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比较研究

早在19世纪末,西方学者便开始了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20世纪初,林传甲和黄人分别编写《中国文学史》,拉开了中国学者撰写本国文学史的序幕。迄今为止,学界已有数百本中国文学史著述问世。中国学者所著文学史,在文学理念、编写模式和文体分类等方面一直深受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但随着近年来研究思路的改变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已经呈现出由整体“趋同”向“趋异”转变的走势。《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著作,便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在中西方的差异。     

中国文学史的历史性与文学性

这篇学术对话主要涉及3个方面的问题:1.深入讨论了中国文学史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关系;"2.结合西方世界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最新进展,特别是"中国文学史"著作的书写情况(如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维克托.梅尔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和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介绍了西方世界的最新成果和研究信息;3.关于西方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们的治学心态、学术观念与内在感受。     

观念的博弈——林庚《中国文学史》之批评与反思

林庚的《中国文学史》是他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编撰的教材,其独特的撰述风格及学术观点,在当时和随后的接受与批评中,分歧颇多。以朱自清和王瑶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林著过度注重“诗”的感悟,“史”的价值减色很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林著遭到大规模的批判,但政治因素居多,与学术关系甚微。海外学者对林著的批评,亦颇见分歧:梁容若等秉持“全然于胸”的文学史整体观,强调通史应记录文学史识,反对林著以解决问题为中心,阐发新式文学史观。陈国球等则充分肯定林著独特的书写风貌,认为其彰显的“诗性逻辑”往往开示出文学艺术的精微之处。本世纪以降,林著再次受到当代学者集体性关注,这昭示着文学史书写审美意识的重申和诗性精神的回归。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反思与重建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真正创建于1950年,它是一种国家行为.创建之初它显示的功能则是利多弊少,即利于书写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史,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史的建构,利于突出新文学系统中左翼文学的主导地位和轴心价值,利于国家主流话语对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政治诉求的实现,也利于满足研究主体或接受主体对中国新文学的教与学的热切期待;若是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去研究或书写,它不失为一种开创性的新文学史叙述模式.但是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幻,完全把新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纳入“兴无灭资”的大批判框架,直至“文革”,使新文学史学的弊端完全暴露.经过“拨乱反正”使本学科的功能得到恢复,并以人本思想或现代性意识取代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然而本学科固有的时空维度的局限性却始终不能解决,惟有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才能拓展文学史研究并书写现代中国的大文学史.     

复制与重构——也谈英国文学史编写的"中国模式"

在过去的英国文学吏的编写中,存在两种模式,即英美模式与苏联模式.所谓"英美模式",是指20世纪50年代之前在中国出版的由中国人编写的英国文学史所遵循的模式.这种模式的英国文学史是和当初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相配合的,而英国文学的译介则和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密切相关,即所谓"求新声于异邦".不过,这类英国文学史基本上是英美同类著作的编译或者说"复制",而且都很简略.所谓"苏联模式",是指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中国出版的由中国人编写的英国文学史所遵循的模式.这种模式的英国文学史同样和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相配合,而英国文学的译介则和全民政治思想教育密切相关,即"文学为政治服务".这种模式虽然"系统性强"却有着致命缺点.于是,英国文学史编写的"中国化"问题即"中国模式"问题便成为学界必须面对的问题.英国文学史编写的"中国模式"应该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出发,以一种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审视和解读英国文学的发展,述写英国文学的历史变迁,使之既符合英国文学的原有事实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这方面,王佐良先生等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无疑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     

论台湾学者皮述民等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

至今,大陆已经编撰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可说是种类繁多,相关述评也是随之繁盛,但由于大多编撰及相关研究对台港及海外的同类文学史著视而不见,欠缺平行比照的视野,这无疑使得我们的文学史编撰始终是自说自话。而台湾学者皮述民等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在文学史命名与整体流变的勾勒,台湾与大陆文学的并行书写,历史性与文学性的融汇等方面所进行的努力,或可作为我们的镜鉴[1]。     

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现代中国文学史构建亟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的问题,一是对已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进行调整,惟有建构现代中国文学新学科方能适应书写现代中国全景观文学史的需要;二是确立涵括性大的具有普适‘性功能的价值评估体系,给多系统多元化的现代中国文学以公平合理的评价;三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旨在以史为鉴,自觉反思、追根溯源、探求规律是实现此宗旨的重要举措.     

论英国文学史的叙述模式

用叙述的方式来展现文学史的发展过程是最为普遍和有效的方法。选择何种叙述线索不仅是如何处理具体叙述的问题，而且体现了文学史家的史观、史识和史才。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编写和出版的英国文学史为研究对象，按照叙述线索和叙述侧重点的不同，将其叙述模式概括总结为四种，即以理论观念预设为主线，以文学体裁为主线，以重要作家为主线和综合多种因素为主线的叙述模式。同时举例分析了上述叙述模式各自的特点，并从中挖掘中国学者在构建文学史框架时所体现的史观、撰写标准和本土意识。总之，多角度、多元化的叙述模式体现了中国学者在英国文学史写作方面日臻完善的叙述技巧和不断突破与创新的主体意识。     

论文学史的构成方式与文学史观

本文从九十年代出版的两部当代文学史入手,分别从文学史的叙事方式、构成方式以及文学史观三个方面就文学史的写作方式进行历史纵向地梳理与探讨,进而试图寻求当下中国文学史的书写的可能性及可行性。     

新历史主义视野下中国新时期当代文学史的书写

新时期以来近三十年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从政治范式到审美范式,再到文化范式的演变打开了对新历史主义精神的理解空间。新历史主义与中国史学传统的精神渊源和当代文学史对新历史主义方法论的旨归遥相呼应。在这一互动中,当代文学史完成了对自我书写的确认,尽管这种确认仍处于否定未完成的状态。     

构建具有性别视阈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中国古代文学演进的历史证明,中国古代女作家数量众多,创作质量颇高,她们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生力军。然而,在我国现当代中国古代文学史撰述中,被书写的中国古代女作家只有蔡文姬、薛涛、李清照、朱淑真等不多的几人,我国古代众多值得被历史铭记的女作家以及她们的创作文本被悬置屏蔽。随着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未来新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写作应该也必须从两性视阈出发,构建自己的历史书写体系。如此,中国古代文学史书写将变得更加丰富与完整。那种缺乏性别视阈,以致遮蔽重大社会群体与历史史事的文学史我们没有理由再继续写下去。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文学史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忽视,使得某种"趋同"的文学史意识产生着潜在影响."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提出的意义不仅在于认识到这种影响,还在于在这-文学史观的观照下,学界可以对如何定位多民族文学互动融合的重要性、怎样评价不同时期文学史书写中少数民族文学的书写方式、如何发现和重新审视被遮蔽的各异的文学经验,从而整合出-种更真实、更清晰的文学史视野等-系列问题作出有益的新探索.     

有关“当代文学”合法性的论争

所谓"当代文学"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文学。这一概念的生成是多种历史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的合法性不断遭受着挑战,"当代文学"的名称、归属、"当代文学史"的书写等问题都成为了学者们质疑讨论的对象。有学者指出"当代文学"应仅用来指近十年的文学,之前的文学内容划入"现代文学"范畴;有的则认为"当代文学"应当作为一个文学批评的概念,指当下、当前的文学;还有的学者认为应该用"现代中国文学史"来取代"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     

能够写出一部什么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再思考

1980年代流行"纯文学"、"真实的文学史"等观念,并据此进行了文学史的重写,从而激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局面.但是当写出"真实的客观的纯粹的文学史"的努力变成一种常识,抑或是一种新的权威姿态时,就有可能使重写文学史这一命题走向自我封闭.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比如何谓"文学的历史",被书写的历史与书写后的历史是何种关系,究竟应该怎样再现历史,历史再现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等,都不是当初提出"重写文学史"时想的那么简单,如果不加厘清,就有可能成为新的迷思.反思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中的所谓"自觉",目的不是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而是再次激活问题,探寻"重写文学史"的新的可能性,保持文学史重写的开放性.     

得失参半的创新之作——《剑桥中国文学史》评议

《剑桥中国文学史》旨在打破以往文学史写作中的习惯性范畴,开创新的文学史范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特殊的"文学文化史"的书写姿态,立足于在文化史的背景下考察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这种书写策略为我们认识文学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但并没有在全书中得到全面的贯彻。《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分期方式也引人注目,某些基于文学文化史立场的分期方式显得新颖别致。全书的文学史分期方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也存在着按世纪、朝代为文学史分期的现象。由于全书的编者热衷于探求"过去的文学"原貌,在实践中往往对某些重要作家作品叙述较少,而对次要的文学现象评价过高。这种迥异于时流的评价可新人耳目,但有些评价是出于臆测,并没有坚实的依据。     

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重构--对建国后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大体经过了两个历史阶段,即50年代的草创期和新时期以来的探索期。这两个历史阶段体现了不同的文学史书写的现代性追求和规范,前者体现了"学科"规范,后者体现了有限度的"学理"规范。文学史的书写呼唤着新的现代性理念,那就是建立新的历史观念,新的文学史观念。     

早期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的日本影响因素

日本接受西方"文学史"的叙述体例,尝试对中国文学进行通史性质的研究,明治时期日本学界人士兴起了中国文学史撰写的热潮.在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书写模式影响下,20世纪初叶的中国出现了大量以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为蓝本而撰写的文学史著作.日本文学史家的"文学"观影响到中国文学史家对"文学"的理解和定义,他们此期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呈现了这种文学观嬗变的历程.     

话语权与汉语世界的《法国文学史》

话语权会对文学史的发展与书写带来影响。从1922年12月李璜编著的《法国文学史》至今,在中国出版的《法国文学史》已经超过五十部。汉语世界的《法国文学史》出版受到主流话语的制约与影响:文化差异使得我国学者"拒绝借用"法国学者所著的本国文学史;阶级话语理论对汉语世界的《法国文学史》出版及写作情况带来长时间的影响;《法国文学史》的编写在以读者需求为主的出版市场面前受到出版社选题策划的约束和影响,在写作风格上文学史写作者难免会在个人学术著作与面向教学的教材之间进行抉择。     

近30年中国对俄苏文学史的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近30年时间里,中国学者出版了几十部不同类型的俄苏文学史著作.如果以十年为界的话,这30年大体可以分为1980年代的复苏期、1990年代的发展期和新世纪以来的活跃期三个时段.剖析近30年中国俄苏文学史研究的基本面貌、“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和文学史观的变化,以及对通史、断代史、文体史等几种样式的已有成果,可以考察近30年中国对俄苏文学的研究.有三点值得关注:第一,凸现文学史建构的整体意识；第二,倡导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革新；第三,坚持中国学者的立场.     

沉稳中的积淀与开拓——近年出版的女性文学史类著作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女性文学史类著作的出版再次呈现出一个高潮,截止到2007年底大约出版了10部左右,综合起来主要有三种编撰与书写思路：通史类的女性文学史书写、类别性的女性文学史书写和女性文学史类教材的编撰与出版。其中,《女性文学教程》有着比较突出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