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誉减值企业的违规行为解析及其监管

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商誉减值及程度对企业违规行为、违规倾向与违规稽查概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确认商誉减值和减值程度较高的企业越可能存在违规行为;相对于无商誉减值企业,商誉减值企业违规稽查概率较高,违规倾向较低;相对于低程度商誉减值企业,高程度商誉减值企业违规稽查概率较低,违规倾向较高。商誉减值影响企业违规通过两条路径实现：一是商誉减值程度越高,企业越容易将违规作为应计盈余管理获利的替代手段;二是商誉减值企业能够增加问询监管与媒体报道次数,导致违规稽查概率升高,违规倾向降低。但同时也会降低审计独立性,导致违规稽查概率降低,违规倾向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商誉减值企业更可能存在财务违规行为,国有与民营企业的违规可能性相差无几;退市压力加剧了亏损企业违规的可能性。这一结果揭示了商誉减值与企业违规的内在逻辑,为优化商誉减值信息披露及加强外部治理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为监管部门识别企业的违规操纵行为拓展了新思路。     

社会资本多维视角与农户销售渠道选择——基于微观调研数据的实证

基于陕、甘、鲁、豫苹果主产区微观农户数据,运用多元选择模型,以外地客商渠道作为参照,从社区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社会声望多维视角探究社会资本影响农户销售渠道选择的机理。结果表明：社区社会资本越丰富,农户选择公司渠道、合作社渠道及自销的概率越小;社会网络越丰富,农户选择外地客商渠道的概率越大;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农户选择公司渠道及自销渠道的概率越大;社会声望越高农户选择公司渠道、合作社渠道及自销渠道的概率越大;社会参与程度越大,农户选择公司渠道、合作社渠道及自销渠道的概率越大。此外,户主文化程度、风险认知程度、是否为社员、家庭收入及销售地点等对农户销售渠道选择具有显著影响。     

党组织治理会影响审计意见和审计费用吗？——基于服务业的经验证据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以2011—2018年服务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Python爬虫技术和手工收集获得的党组织治理数据,考察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公司审计意见和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董监高党员占比越高,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越低;党组织参与治理程度越高,审计费用越低。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政治环境较差的地区,越需要依赖于党组织发挥治理作用,约束企业违规行为,降低审计风险。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     

南稻北麦与公司违规——基于水稻理论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3—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数据,研究了水稻种植与公司违规之间的联系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随着CEO籍贯地种植水稻的比例提高,公司违规的概率也相应增大,稻作经济所带来的低社会信任度和风险偏好文化是其传导机制。儒家文化影响力与稻作文化在影响公司违规方面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CEO学历的提高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稻作文化对公司违规的正向影响。基于舞弊三角理论,检验了在不同压力与机会要素下,水稻种植的异质性影响,发现CEO籍贯地水稻种植比例在经营压力小、违规机会大的公司能够对公司违规起到更大影响。     

共同机构投资者能否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基于公司违规视角

有效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也是监管机构监管的重难点,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基于一种新兴市场化机制——共同机构投资者出现的契机,运用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共同机构投资者与公司违规的关系。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投资者通过发挥行业协同、监督治理和资源聚集效应抑制了投资组合公司违规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共同机构投资者能够有效减少投资组合公司的信息披露违规和经营违规,而对领导人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有限;长期共同机构投资者对投资组合公司违规行为的治理效应更明显;共同机构投资者对投资组合公司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在企业经营风险高、行业竞争程度低和媒体关注度高时更大;并且,共同机构投资者能够有效削弱投资组合公司违规与经营业绩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政府应充分发挥共同机构投资者的协同治理作用,公司应努力培育和保持核心竞争力吸引共同机构投资者持股,以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

通过随机抽样,计算我国57家上市公司1998年-2002年的平均盈利指标和风险指标,根据各公司多元化熵值的大小对样本总体进行分组,分析多元化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多元化程度越高,公司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越高;2.多元化经营降低了公司收益率的波动水平;3.资产规模越小的公司越倾向于选择多元化经营.     

大学生网民政治信任的实证研究

政治信任是衡量政府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当前大学生网民的政治信任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状况。根据471份大学生网民调查数据研究发现:被调查大学生网民总体政治信任水平居于中等偏上,层级越高的政府获得的信任度越高;不同个人背景下的政治信任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在幸福感差异测量中,认为自己越幸福的被试者其对中央与基层系统的政治信任水平越高;对政治社会新闻关注差异及对传媒等不同的接触情况也影响了大学生网民政治信任水平的测量。 更多还原     

中国农村民间借贷中村庄信任机制的实证研究

使用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采用多项Logit模型基于信贷配给视角研究村庄信任对农村民间借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村庄信任程度越高,农户更易通过民间借贷获得融资,且受到各类民间借贷配给的概率明显降低;亲友信任与他人信任的提高均降低了农户民间借贷配给的概率,但亲友信任对各类民间借贷配给的影响大于他人信任,且他人信任的提高并不能改善其交易成本配给状态。进一步考察村庄信任对不同财富水平农村家庭影响的异质性发现,村庄信任降低农户民间借贷配给概率的作用机制在财富较少的农村家庭中更加明显。     

社会信任、法律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具有深远影响。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地区,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越好;这种促进作用在法律环境相对不完善的地区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信任还有效提高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质量,并显著改善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效率。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了积极影响,并能弥补诸如法律环境等的不足来提升社会责任绩效。因此,监管部门在不断完善法律环境的同时,也应关注地区社会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独立董事制度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1997—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实证层面研究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实施和独立董事特征对公司是否违规、违规次数以及违规严重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实施独立董事制度能够降低公司违规概率、减少公司违规次数，独立董事制度发挥了作用。独立董事的学术履历、政治面貌、金融行业、海外经历等背景特征均对公司违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独立董事的平均年龄、女性比例对公司是否违规以及违规次数也没有影响。独立董事委托他人出席会议对公司违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而独立董事缺席会议将增加公司违规的概率以及违规次数。该研究对于评估独立董事制度、指导上市公司有效利用独立董事具有借鉴意义，建议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机制，上市公司更多关注独立董事参与公司会议的情况。     

企业社会责任对风险承担和价值的影响

文章以2008-2015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公司的资本支出、收购支出、ROA波动率回归之后的残差绝对值作为衡量最优风险承担水平的代理变量,以润灵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评分为上市企业社会责任的代理变量,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风险承担和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减少公司偏离最优风险承担水平的有效机制;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增加公司价值。企业社会责任和风险承担变量的交互项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并没有通过风险承担变量对公司价值产生进一步影响,采用多种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基本不变。文章的研究说明企业社会责任对确保公司有效投资和提升公司价值的重要性,对于证券市场监管、上市公司运作和投资者决策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中等收入阶段下第三次收入分配的微观考量——来自上市公司高管教育背景的样本

中国从2010年正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着收入分配不公及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鉴于第三次分配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重要作用，文章从微观层面考察了企业的相关行为。搜集整理了2005-2015年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上市公司高管教育背景与企业捐赠的关系。研究发现：如果企业的CEO在高等教育（包括专科、本科及更高学历）阶段选择的专业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类而不是理工科类，其所在的企业会进行更多的社会捐赠；专业背景对CEO的捐赠决策具有长期稳定的影响，地震等偶发事件对CEO的捐赠决策不具有冲击性。文章基于高层梯队理论进一步研究了企业高管特征对企业的捐赠行为的影响，并且发现高管的教育背景对企业捐赠决策有长期影响，这有助于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推动社会公平     

高管团队异质性、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社会责任

针对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评级评分报告中显示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偏低的问题，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及需求层次理论，以2014～2017年沪深A股261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固定效应及面板门槛模型，研究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以及股权集中度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认为，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显著负向影响；以股权集中度为门槛变量时，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股权集中度低于11.65%时，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显著正向影响；高于11.65%时，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显著负向影响。企业可以在考虑股权集中度的基础上有效构建高管团队，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建立适当的沟通机制，保证信息传递、共享渠道的畅通，削弱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制定及实施带来的负面影响。     

环境污染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负面影响已被诸多研究所证实,然而环境污染侵害的远不止公众健康。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系统考察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环境污染状况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度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主要研究结果显示: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环境污染严重程度损害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但不会抑制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居民感知的居住地不同环境污染状况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居民感知的空气污染严重程度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比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而居民感知的水污染严重程度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比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这主要源于居民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同环境治理责任的不同判定。环境污染状况对不同区域和居住地居民的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存在差异,空气污染损害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城市地区,而水污染损害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在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地区均有表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有助于增强其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任,而互联网使用强度的增大降低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也会抑制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因此,环境污染治理关系到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和社会稳定,各级政府应下大力气进行环境污染治理,建立公正透明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并强化对民众感受的调查研究,以增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政治参与。     

财务重述后企业的信任修复行为研究

财务重述有悖于信息使用者的积极预期，降低对重述企业的信任信念，信任违背发生后，企业可能通过管理归因过程实现一定程度的信任修复。文章从行为方式角度来研究目前我国上市企业财务重述后的信任修复策略。首先统计分析2012-2015年沪深两市A股企业的财务重述现状，然后从管理层变更、董事变更、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公布利好信息等行为方式角度分析企业的信任修复现状和归因特征。检验结果显示：财务重述后企业管理层变更、董事变更、公布利好信息这三个信任修复行为的数量和频率显著大于财务重述以前，而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数量和频率没有显著差异；并且对照组的上述四种行为的数量均没有显著差异。结果表明目前中国上市企业财务重述后会通过管理内部归因来积极修复重述行为对投资者的信任损害，而不是将信任违背行为消极地外部归因于会计师事务所，从而向资本市场传递了能力型信任违背的信号。     

宏观环境、投资策略与我国寿险公司风险研究

近年来,我国寿险公司的投资自主权不断扩大,随着“偿二代”等政策相继出台,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成为监管者重点关注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构建基准模型,针对我国寿险公司投资策略对公司风险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构建嵌套模型来分析宏观环境对投资策略风险效应的间接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的投资策略对公司风险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同时,这种投资策略的风险效应会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国内生产总值上升会降低已有的风险水平,利率水平上升会在增加寿险公司偿付水平的同时增加公司经营风险。本文研究对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寿险公司投资策略选择和安全经营具有政策启示。     

法律制度、社会信任与会计舞弊

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都会影响会计信息质量。鉴于作为正式制度之一的法律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一的社会信任对会计舞弊的影响,厘清二者是互补还是替代关系非常必要。研究发现,严格的法律制度和较高的社会信任,都能减少会计舞弊,且二者为互补关系。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在健全监管处罚法制环境的同时也要加强"诚实守信"道德建设的力度。     

社会治理视野下电信诈骗防范协同机制研究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与传统社会秩序的缓慢变迁为电信诈骗的滋生壮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电信诈骗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治理中的毒瘤.目前,防范电信诈骗的立法体系有待完善,行政监管不到位,侦查机关技术手段相对落后,特别是各部门之间协同机制效果不足.应当以社会治理理论为指引,强化技术与法律的双重保障作用,并通过建立由个人、电信和金融企业、行政机关及司法机关、社会组织、媒体五方组成的电信诈骗防范协同机制,以期实现对电信诈骗犯罪的有效预防和有力打击.     

我国信托公司信息披露测度与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简

依据信息不对称、信号传递理论与《信托投资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首次构建我国信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体系;对信息披露内容进行改进,单独列示信托公司风险控制机制信息,突出信托公司的高风险特性;根据信托公司产品特征,增加产品市场信息和社会责任信息。通过总体与分组回归分析,研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信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总体不高;公司规模越大,则信息披露质量越高;信托项目是影响信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