲突的根本性的路径选择。     

我国马拉松赛事供给质量治理

马拉松赛事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消费品，其供给过程归属城市特殊事件，其供给质量辐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态等领域公共治理镜像。马拉松赛事供给质量治理是多维利益博弈、多元主体参与的复杂系统。马拉松赛事供给主体的多元性使得其供给质量受“个域”共同体限制，存在外在合乎规定性质量评定问题、放射式质量治理权力问题以及反应式逆向质量决策问题等。马拉松赛事供给质量治理应推进治理的公共善意，实现供给质量治理的“公共理性”，达成供给质量善治的“公共的善”；同时，应构建共担共治共享共赢机制，建立治理共同体，明晰治理关系，调控治理全过程，以助推马拉松赛事公共领域发展的共生共赢。     

公共理性:协商、公共服务与协同善治

公共理性确立于基本道德与政治价值之最深层次,是民主社会宪政体制的理性前提,是价值多元主义的整合机制。它涵摄着协商与公共服务双重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公众的权利理性、道德走向与精神建构,决定着公权运行者的运权理性、道德姿态与政治智慧。它在实践中以协同善治为价值旨归,倡导公民社会与公权领域携手治理公共事务,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公共善"与国家正义事业。     

转型期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自治体系的重要制度安排,能够有效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其独特优势。转型期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面临制度与观念约束、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冲突、内部失序与外部失范并存等多重困境,需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外部治理环境、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建设参与型政治文化等途径,实现非政府组织有效参与公共危机治理。     

核心行动者与当前我国公共理性、政治公共空间的构建

公共理性是建构社会合作系统与良序社会的核心理念,政治公共空间则为公共理性的展开提供前提条件。"制度——核心行动者"分析框架为考察当前我国公共理性与政治公共空间的构建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范式,依据这一范式的公共理性构建呈现为以执政党为核心行动者推动民生政治、公民政治与共和政治的进路,政治公共空间构建则体现为执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在不同领域作为核心行动者的建构方式。     

公共精神生成的中西比较:现代国家治理视界的观照

公共精神兴衰与公共领域兴衰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不同关系组合不仅在某种程度上规制着公共领域的发展,也规制着公共精神的发展。基于现代国家治理的视界,观照公共精神生成的中西实践,可以看出二者在利益立场、现实底板和价值导向等层面存在异质性,在生成空间、生成进路与生成力量等层面存在交集性。从二者比较中也可以得出现代公共精神生成需要市场正义、政治正义、文化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力量支持。     

民生本位时代的财政公共性——基于公共福利价值目标视角的分析

社会转型时期,民众对公共产品需求的不断增长与财政对民众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是当代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主要矛盾。引致这一矛盾的根源在于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存在的缺陷。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缺陷,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价值理念以及与价值理念相应的"公共性文化"与"公益文化"理念的支撑。当今时代迫切需要确立"公平公正"、"公共利益最大化"与"公民权利"的公共福利新价值目标,通过价值文化背景的改善和多元利益主体的博弈均衡,重塑一种新的符合民情民意与"民生本位"价值理念的合理的利益均衡机制与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以实现社会多元利益主体的"理性"合作与公共福利的最大化,并促使能够充分体现"公益文化"与"公共性文化"理念的公民社会的形成。     

治理视阈中的公共性

在治理的视阈中,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都蕴涵着一定的公共性,公共性具有特定的语境和含义.公共性是国家、市场与市民社会合作的基础及联系的纽带.同时,公共性的价值目标在国家、市场与市民社会的治理中得以实现.治理的公共性以公共利益为起点,以公共领域为场域,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治理的特定活动中,公共性产生于公共领域,同时,公共领域为公共性的实现搭建交流合作的桥梁.由此,公共性表现为系统共生、协同共治和持续共享的特质,实现善治.     

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跨界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其有效治理需要构建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性框架。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的多元行动主体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政府是责任终极承担者，军队是巨灾应对中的突击者，企业是应急产品提供者，社会组织是重要补充者，公民是关键支持者等。同时，多元行动主体在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又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政府为职责驱动与政绩追求，军队为军地平行关系下的合作驱动，企业为逐利导向下的社会责任担当，社会组织为公共价值驱动的自组织机制，公民为“经济人”理性与公共精神。多元行动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产生了不同的互动关系，主要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主体和公民等。遵循行动者网络构建的一般规律，从转译的不同阶段提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具体策略：在问题呈现阶段确立共同目标，在利益赋予阶段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在征召和动员阶段形成责任共同体。     

公共利益与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核心途径。公共利益在公共治理中具有的重大功能可以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得以体现。公共利益所反映的是,在多元社会的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利益相关者在利益和利益分配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如何体现和实现公共利益,以下几个方面是重要的:公共治理是否尊重了人的尊严和保护了公民的权利;公共治理是否体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弱势群体利益优先;公共治理是否超越了特殊利益集团、部门、地方和短期的利益;公共治理是否尊重了科学与理性;公共治理的过程是否开放和尊重了民意、遵循了正当程序和社会公认的伦理和道德标准。     

理解公共人类学学科内涵的四个维度

公共人类学的知识和成果要面向社会公众,民族志写作要做到思想是深刻的,但表达却是通俗的,并借助大众媒介传播人类学知识、主张和观点,使民族志成为跨专业的乃至公众的读物。公共人类学是“为公众思考”的人类学,应带着强烈的公共关怀意识,站在民众的立场服务于社会公众,为社会大众的福祉进行呼吁和辩护。公共人类学将公共领域作为一个“新的研究对象”予以常规化,其田野调查点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小社区或村落,可以是现代社会中随处可见的公共场所。公共人类学家参与公共事务的角色不仅仅是提出忠告或建议,应从麻烦解决者转变为决策者,从参与者转变为管理者。公共人类学研究者应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和道德担当意识,不仅要传播人类学知识、文化多样性知识,而且要充分利用学科优势和专业知识,引领新时代的价值观念,对人类的前途命运抱有终极关怀。     

我国“公众新闻”的特征及其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

公众新闻是建立在"公众"问题上的一个概念。公众新闻的任务是使新闻能不断滋养生机勃勃的民主,不只是作为一种新闻方式,而更是作为一种普通人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方式。从美国发源的公众新闻理论,很快在我国大众传媒土壤上生长起来,这种以公众与民主政治的密切关系为核心的新闻实践在国内许多媒体的尝试下,结合民生新闻的做法,很快成为我国公共领域中重要的部分,对当地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起到重要影响。本文对比分析了公众新闻在我国的外部特征,并为其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做出了评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参与有序化的现实考察

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准确理解公共参与本质与价值的重要观察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生活实践中,公共参与容量的有限性与局限性、公共参与行为的随意性与情绪性、公共参与限度的过度性与低度性,是公共参与有序化的现实困境;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张力失衡、私人偏好与公共偏好的内在循环、社会转型与民主诉求的现实挑战,是当前公共参与有序化的困境缘由;促进利益共享、厚实民生基础以提升公共参与的人民伟力,推进制度公正、依据制度供给以提升公共参与的规范程度,健全社会支持、依托社会组织以提升公共参与的组织支撑,培育主体素养、依靠实践自觉以提升公共参与的文明水平,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参与有序化的现实进路。     

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的偏失与矫正——基于公共管理的视角

公共性是公共管理的基本价值观和实践的根本,但是在强调对以“效率”为核心的管理主义工具运用的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浪潮中,这种公共性面临着危机。文章以公共管理的视角来审视公共经济管理的公共性偏失问题,并试图提出矫正的建议。     

论社会主义公共社会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公共服务”和“服务型政府”的概念，标志着中国社会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公共社会”时期。“公共社会”是一个讲究和注重公共产品、公共机制、公共权力和公共服务的社会。从历史上看，当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它及其所有制性质的认识和设想还是初步的、模糊的，而如今，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整体存在并和谐发展的公共社会。社会主义的公共社会是以“公共所有”为基础，以“公共权益”为纽带，以“服务型政府”为上层建筑的。这样，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把“公有”转变为“共有”，然后再组合为“公共所有”的问题。     

公物利用之实现公共利益的域外考察

公物的本质在于提供公众使用，公物利用的核心就是公共利益如何得以实现。但是由于公共利益概念过于抽象，难以对其界定却又不得不面对。纵观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法国经历了从公用到公共服务的演变，而美国通过学说和判例不断拓展公共利益的内涵。鉴于公物利用的本质在于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共利益，因此，面对公物利用中诸多利益的冲突，在界定公共利益时应进行合理的利益衡量，以确保公共利益是最大限度的合理的利益。     

我国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提升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公众参与正步入健康有序的轨道。然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多元化使我国传统的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政策制定的方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实践中,我国现阶段的公众参与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的不足。本文拟从描述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和提升措施两个方面对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加以论述,以启发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认识和提供进一步分析的思路。     

公共行政管理的伦理基础

长期以来 ,行政管理学界高扬效率、忽视伦理的主题定位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行政管理学研究向纵深领域的发展。公共行政管理从产生时起就与某种伦理价值观相联系 ;公共行政管理必须围绕着“公共利益”而建构和运作起来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 ,公共行政管理具有对公众负责、公正、合法性、多样性、正义等特征。结合行政管理的过程分析 ,公共行政管理的伦理规范主要内容为公益至上、有害不为、慎用权力、社会责任、平等竞争、增进信任。这些规范为公共行政管理奠定了伦理基础     

论公物的概念、权利属性及其适用

公物是指以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目的,由行政主体支配或管领的物.其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公物设定的目的在于满足公共利益;二是公物是由国家或公共团体支配和管领的.公物主要包括公务用公物与公众用公物.公物所有权仍然属于民法上的所有权,但应该受到公共利益这一目的的限制.中国<物权法>应该引进公物的概念,对国家所有权的客体予以科学的划分.     

公共生产力的界定、分析框架及改进

作为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个新概念,公共生产力已然成为衡量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准和反映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显著标志。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公共生产力研究为进一步解读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提升政府管理能力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经济、管理、政治、法律及伦理这五个要素为公共生产力研究提供了多维视角和基本的分析框架。要提高公共生产力必须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引入市场和竞争机制,重视推动组织机构改革和管理技术创新,进一步提升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水平,强化依法行政,加强公共部门的公共伦理建设,并重视建立相应的公共生产力评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