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文体异说

几十年前,陈寅恪先生以他文史大家的卓识,提出“唐代贞元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元稹李绅撰莺莺传及歌于贞元时,白居易与陈鸿撰长恨歌及传于元和时……实为贞元元和间新兴之文体”的新说,并准确地指出《长恨歌》为“言情小说文体”的诗歌部分。其实就《长恨歌》与《长恨歌传》这两部具体作品而言,两者都是小说,一用诗体,一用传体,《长恨歌》就是诗体小说。     

“元和体”与中唐诗风

“制到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这是长庆三年,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元稹任浙东观察史、越州刺史时,两人以诗章赠答,白在《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中这样评价二人诗文的。前一句是对元稹的赞美。白居易自注云:“微之长庆初知制告,文格高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元稹制告“新体”,实是文体文风改革已深入到官方公式文字领域的反映。后一句是对元白唱和诗的自评,白居易自注云:“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白居易在此明确地意识到了“元和体”诗对当时诗体诗风的变新作用。按照张碧波先生的观点,①元和体可分为二类,一为次韵相酬、穷极声韵的长篇排律;一为杯酒光景间的小碎篇章,并包括二人所谓艳体诗在内。     

鲍桂星《赋则》考论

鲍桂星是清代中叶的文学家,他师从吴定、姚鼐学诗文,成为桐城古文派的重要作家之一,因其进士及第后长期任职翰林院,使他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又成为桐城文风与翰苑文学结合的范例.鲍氏在赋学研究领域也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其所编纂的(赋则),选录自战国到清代的赋作,实因正翰苑赋体而为,对赋的本源、体用、修辞、格律、章法,都有着独特的思考.在选赋与论述中,他一方面注重辞赋格律为科考律赋提供津筏,另一方面自觉地运用桐城古文法指导辞赋创作,赞美气韵沉雄的风格,这也正是对长期以来应试律赋纤弱之病的拯救与反思.而<赋则>的选赋与评点所表现的兼融古、律的风格,正与嘉、道间文学会通思潮相契,彰显出时代特征.     

论中唐艳情诗的勃兴

继盛唐之音出现的中唐诗歌,是以其丰富多采的变化来显示自己的实绩和特色,并在古典诗歌史上写下了令人瞩目的一章的。这其中,最为鲜明地体现出这一变化的,乃是活跃于贞元到长庆诗坛的元稹、白居易,所以清人冯班说:“诗至贞元、长庆,古今一大变。”(《钝吟杂录》)元白的“大变”,不仅表现为诗风的平易通俗,还表现为对诗境前所未有的极大开拓。正如元稹《叙诗寄乐天书》所述:“每公私感愤,道义激扬,朋友切磨,古今成败,日月迁逝,光景惨舒,山川胜势,风去景色,当花对酒,乐罢哀余,通滞屈伸,悲欢合散,至于疾恙躬身,悼怀惜逝,凡所对遇异于常者,则欲赋诗。”这就是说,诗不但可以     

论牡丹欣赏与唐代社会文化心瑾变迁

“唐人尚牡丹”的说法有失周密。原因有三：其一,牡丹玩赏的高潮仅在贞元、元和间;其二,仅限于“京城贵游”;其三,有唐一代,文人在牡丹中所寄寓的社会文化心理变化很大。中唐时,他们对牡丹热是质疑甚至批判的,晚唐则既有对盛世繁华的追忆和反省,也暗含日暮途穷的伤怀。     

论唐宪宗、穆宗时期的唐蕃关系

唐宪宗、穆宗时期,吐蕃在经过德宗贞元年间唐朝、回鹘、南诏的联合抗击之后,国势渐衰,已不能再对唐朝构成严重的威胁,至穆宗长庆初年,最终与唐朝举行了罢战言和的长庆会盟.而唐、蕃关系的改善,又为唐朝剪除关东叛镇、重树中央权威创造了相对稳定的边疆局势.     

元稹诗歌艺术特色浅析

白居易诗云:“诗到元和体变新”;《旧唐书·元白传评》载:“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清冯班也说:“东坡云:‘诗至杜子美一变’,按大历之时,李杜诗格未行。至元和、长庆始变,此亦文字一大关也。”由此可见:元和年间是唐诗大变的重要时期,而这大变的主盟者,则应包括元稹、白居易在内的韩愈、孟郊、李贺、刘禹锡等元和诗人。对唐诗大变的主盟者——元稹的诗歌,     

从两次兴兵成德看元和政治规范的形成

继敉平西川、浙西之后的两次兴兵成德,是建构元和政治规范的重要一环。它不仅让宪宗重塑了皇权威信,同时也使得廷臣对河北藩镇的认知与想象逐渐从贞元时代的阴影中走出来,一种以中央为本位的文化自信得以重构与复归。及至唐廷诛杀吴元济,以维护皇权权威为核心、否定河朔故事为旨归的新的政治规范就已经制作完成。藩镇与中央之间的权力边线被再次界定,地方与中央的政治博弈则必须以此为参考系。此后,不仅长庆年间的收伏河朔可视为元和平藩的余烈,甚至敬宗以降唐廷"放弃河北、控制其余"的藩镇政策,都可以在元和政治规范的延长线上加以理解。     

浅谈白居易诗歌理论的政治性

中唐贞元、元和之际,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相并崛起于文坛。“新乐府”领袖之白居易,不仅以丰硕的创作实绩辉耀当代,而且用有系统,有纲领的诗歌理论启发和指导了新乐府的诗歌创作。白居易的诗论有个显著特点——政治色彩很鲜明。本文试图就此问题谈些个人的浅见,以求教于各位师长。     

宋英宗、宋神宗朝翰林学士与治平、熙丰诗坛——以王安石为中心

宋英宗、宋神宗朝任用翰林学士共36人。熙宁、元丰人才之盛，堪比庆历、嘉祜。王安石文章节操都堪称“真翰林学士”，他对翰苑制度之变革，翰苑词臣之任用，翰林学士之政治职能，都给予直接有力的干预和推动。熙丰时期不同政治力量间的角力与学术思想的交锋也导致文学群体的分化，在王安石及其新党把持熙丰政坛、文坛话语权的情势下，旧党翰林学士陆续被贬退，“乌台诗案”毒化了自由活泼的文学生态。由于文学的政治化、边缘化以及政治家和文学家身份的分裂，使熙丰时期以王安石为中心的汴京诗坛并没有成为诗歌创作和传播的中心，熙丰诗坛呈京城与地方独立分散形态。元丰年间，新党学士王硅、蔡确、章悖、王安礼、张璨、安焘、李清臣等人围绕王维山水画的一组题画作品，为探究新党学士群体复杂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范本。     

论晚唐时期刘白诗人群的文学活动与诗词创作

白居易、刘禹锡在晚唐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与其在中唐时差别极大,元白诗派就此进一步发展为刘白诗人群。刘白诗人群最主要的诗歌创作活动有联句、诗歌赠答、诗歌别集和唱和诗集的编定三项,而诗歌内容主要是歌咏闲适生活;其词体创作则是就曲填词,著作也颇多。由于该诗人群在诗词方面的创作均取得了一定成就,因而对宋代诗词也产生了相当影响。     

司空曙卒年及行迹新考

司空曙是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其卒年,学界一般认为是德宗贞元六年(790)左右,本文考订应推迟到顺宗永贞元年(805)秋以后。此外,司空曙遭贬、遇赦及入西川节度使幕府等行迹,学界一直认为司空曙于德宗贞元元年(785)以后入西川节度使韦皋幕府,本文考证司空曙至迟于德宗建中二年(781)十二月之前已入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幕府,后再入西川节度使韦皋幕府。由这些事实的考订,可重新认识"大历十才子"的创作活动年代和活动地域。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从贞元省试诗看中唐科举录取的公正性

唐省试诗中,德宗贞元年间留下的最多,有77首.这些诗,大都境界浑融,情感表达真实自然,从中可见贞元科举录取是知贡举者综合考察诗人的创作技巧、政治素质、人品性情等后的审慎决定.唐人“恶诗皆得官,好诗空抱山”的抱怨,唐笔记中所说的科举录取荒诞、偶然等与事实真相之间差距较大.至少在中唐,科举录取是“多公而审”的     

宦官专权背景下的唐文宗朝翰林学士

在大和五年（831）宋申锡事件前后的大和年间的翰林学士有着不同的群体特点,而在大和九年（835）＂甘露之变＂前后的大和年间和开成年间的翰林学士的群体特点也不尽相同.在宦官专权背景下,唐文宗朝翰林学士进行了不同的政治抉择,同时,产生了复杂的心境.唐文宗朝掌握政治权力的还是宰相和宦官,翰林学士虽为唐文宗的近侍之臣,却还是要以朝臣尤其是宰相的身份才能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     

《宋史·乐志》大宴仪系年考辨

大宴仪是宋代礼乐制度的盛典,但《宋史》对大宴仪的时代编排较为混乱,以致后人在引用大宴仪以佐证重大文学现象与文化现象时产生种种误解,如薛砺若《宋词通论》、刘毓盘《词史》就误把《宋史·乐志》十七所载大宴仪当作仁宗朝的仪制,用以阐释宋大曲体制及宋词繁荣的原因.据考证,《宋史·乐志》十七所载大宴仪非仁宗朝的实际情况,而是徽宗崇宁二年(1103)以前天宁节(徽宗"圣节")的仪制.但徽宗崇宁二年以前的大宴仪实际仍是由神宗熙宁九年、元丰年间(1076-1085)因改革旧制(如用"小儿队"取代两军妓乐,枢密使等官员及宗室预座诸项制度改革)而创立,并用于神、哲、徽三朝,迄徽宗大观三年(1109)因新大宴仪的出世才罢用.所以,《宋史·乐志》十七所见大宴仪的应用时段,最早不先于神宗熙宁九年、元丰元年,最迟不后于徽宗大观三年.     

《唐律疏议》演变史略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的律疏制定是形成《唐律疏议》的最为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就不可能有《唐律疏议》。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律疏删缉则是形成《唐律疏议》的又一关键步骤,正是在这次删缉中,《唐律疏议》从形式到内容都基本定型,之后唐朝适用的律疏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唐朝灭亡之后,《唐律疏议》的适用并没有停止,因此,在传抄和适用中,也还发生过一些变化,但这些变化都甚微末,总体而言,《唐律疏议》还是延续了开元以来的形态。有学者认为后世所传诸本《唐律疏议》有可能是从《宋刑统》演变而来,还认为《唐律疏议》各律的篇目疏议是元朝以后好事者所添加,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于理于据均很难成立。     

“楚辞”的初义和能指

“楚辞”一词出现在汉武帝之时,其初义与发生在战国后期屈原、宋玉等人的文学创作无关。其初义所指有二：一是指朱买臣和庄助写作的辞赋;二是指他们用楚国方言诵读所写的辞赋,以此来干谒君主。楚辞的能指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指流传在楚地的民歌;二是指楚地流传的道家作品,其中包括流行于战国时期的黄老学说等;三是战国后期屈宋等人的文学创作。     

“独开有宋风气”的王禹傅骈文

本文着力探讨王禹傅的四六文创作及其特色问题。认为王禹傅的四六文创作追求是远溯三代、两汉文风、直接贞元、元和风格的,上承元、白,可谓开宋四六之先。王禹傅制诰类四六文以得体庄重、宏丽典赡为主,而表启类四六文则工对简洁,情事兼优。用常语常典、用古文写法做对偶文章是王禹傅四六文的主要特色;同时,善于融裁、用事精当也是其显著特色。“元之独开有宋风气”,王禹傅四六文是骈文宋调的初创。     

中、晚唐诗人“风”、“骚”情结简论

从中唐元稹、白居易写实派,到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风雅“美刺”比兴的积极倡导,再到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颂美讽刺”的文学主张,均是《诗经》精神的最好体现。至于屈骚精神,则得到了中、晚唐诗人普遍而自觉的接受。韩愈、柳宗元继承并发扬了屈原“发愤以抒情”的言说方式,揭露黑暗,反映社会,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杜牧、李贺、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优秀诗人,或追慕屈骚精神,或力仿屈骚作品,或承传“香草美人”,或同情屈原遭遇,屈骚精神得到了人们普遍的称颂与赞美,并取得“风骚共一源”的认同,尤其是屈原为唐哀帝诏封为昭灵侯之后,屈原形象则更是空前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