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比较研究

早在19世纪末,西方学者便开始了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20世纪初,林传甲和黄人分别编写《中国文学史》,拉开了中国学者撰写本国文学史的序幕。迄今为止,学界已有数百本中国文学史著述问世。中国学者所著文学史,在文学理念、编写模式和文体分类等方面一直深受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但随着近年来研究思路的改变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已经呈现出由整体“趋同”向“趋异”转变的走势。《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著作,便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在中西方的差异。     

儿童文学史的一体化书写——梅杰专著《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评析

梅杰的《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将个人立场与历史细部相结合,坚持还原历史,论从史出。这一重写不仅以新的史料质疑了部分儿童文学研究的主流定论,也探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古今关系、儿童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儿童本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儿童文学作家主体性与作品成就之间的关系、作家作品在不同时代的传承影响关系等。这些关系有所区分地整合进了文学史的叙录评断之中,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体化书写范式。“儿童本位”论与“泛儿童文学”观的对照书写,突显了中国儿童文学观的历史演变进程及“儿童本位”的重要意义,对此后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撰写、儿童文学的创作与批评以及儿童文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都有重要价值。     

“区域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实践及理论建构

区域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实绩来源于区域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学史批评的不断增长。区域女性文学史写作是对传统的文学史理念和写作模式的突破,也是对女性文学史批评的细化。区域女性文学史是女性文学批评、文学地理学批评、文化生态研究等多种批评融合视阈的产物。区域女性文学史,是在区域的地理和文化版图上绘制“女性文学地图”,探寻女作家的“地理籍贯”,开掘女性文学的“地理基因”,阐释其具有“区域地标”意义的地理意象,探寻女性文学的地理叙事特点,发现女性文学区域性文化和审美差异,从而建构中国女性文学生态化格局。     

用大气派叙写民族文学智慧的新气象——21世纪文学史写作的几个关键词评析

文章认为文学史写作并不是对文学史实的单纯记录,而是以文学的情怀书写民族文学智慧,并据此对“打通”中国文学/古今演变、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回到文学史发生现场等目前文学史写作的热门话题进行了评析,认为这些命题都是用大气派叙写民族文学智慧的新气象。     

作为文学史写作资源的“作家论”——“现当代文学学科史”研究随笔之一

本文属于现代文学学科史的研究,评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比较有影响的作家作品评论,特别是茅盾、钱杏、李健吾、沈从文等写的作家论,重点考察了这些评论所体现的对文学史想象的空间,以及这些“当代评论”与文学史研究之间的张力。文章注意到“作家论”如何成为一种独特的批评文体,以及这些评论在后人建构文学史中所起到的作用。     

《百年流变——中国视野下的英国文学史书写》简介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段汉武教授撰,海洋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该书全面回顾和梳理了百年来中国学者书写英国文学史的成果,归纳、分析和研究了中国学者在英国文学史书写中对诸多问题的处理,包括文学史观问题,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文学史叙述中的     

论台湾学者皮述民等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

至今,大陆已经编撰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可说是种类繁多,相关述评也是随之繁盛,但由于大多编撰及相关研究对台港及海外的同类文学史著视而不见,欠缺平行比照的视野,这无疑使得我们的文学史编撰始终是自说自话。而台湾学者皮述民等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在文学史命名与整体流变的勾勒,台湾与大陆文学的并行书写,历史性与文学性的融汇等方面所进行的努力,或可作为我们的镜鉴[1]。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反思与重建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真正创建于1950年,它是一种国家行为.创建之初它显示的功能则是利多弊少,即利于书写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史,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史的建构,利于突出新文学系统中左翼文学的主导地位和轴心价值,利于国家主流话语对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政治诉求的实现,也利于满足研究主体或接受主体对中国新文学的教与学的热切期待;若是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去研究或书写,它不失为一种开创性的新文学史叙述模式.但是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幻,完全把新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纳入“兴无灭资”的大批判框架,直至“文革”,使新文学史学的弊端完全暴露.经过“拨乱反正”使本学科的功能得到恢复,并以人本思想或现代性意识取代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然而本学科固有的时空维度的局限性却始终不能解决,惟有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才能拓展文学史研究并书写现代中国的大文学史.     

话语权与汉语世界的《法国文学史》

话语权会对文学史的发展与书写带来影响。从1922年12月李璜编著的《法国文学史》至今,在中国出版的《法国文学史》已经超过五十部。汉语世界的《法国文学史》出版受到主流话语的制约与影响:文化差异使得我国学者"拒绝借用"法国学者所著的本国文学史;阶级话语理论对汉语世界的《法国文学史》出版及写作情况带来长时间的影响;《法国文学史》的编写在以读者需求为主的出版市场面前受到出版社选题策划的约束和影响,在写作风格上文学史写作者难免会在个人学术著作与面向教学的教材之间进行抉择。     

论京派文学的边缘写作及其文学史地位

20世纪30年代的大陆文坛，被很多论者冠以“革命”的特征，五四扁蒙的澎湃浪潮在革命的时代自觉地转变成为革命的话语：在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以书写底层群众、追求文学艺术美的京派是特别的一道风景。尽管京派在随后的历史浪潮中逐渐隐退，但笔者认为，他们所秉持的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创作理念是20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一脉相承的延续，他们的文学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社会批评方法与文学史的现实型态

社会批评方法在文学史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进入２０世纪后，在文学史的批评中先后出现了经济形态型、政治形态型和社会功能型等几大类型。近年来，文学史批评呈现出多元化的势态。在与其他批评方法结合的过程中，社会批评越来越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进而在文学史的研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近30年中国对俄苏文学史的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近30年时间里,中国学者出版了几十部不同类型的俄苏文学史著作.如果以十年为界的话,这30年大体可以分为1980年代的复苏期、1990年代的发展期和新世纪以来的活跃期三个时段.剖析近30年中国俄苏文学史研究的基本面貌、“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和文学史观的变化,以及对通史、断代史、文体史等几种样式的已有成果,可以考察近30年中国对俄苏文学的研究.有三点值得关注:第一,凸现文学史建构的整体意识；第二,倡导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革新；第三,坚持中国学者的立场.     

中国文学史杨慎书写评议

杨慎对诗、文、词、散曲、杂剧及赋、弹词等文学创作都有涉猎,创作十分丰富。历代对其创作尤其是对其诗、散曲、词的评价较高。截至2018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一般都对杨慎及其创作有介绍书写,评价或高或低,但也有个别《文学史》对杨慎只字不提。杨慎的文学史书写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学史中呈起伏不平状态,这样的起伏不平主要有其身份、大礼议事件、作品书写内容及对其研究不够等原因。杨慎文学史书写篇幅偏少、评价偏低,这与其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不相称。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性别权力——以茅盾的女作家作品论为例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史上,茅盾始终关注着女性创作,他的女作家作品论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说服力。通过茅盾不同时期的女性作家研究,可以探析女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之间的关系,阐释中国现代文学史性别权力的客观存在以及女作家在文学史中劣势地位的成因,进而提出避免单一的社会批评为文学史写作的标准,注重女性创作的某些特质,以期改变女性在文学书写中的边缘地位,为女性创作更多地进入文学创作的主流话语情境提供更大的可能性空间。     

文学史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指的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在90年代后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史料中,由于时代语境的重要变化,“主流文学”又经历了一个不断被改写、强化或质疑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文学史著作的多元立场,使原有的文学史定论“重新”成为一个被讨论的对象。这就需要清理这些知识分歧,还原深层次的历史活动,讨论“重写文学史”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文学史的“重写”,实际反映了社会与文学意识形态在转型期的多变性、不确定性,学科的重组和建设,将会经历一个深刻的历史变化。     

有关“当代文学”合法性的论争

所谓"当代文学"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文学。这一概念的生成是多种历史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的合法性不断遭受着挑战,"当代文学"的名称、归属、"当代文学史"的书写等问题都成为了学者们质疑讨论的对象。有学者指出"当代文学"应仅用来指近十年的文学,之前的文学内容划入"现代文学"范畴;有的则认为"当代文学"应当作为一个文学批评的概念,指当下、当前的文学;还有的学者认为应该用"现代中国文学史"来取代"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     

欧美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文学史观与编纂方式

欧美早期中国文学史以独特的域外立场、新颖的研究视角呈现出与国内文学史书写截然不同的编纂理念、理论分析，为中国文学史书写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在资料采择上，欧美早期中国文学史重视对源文献的摘录与译介，尊崇并大量纳入儒学经典文献，具有泛文化的文献采择视野；在文学观上，既遵从中国古代固有的文学观念，又受到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影响，整体秉持折中式的中国大文学观，认为其以儒学为主体、以政治功利为导向；在文学史观上，注重社会历史、王朝政治等外部因素对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认为儒学思想的主导地位致使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有稽古守旧、作伪深重的特点，同时重视发掘其中的文化因素，并十分推崇民间文学；在编纂方式上，采用时代、主题、文类兼而并行的组织构架，从中国语言文字谈起，将背景知识、作家生平、作品内容简介作为编纂的主体，体现了含混通俗的特征。     

困境与出路--新文学史学简论

“历史”在本质上是一种依赖于人的主观判断而存在的“书写”行为,不同的“书写”主体总是会导致变化多端的“历史”形态。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写”,不能离开“虚构”的基本路线:一方面,文学史家必须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说话,保持最大限度的“客观”与“公正”;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作为历史的“预言家”说话,先验地裁决(假定)诸多无法充分证“实”或证“伪”的“历史现象”。     

“断裂性”与“当代文学史书写”

本文认为,对＂断裂性＂的研究直接影响到＂当代文学史书写＂研究的深入。引入＂断裂性＂视域,重视断裂性的文化内涵,有力的突显出文学史书写中对于叙述中的统一性和平顺性追求的文化底蕴,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代文学史书写＂的基本特质。     

重新解读被当代文学史书写遗忘的名家精品——郭澄清现象论

郭澄清以自成一家、成就卓越的短篇小说和史诗性的《大刀记》而跻身中国当代文学著名作家行列。但是由于所谓“文革文学空白论”、重写文学史反而对郭澄清产生了某种遮蔽与误读，这就是“郭澄清现象”。通过对郭澄清小说的解读，可以发现其对中国当代小说史的独特贡献，认识“郭澄清现象”的文学史价值，恢复其历史的本真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