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论证中的共识构建：实践逻辑与方法论工具

在回归拉斯维尔“民主的政策科学”的趋势之下，政策研究新近崛起的理论、方法和途径都以重视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为基本特征。政策论证过程中的共识构建是公民参与中的一个方法论难题。本文旨在通过探讨实践逻辑在政策论证过程中的应用，分析专家在促成共识构建方面的辅助作用，并阐释具体的实现共识的方法论工具，以探索公民参与中的共识形成机制。     

话语民主理论下可持续发展中的公民参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追求需要公民的集体判断,公民参与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也是为避免"公地悲剧"尴尬局面的必然选择.从话语民主理论的角度来看,我国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存在着公民参与可持续发展的不完善性和公民淡漠的问题,以及官僚式的独白现象.因此,要构建公共能量场确保可持续发展政策执行过程公民话语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实行一些人的对话参与可持续发展,通过"重复性实践"使可持续发展中的公民参与制度化.     

公共政策与公民参与:价值、困境与对策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具有重要的价值，它可以提升公共政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及执行力，但是，当前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过程还存在参与渠道不畅、参与机制不完善、组织化程度较低等方面的困境。为此，必须培育公民文化，提高公民政策参与的能力和水平；培育公民社会，提高公民政策参与的组织化水平；构建制度体系，提高公民政策参与的制度化水平。     

浅析政策评估中的公民参与问题

公民参与是政策评估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既有利于科学、高效、公平、公正的进行政策评估，为后续政策的制定提供保障，又有利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充分关注公民的利益诉求，实现公民利益至上。本文主要从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出发，探讨当前我国政策评估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困境，并就此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对策，以求更好的实现政策评估中的公民参与。     

利益视角下城市治理中的公民参与研究

城市治理过程的实质在于解决公共问题,必然涉及利益问题的讨论、利益关系的调整,以及利益矛盾的解决。鉴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过渡的时期,本文以利益为突破口,在阐述"城市治理"和"公民参与"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城市治理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具体路径和功能,认为应建立规范的公民参与教育和培训制度,提高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意识,促进公民利益觉醒;创新公民参与形式,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完善多元利益表达机制;丰富社会公众组织,形成公民参与合力,优化利益综合、竞取和博弈机制;建立健全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制度体系和法律体系,构建利益整合、利益分配、利益补偿机制。     

试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作用

［摘要］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是适应公共行政民主理念的必然趋势,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题中之义,是优化政府绩效评估的内在要求,是促使公民社会觉醒的良方益策。然而,当前我国公民参与政策评估还面临着价值判断与实证分析的争论,公民参与能力和素质还达不到与之相适应的要求,制度化建设不足,公民参与的影响微弱等瓶颈因素的制约。为此,要重新认识公民参与在公共政策评估中的重要作用,畅通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渠道,坚持价值判断和实证分析并重,培养公民参与能力,加快法制化进程以及建立政民互动的政策评估机制。     

社会管理的文化属性及共识:基于公民交往视角

公民或公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是实现社会目标、提升整体运行水平的必然要求。然而由于现实中对社会管理文化属性认识不足,公民长期作为社会管理对象,被忽略于管理主体之外。公民范畴所具有的实践品格强调公民身份只有在公共交往、社会管理以及享有权利履行义务过程中才能实现。社会管理文化指向公共领域的公共性、针对多元异质文化的包容性表明公民在社会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具有原发性。肯定公民主体地位的社会管理能够给意见、分歧乃至冲突提供交流平台,以"和而不同"的文化共识实现社会管理的良性秩序。     

“河长治”：政治势能视角下公众参与治水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公众参与是"河长制"实现"河长治"的关键。在地方主官主导实施的河长制政策中,公众积极参与的内在逻辑在于该项政策本身所蕴含的政治势能。即"党的领导在场"凝聚政策共识,为公众参与"行政赋权",吸引公众主动参与,为公众参与提供引力;"构建权势"实现组织力量整合,畅通公众参与的组织渠道,提升公众参与作用的权力层级,为公众参与提供拉力;"借势成事"促成政府多措并举,增强公众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渠道的多样性,为公众参与提供推力;强政治势能推动下的配套制度建设使公众参与可持续。为使公众长效参与治水,确保"河长治",需要各级政府在河长制政策实施中进一步凝聚共识,尊重和保护公众正当利益,加强和完善配套制度建设。     

政府决策机制与公民参与的变迁——基于社会管理创新的视角

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政府决策机制的转变与公民参与的不断发展.要有效实现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就必须注重社会管理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只有得到政策接受者的协助和配合,才能实现政策的预期目标.因此,在政府主导的社会改革浪潮中,政府需要在政府与社会协作治理的理念基础上,改革政府决策机制,加强公民参与,实现政府与社会角色的合理分工和有效合作,以构建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实现社会管理创新.     

西方国家公众环境参与的途径及其比较

最近20年来,公众参与成为西方国家环境决策中的一个必要环节.环境决策模式因公众参与而产生重要转变.笔者介绍和分析了当前环境参与的四种重要途径,即共识会议、公民陪审团、公民咨询委员会和焦点小组会议,通过比较研究分析这些参与途径所具有的特点以及局限.西方国家公众参与增强了政策的正当性,推动了西方商议式民主的实践.     

论网络环境下政策制定与公民参与

在网络化时代,网络将成为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重要渠道。网络增强了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为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推动了政府与公民的直接互动。在网络环境下,应着重围绕提高政府和公民的网络素质,建立面向社会的现代化的政策信息网络系统,以加强网络参政的法制建设等提高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广度和深度。     

组织化有序参与：扩展公民参与的新思路

公民参与碎片化是导致扩展公民有序参与难以实现的关键因素,因此必须使公民参与组织化。社会组织是公民有序参与的组织基础,而发挥社会组织参与功能也符合党和政府的基本政策目标。因此,要通过激活群团组织的利益表达与聚合功能、促进行业协会商会参与市场治理和释放NGO的社会治理活力来实现公民组织化有序参与。     

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道德能力

现代化的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是指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自主决定公共政策的议题、程序,通过国家的力量实现对公民社会的自治,这种参与要求公民具有理性的自我认识能力、基本的正义感能力以及形成合理的善的观念的能力作为前提.公民的这些道德能力的形成的保证是公民拥有参与公共活动的基本财富与公民社会和法治秩序基本形成.     

运动式政策参与：公民与政府的理性互动——基于广州番禺反焚运动的分析

从“传统官僚理性”的“控制”逻辑到“工具-价值”理性的“回应”逻辑再到“治理”理性的“合作”逻辑,公共行政理性的变迁推动着公民参与政策空间的理性释放。公民的理性需求内在地区分为“个体理性”、“团体理性”、“公益理性”三个层面。公民参与空间的大小取决于行政理性与公民理性的有效互动,不同的行政理性配置不同的公民理性,会引致不同的政策参与类型。从公民参与的视角看,以“运动式政策参与”为分析概念,广东番禺反焚运动,展现了一种基于公民与政府理性互动的非正式的政策参与过程。应通过理性的认知和引导,提升政府和公民的理性能力,将频繁出现的公民集体行动转变为公民理性的政策参与,而非滑入群体性事件的深渊。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有序参与问题研究——以厦门PX事件为例证

2007年的厦门PX事件可以说是公民有序参与的一个标本。公民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参与是有选择的,公民有序参与的驱动力来自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各样的利益需求。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决定了公民参与必要性,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政府公共政策所固有的缺陷和不足成为公民有序参与的触发机制,而我国现阶段的公民有序参与存在着制度缺位,这就迫使公民有序参与要进行恰当的技术选择。在政策参与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保证公民有序参与的实现,公众则通过参与技术的选择形成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了政府与公众的合作共赢。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保证公民参与权的根本途径。公共政策制定中有了公民参与才能确保决策的科学化、政治的民主化。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怎样寻找到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最佳结合点,为此政府应该不断创新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保障制度,以更好的实现公民的参与权利。     

公民问责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构架

契约理论阐述了人民主权和政府治权的逻辑关系,由契约演绎生成的政府责任是公民问责的逻辑前提,而公民问责则是保持公民与政府之间契约张力的有效路径。为此,契约论可以作为公民问责的理论基础。与其他问责方式相比,公民问责具有独特的价值。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公民问责,关键是要营造公民问责的组织氛围,健全公民问责的制度安排以及加强公民问责的政策支持。     

少数民族地区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对策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活动的表现、特征及原因,来探讨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对策。治理对策有:坚持政治参与的正确原则;加强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提高公民对政策体系的支持度;疏通和拓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大力加强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严格约束公共权力,依法行政。     

试论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方式的有效实施

公民参与方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是公民进入公共决策过程的重要条件;对参与方式的选择和设计直接关系到公民参与的效果,现实中公民参与方式的失效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公民参与的有序化进行;公共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要求公民参与方式的形式意义与实质价值相统一,需要在确定优选标准、优化相关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对参与方式进行优化选择.     

利益多元化背景下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功能

我国社会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为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坚实的物质条件。为了适应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扩大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保证了公民获得维护和满足自身利益诉求的权利,并通过社会共同体内部的利益综合,进而维系了社会共同体内部的稳定,而且通过利益表达可以维系公民与政府间的沟通以及彼此间的信任,确保了政府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