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濛初戏曲存目考补

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他虽以《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蜚声文坛,但同时也是一位较有成就的戏曲家。他的戏曲创作在当时即已受到了极高的赞誉,明末汪樗评点《盛明杂剧》本《虬髯翁》,第四折眉批以为“置之胜国诸剧中,不让关、马。”又第一折总评云:     

小议“二拍”思想内容的双重性

《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作为明朝末年的作品,既体现了时代精神中的明朗之处,又体现了其阴暗的一面,即精华与糟粕同在。本文试从因果报应、贞节观念、自然主义描写等方面加以论述。     

两刻《拍案惊奇》的伦理意识——古代小说文化散论

晚明文学是一种非常复杂文化现象。《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及其它通俗文学在当时的广泛影响改变了古代文化内部的既定结构,正统的史传和诗文已难以继续一统天下。在内客上,《三言》《二拍》等作品在许多方面的确越出了古来圣贤及文人学土所关心的范围。这就为小说文化史研究提出了一个问题:越出前人范围的内容究竟具有什么性质?或者说,作者是以什么样的价值准则来理解并表现这些内容     

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谈“三言”、“二拍”中的商业题材小说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编撰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濛初编写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是在宋元话本小说日增、说话技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逐渐脱离了讲唱文学的形式.由文人搜集整理、加工创作,专供案头阅读的两部优秀的白话短篇小说集.这两部拟话本小说集以城市细民的日常生活和商业活动为主要背景,以城市细民为主要描写对象,相当全面、精细地反映了当时封建时代的广大市民群众日常的家庭生活、爱情婚姻及经商买卖等活动情况,是明代中叶一幅多角度、全方位的社会风俗画的长卷.在两部小说集中,尤以描写明代市井细民经商营业活动的商业题材小说更醒目突出,更具独特创性,更能反映出当时的时代气息及广大市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意识和审美价值观念,在中国古典小说描写的众多题材中另辟了一条蹊径.     

《拍案惊奇》的“几时”

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成分 ,而其中新词义的产生和衍变更是一种复杂的语言现象。本文通过对初、二刻《拍案惊奇》及相关语料的检索与分析 ,指出了“几时”表示一段时间的新义项的产生与消亡现象     

凌濛初晚年二事考

“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的作者凌濛初,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白话短篇小说作家。但因其被认为晚年参与过镇压明末李自成等农民起义,故建国以来一直为文学史家诟病,甚至影响到对其作品的评价。所以弄清其晚年活动,对研究评价作家作品有重要意义。研究凌濛初的生平,迄今已发现的最重要的文献当是《别驾初成公墓志铭》。《墓志铭》作者郑龙采,与凌濛初同乡同时,因此所言大体可信。但是对凌濛初晚年招降徐州地区民变首领陈小一和死于次年的甲申之乱两件重大事迹,由于发生异乡,郑龙采仅凭他人事后追忆而记,故颇有疏略错讹之处,但长期以来却被学术界作为信史。因而本文拟对此逐一考订。     

“三言”的市民文学特色

明代著名俗文学家冯梦龙在搜集整理大量宋、元、明民间艺人“说话”的基础上,编辑、创作了三部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史称“三言”,被誉为“话本小说的宝库”。“三言”是拟话本的代表作,与同时代人凌濛初的初、二刻《拍案惊奇》并称“三言     

“三言”“两拍”对商人的描写及其反映的经济思想

“三言”,是十七世纪二十年代(明代天启年间)问世的,由冯梦龙(1574——约1646)编纂的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以下简称《喻》)、《警世通言》(以下简称《警》)和《醒世恒言》(以下简称《醒》)的总称。三部书包括一百二十则短篇小说,共约一百五十万字。“两拍”,是稍后于“三言”出版的,由凌濛初(1680——1644)创作的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以下简称《初拍》)和《二刻拍案惊奇》(以下简称《二拍》)的总称,两部书共八十篇,内有一篇重复,一篇为杂剧,故实为七十八篇。“三言”所收前代话本篇目较多,大多为宋元旧本,明代故事只占二十八篇,但应该看到,即使是宋元旧本,由于经过民间的流传,又出自生活在明末的冯梦龙的编纂加工,也已程度     

《型世言》词语例释

《型世言》是一部刊行于明代末年的白话短篇小说集，共40回，钱塘陆人龙撰．专家们认为，它在中国小说史上可与《三言》、《二拍》相提并论．因而有明季白话短篇小说应以《三言》、《二拍》、《一型》（《型世言》）为代表的说法．《型世言》在我国已经遗佚了四百多年，1987年才在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馆被重新发现，书中的大部分篇目虽然都可在《型世言》的“剽刻本”如《幻影》、《三刻拍案惊奇》等书中寻见，但由于传世的《幻影》、《三刻拍案惊奇》等均为残本，并且对原著又多有截割和改易，甚至连作者的姓名也未予保留，其研究价值是…     

《初刻拍案惊奇》故事来源三考

《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金光洞主谈旧迹玉虚尊者悟前身》入话所叙“王方平是琅琊寺僧”中的“王方平”应该是“张方平”;卷十六《张溜儿熟布迷魂局陆蕙娘立决到头缘》的入话不仅见于《智囊补》．也见于《耳谈类增》．正话源自《耳谈》;卷二十六《夺风情村妇捐躯假天语幕僚断狱》的入话故事和正话故事都来自于《耳谈》。     

女性欲望与男性权威的建构——张资平恋爱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阐释

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可以拆解归纳为三种叙事话语模式:一是“花瓶”模式;二是“处子”追逐;三是“破鞋”原型.这三种叙事话语模式都是典型的男性中心主义话语,它是私有制下的产物,其本质是对女人独立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否定.张资平的恋爱小说,无论从文本策略、叙事姿态,还是从话语方式等方面看,都是典型的男权文化文本,体现出男权文化的价值立场.小说以各种女性在爱情、婚姻上的坎坷经历和不平命运,显示出男权文化话语霸权的巨大张力:女人在两性关系上意欲反抗和颠覆男性权威的主动出击的姿态,其最终结果却是走向事物的反面——更加有力地建构和强化了男性权威,揭示出男性本位主义价值立场之下女性生存处境的尴尬、荒诞及其悲剧性的命运.因此,张资平笔下的“新女性”充其量只是“伪新女性”,其小说的反封建意义就此被彻底消解.     

论孙犁小说中的另类女性形象

孙犁小说历来以塑造恶劣战争环境中乐观健康的青年妇女形象、表现农村劳动妇女内在的心灵美和人情美、并以此来体现特定的时代精神而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但深读孙犁的小说,发现其在人物塑造上存在着明显的二元对立现象,美与丑、好与坏泾渭分明;政治与道德、外表与内心简单浅薄,这显然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20世纪50年代初在《风云初记》和《铁木前传》中,在人物俗儿和小满儿的身上,孙犁一改以往二元对立的人物创造模式,使这两个人物比以前创造的任何女性人物都要复杂和丰满,这也使得这两个人物形象成为孙犁小说中的另类。     

网络拟古世情小说对当下意识形态的民间再构

近年来,在网络通俗小说创作中涌现出大量的拟古世情小说。这类小说往往以宏大的故事布局和对优秀女主人公的塑造,吸引了众多阅读者的目光。这些女主人公群像,不仅反映出汉民族文化传统的审美眼光,也寄托了根源于以家族、财富为中心的社会价值期待,还与当下价值评判体系中的女性群体的自我期许相吻合。这些拟古世情小说在完成言情小说的爱情故事构形和实现娱情的休闲功能以外,也因为广大阅读群体逐渐步入或即将步入中产阶层而发生相应的变化,重新赋予女性作为稳定家庭、增长财富、养育子女、传承家风的核心力量的社会意义,她们洁身自好,对爱情专一,勇于面对困难,乐于奉献,担当责任,胸怀宽广。这些新型的“高大全”形象,表达出女性主义的新倾向：女性的成长和幸福的获得,更重要的在于女性内在的精神力量,与传统的气节、操守有关的人格因素,以及家教和门风。这使得网络平台的民间话语表达,具有更为包容传统以及融合其合理因素的价值取向,也与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遥相呼应。     

莫言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嬗变

莫言早期小说刻画了追求唯美爱情的女性形象,给读者带来唯美、温馨的感觉。中期小说塑造的以戴凤莲为代表的野性十足的女性形象表达了作者对新时期女性追求全面解放的赞赏。后期小说中充斥着大量女性生理细节描写以及对本能欲望的过分渲染和夸张,使得女性形象变成了男性欲望化对象,构成了对女性的亵渎。这种媚俗化女性形象塑造模式主要是作者迎合市场所致。     

论庐隐小说的审美特征

庐隐小说的审美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人物形象的情感性;题材内容的写实性;小说体式的私秘性.庐隐所塑造的大都是"伤感"型的人物形象,对爱情的追求与失意,对婚姻的恐惧与逃离,构成了女性形象的共同特征.庐隐小说的题材内容带有明显的"自叙传"性质,她的小说平实、自然、真实,拉近了作家与读者的距离.在小说体式上,她善于运用书信、日记等文体,使小说颇具"私人性"和神秘性.给读者造成一种"窥探隐私"的艺术想象氛围和心理阅读空间.     

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存在主义思索

王安忆特别注重对人物“生存情绪”的渲染,她的作品充满了对女性情感的迷失、性的苦闷和困惑等“存在之烦”的描写,对女性（也是对整体上人）的基本生存问题的领会、关注和思索贯穿于她的创作之中.王安忆善于刻画人物的那种无所不在的刻骨铭心的孤独感.她试图在作品中通过话语交流和思想的沟通,通过人类本原的交流形式来缓解这种孤独.这非但不能消解反而加重了人物的孤独感.正因为孤独,人总是要不断地寻找“生存之根”,以寄托飘浮的命运.王安忆作品中所表达的这种对生存情绪的渲染和对孤独、寻找等存在主义哲学命题的叙写,表现了作者强烈的存在主义思索和一定的存在主义创作倾向.     

游戏里的诗性守望--转型期女性小说游戏笔法探微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女性小说创作走向了历史性的繁荣时期,这不仅表现在价值观念上,也在艺术表达方式上向传统的文学理论、文学史提出挑战。不少女性小说家执迷于以游戏方式操练小说,从而颠覆了既往男性话语所指定的女性小说文体样态,为女性小说的多元化发展表明了另一种向度。透过"游戏"的面纱,我们可以看到这类小说丰富的诗性内涵和神圣的目的意义。     

试论铁凝小说的女性人物特征

铁凝是一位女性写作最纯粹的作家,她善于利用经验,展示历史动荡与时代变化中渴望改变命运的女性人物,关注强势社会生活对弱势个人命运的制约,以及人生困境中个人的抗争与无奈,侧重个人空间被损害后的残缺性,人物真诚坦荡,看重情义,人物悲剧多是命运悲剧。铁凝小说的人物表现了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束缚、女性生存的真实境况与女性意识觉醒的艰难历程。     

论杨绛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作为在“五四”新文化浸染下成长起来的女性作家,杨绛从小说创作开始就努力摆脱男权意识的影响,用其独立的眼光来审视社会。她的小说在塑造了一批女性经典形象的同时,也描绘了一批特色鲜明的男性形象。这些男性角色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品格虽有高低之分,但爱情都充满失落无奈,事业上少有成就,且性格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缺点和弱点。杨绛通过这些形象的塑造,消解了男性霸权,冷静地呈现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工作和生活,委婉地反映出人生的局限和社会的荒诞。解读杨绛小说中男性形象的丰富内涵,是欣赏杨绛作品艺术、探索知识分子内心、解读社会现象的有效途径和独特视角。     

略论明清小说中的人物类型化问题

明清小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又不可否认存在着类型化的倾向。传奇英雄人物在肖像、言谈、行为等方面都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另如才子佳人、妒妇、三姑六婆等形象也都有类型化的倾向。作者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种倾向：依傍于前人的编著和受戏曲程式化的影响。中国古代小说的独特发展道路,决定了其类型化的倾向。但我们又不能依据西方有关典型化的理论,对其作简单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