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实践

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至关重要，而进化文学史观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它承续了我国古文论中之进化思想因素，又自觉借鉴了西方现代进化文学史观，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进化文学史观，以胡适、茅盾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尝试运用进化文学史观研究并书写了外国或中国文学史，显示出进化文学史观的主要功能特点与突出缺欠；进化文学史观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阶级论文学史观相比异大于同得小于失，同现代性文学史观相比同大于异失小于得，惟有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方可视为科学的文学史观。     

留学阵营的分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的形成——以徐志摩与郭沫若的同名诗作《留别日本》为例

郭沫若和徐志摩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两位诗人,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日的郭沫若和留欧美的徐志摩代表着两种不同文学流派和创作倾向:留欧美派倡导自由与独立,留日派坚持激进和功利。留学阵营的分化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的划分,迥异的越境体验和文化观念使得他们具备不同的基本风貌和独特的创作气质。留欧美学生的自由与独立和留日学生的激进与功利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体两面,代表着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两种传统、两副样貌,成为了中国新文学多元发展的支流和动力,他们分别以自己不同的创作观念和情感态度书写和创造着多元而有活力的现代文学景观。     

文学史实的概念分析与文学史的范式反思

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把文学史实当作自明的、毋须验证的基础来对待,文学史料学和文学编年强化了这一观念。文学史实这个概念本身也使研究者认为文学史实是历史中存在的事实的集合。为了指出这种观念的根本局限,必须引入范式以转换视角。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是在20世纪早期的文学史书写中形成了稳定的范式,文学史实也是此时锻造出来的概念,它恰好不是真的事实,而是在范式形成过程中塑造出来的理论观念。指出这一点,是为了引发对既有文学史范式的反思和重构。     

早期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的日本影响因素

日本接受西方"文学史"的叙述体例,尝试对中国文学进行通史性质的研究,明治时期日本学界人士兴起了中国文学史撰写的热潮.在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书写模式影响下,20世纪初叶的中国出现了大量以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为蓝本而撰写的文学史著作.日本文学史家的"文学"观影响到中国文学史家对"文学"的理解和定义,他们此期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呈现了这种文学观嬗变的历程.     

关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建设

中国文学研究界只有普遍具备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才能真正开辟有效协调国内多民族文学关系的健康局面，才能真正走上亲近与尊重国内各个兄弟民族文学的康庄道路。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意义包括：完善知识结构，补充历史书写，提升学术基点，丰富科学理念；需要从科学和政治两个层面，讲清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完成这一带有根本性的学术理念的转化，此任务业已历史性地落在当代学人们的肩拳。     

论解放区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文化和审美价值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解放区文学中大批出现的女性形象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与解放区独特的政治、制度、历史和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政治和制度文化支配下解放区文学观念、审美观念的巨大变移和创作主体的自觉追求密不可分。由于上述因素的决定和渗透，导致解放区文学中大批女性形象的出现，也导致解放区文学的女性形象具有较丰富的政治、历史、文化和审美蕴涵，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通过对解放区文学中女性形象及其文化与审美价值的分析开掘，会加深我们对解放区文学及其成就的认识，从而丰富和扩大我们对中国新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整体性审视     

“大系”与中国“新文学”本位观的确立

《中国新文学大系》首先是中国的“新文学”大系,是确立“新文学”本位观的一次集体行为.“大系”作为后启蒙时代的代表性书系,其意义就在于它坚持并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文化立场,以对新文学成就进行资料性、文献性总结的方式,对那些试图从不同方面否定“五四”新文学、否定启蒙主义文化思想者予以回应.“大系”以“新文学”为主体,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对文学史进行分期,从时间观念上对中国文学的秩序进行了新的梳理,并确立了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简论解放区文学的特点

本文就解放区文学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作了分析探讨，认为解放区文学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特点是鲜明的，文献是卓著的；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关于文学史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新编《中国文学史》总绪论

文学史是作为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的历史。要把文学当成文学来研究，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广阔的文化视角对文学史研究具有重要性。文学创作是文学史的主体，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是文学史的一翼，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翼。撰写文学史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方式，将过去惯用的评价式的语言换成描述性的语言，在描述中自然包含着评价。文学史既是当代人写的，又是为当代人写的，必定具有当代性。中国文学的演进是不平衡的。就其演进的内部因素而言，有雅与俗的相互影响与转变，各种文体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复古与革新之间的交替与碰撞，文与道的离合等。中国文学史可分为上古期、中古期和近古期，三古之内，又可细分七段。三古七段说虽然打破了朝代分期，是处理文学史分期问题的一种新的视角，但朝代分期仍可作为另一种视角，二者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浸润与连通：胡适现实主义文学观述论

胡适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是杜甫、白居易以及元稹等人之文学观念的清醒延续，尤其是白居易“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文学主张对其影响深巨。但西方体验对其文学观的形成也同样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开阔了其阅读视野，深化了文学体验，丰富了理论储备，使其文学观念产生了新变和质变。进化史观、实用主义哲学、近现代欧美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人道主义、“易卜生主义”等丰厚的西方文学文化资源有效充实并强化了他早期所接受的中国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观，使之逐渐凝结成一种中西连通、古今交融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在新文学的初创时期发挥了一定的导向作用。     

《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与钱锺书的文学观

钱锺书自20世纪30年代起即对文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不满,而以当时为主流学界所歧视的"词章之学"即文学批评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其文学观念集中体现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一文当中。钱锺书主张从功用及效果方面定义文学,认为文学特征有二,即动人与美感。文学史应该客观论述文学演变的内在脉络,而文学批评则当揭示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中国文学没有西方式的统一的"文学"概念,只有分体的观念。中国文学有严格的文体界限,注重从形式风格方面横向辨别各种文体的特征及相互之间的差异;同时也重视从题材内容方面纵向衡定各种文体及同一文体内部各作品的价值高低。与胡适的文学史论述不同,钱锺书认为宋以前文学史只有雅言文学传统,而宋以后才有雅言、俗语两个文学传统。其文学观在当时独树一帜,在今天仍有参考意义。     

用大气派叙写民族文学智慧的新气象——21世纪文学史写作的几个关键词评析

文章认为文学史写作并不是对文学史实的单纯记录,而是以文学的情怀书写民族文学智慧,并据此对“打通”中国文学/古今演变、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回到文学史发生现场等目前文学史写作的热门话题进行了评析,认为这些命题都是用大气派叙写民族文学智慧的新气象。     

“鸿都门学”事件考论——从文学与儒学关系、选举及汉末政治等方面着眼

汉灵帝设立“鸿都门学”宠用辞赋之士，招致了朝臣的激烈谏议，成为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同时也是汉末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历来学者虽有论及此事，但缺少深入的研究。本文首先从汉代文学与儒学的复杂关系入手，展示鸿都门学的设立在学术上多方面的背景；然后通过分析汉代选举制度的常规，指出激发“鸿都门学事件”之深层原因在于触动汉代以德行儒术为内容、以乡举里选为规范的人才选举制度。论文还认为鸿都门学事件与党锢事件联系在一起，与东汉以来逐渐形成的衣冠大族与单家寒门的社会阶层结构也有内在的关系。论文的写作目的也在于通过鸿都门学士事件的考论，展示汉代儒学与文学的关系、汉末文学的发展态势及其所处的复杂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背景。     

河南文化与河南文学——梁鸿《在边缘与中心之间——20世纪河南文学》序

中国汉文化传统是由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共同构成的：其一是以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为基础的殷商文化传统,其二是以周灭殷之后建立的分封制国家为基础的周文化传统。前者是以上下等级森严的政治关系为主体的权力文化,后者是以家庭人伦关系为主体的人文文化。周之后,殷商文化传统并没有完全灭亡,只将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人文文化作为中国汉文化统一的文化传统根本无法说明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儒学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一是先秦从孔子、孟子到稷下学派的东夷儒学、山东儒学,其二是从董仲舒到韩愈再到二程（程颢、程颐）的中原儒学,其三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南方儒学。东夷儒学是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儒学,是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愿望改善社会政治关系的儒学;中原儒学实际是以维护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为目的的官僚知识分子的儒学,从文化传统的意义上来说,中原儒学实际是被斩首了的殷商文化的一种换头术,是以周文化为头颅的殷商文化传统,儒家文化在中原儒家文化中被改造成了一种将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结合在一起的更加繁冗的政治权力文化;南方文化则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整个上层社会的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则是南方儒学的主要特征,这为现代新儒学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结合奠定了基础。本文还认为,当前河南人的问题实际是中国古代殷商文化趋于解体的表现,这给河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现实条件。     

多民族文学史观:怎样的“多民族”与如何“文学”?

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文学”与“怎样的多民族”.文学的“多民族”是基于不同的地理、气候、政治、经济、文化等自然、人文与社会因素中生长起来的族群差异性,在民族自身文学的书写与语演、形式与表达、审美与体验等一系列较之“他群”的“异质性”呈现.其实质是文学的多种民族语言行为的表达与书写.“多民族性”又造就了中华文化文学形式的多样性.在关注文字文学的同时,更应该加强对各民族语演文学的挖掘、鉴赏与研究.抵达多民族文学的存在方式,领悟多民族文学的语言艺术并与之进行沟通与交流,这有赖于一种创造性的阅读.     

从汉语传统中两种“文学”观念看第三次“重写文学史”的趋势

文学史的重写以一定的文学观念为基础,同时又要以古代中国的文献材料为研究对象。在方法上,必然要以观念来指导对材料的选择与解释。而通过考察汉语言传统中＂文学＂概念的流变发现,文学观念有一个由古代的经验总结模式向现代功能性移植模式的突变过程。如何弥合当代文学观念与传统文学实存之间的巨大差异,成为当下＂重写文学史＂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当代文学中的中外关系——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学社的讲演

从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的大小、深浅上来说,我们可以把世界文学分为三大部分:一是俄罗斯文学;二是欧美文学;三是拉美文学.由于复杂的地缘、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俄罗斯文学对当代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着种子和土壤一般的关系.而欧美文学对今天活跃在文坛上的一大批中青年作家来说,影响则更大,特别是那些20世纪的欧美作家.可以说引起了中国文学质的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完全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动机或者助推器,尤其是卡夫卡,还有拉美文学中的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当代文学今天这个样子.然而,要想在世界文学格局中获得显著的地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还需要真正从外国文学中汲取营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中国的现实与历史中打捞文学的精髓.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在今后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双脚踏在自己的土地上,与此同时打开视野,重新阅读和思考俄罗斯文学和拉美文学.     

张德瀛著《文学史》:一部值得关注的早期中国文学史

张德瀛的《文学史》,是广东籍学人撰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是在《钦定大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等法规的政治导向下编著而成的教科书,具有鲜明的官方正统教育特点,同时也在最大限度内表达了作者自己对于文学和文学史的基本看法,反映了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一般认知结构和理论水平,应该放到中国文学史学研究的层面来加以认识和重估。     

重写儒学史与古代史意识形态

儒学史需要重写。儒学史的书写,一直受到权力政治与价值偏执的干扰。重写儒学史,必须打破政治与文化的双重桎梏:一是晚清以来将中国的落后归诸儒学,因此产生的以文化因素解释中国政治落后的僵化观念;二是为了建构现代国家而确立起来的、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变迁固化下来的中国一直落后的古代史意识形态观念。正是两者的交相作用,造成儒学史书写中的意识形态扭曲。重写儒学史,需要确立起现代价值向度和现代知识取向:前者涉及重写儒学史的历史评价尺度,后者关系到重写儒学史的知识公度性。重写儒学史,目的不在重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派系独尊,而是在尊重儒学历史演进的基础上,为中国在现代转变中吸纳本土重要思想资源、开创新的思想创造局面奠基。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反思与重构--评王泽龙教授的《反思与重构》

自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已有50余年，其间编写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计其数。有什么样的文学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史。文学史的书写历史与学科的发展就是在不断的反思中重构的历史过程。华中师范大学王泽龙教授的著作《反思与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综论》（以下简称《综论》，新华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对近十年来现代文学研究中体现的文学史观作了自己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