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及精神内涵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百年夙愿。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科学阐释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历史前提、实践原则和制度保障,赓续于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富裕百年实践探索中。如果说“,发展共富”是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全民共富”是共同富裕的主体内涵,“全面共富”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可持续共富”是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那么,“共建共治共享共富”则是共同富裕的理想目标。因此,在高质量发展中稳步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对于推动“十四五”发展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重塑内生发展模式：乡土文化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理论与现实选择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乡土文化是推动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根基,但文化发展也是乡村发展的弱项。乡土文化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塑造“人”,乡土文化的多元功能属性与人的全面发展高度契合,可以通过构建“乡土文化+人”联动框架,剖析乡土文化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然而,乡土文化赋能面临着人口、文化等方面的难题,为充分发挥乡土文化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赋能作用,需在增强农民主体地位、促进城乡文化协同发展、优化乡土文化再生环境等方面下功夫,重塑乡村社会内生发展模式。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证检验

构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农民富裕度与共同度的影响强于农村共享性与可持续性;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政府支持与金融发展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实现;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在不同农业劳动生产率地区具有明显差异。据此,提出注重数字乡村建设的赋能作用,夯实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基础底座;充分发挥政府支持与金融发展的中介作用,拓展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多维路径;探索区域差异化发展道路,落实多层次、有重点的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策略。     

“城乡共富”:“共同富裕”的内涵要义与实践遵循

“城乡共享”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实现的重要条件,“城乡共富”是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的核心要义,两者构成了“共同富裕”实现的理论基础。我国在“共同富裕”内蕴逻辑的主导下,沿着“城乡二元 城乡协调 城乡融合”逻辑遵循,建构了“以农促工 工农互促 城乡共富”的“共同富裕”战略,推动“城乡共富”程度递进发展,但在经济基础、消费服务、现代化设施、公共福利等领域尚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城乡相对差距,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塑造农村“富裕”的内驱能力;以“城乡融合”为向度,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催生农村“富裕”的外部动力,推动“城乡共富”迈向更高台阶,扎实推进,实现“共同富裕”。     

我国“先富”和“共富”关系问题的哲学思考

围绕“先富”和“共富”的关系的哲学命题,试图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从矛盾的视角看先富和共同富裕的关系、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看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实现对共同富裕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澄清对先富带动后富、先富带动共富问题上的模糊认识,更好把握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目标的哲学思考,也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的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经典表述。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研究——陕西省袁家村的经验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也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但要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还必须有良好的制度保障和环境保障作为支撑。本文通过对陕西省袁家村走向共同富裕的案例进行解剖,讨论在共同富裕的微观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推动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研究表明：(1)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但这并不构成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条件,要想实现“村庄强”和“农民富”的双重目标,还必须在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前提下,构建科学的分配机制与治理环境;(2)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受乡土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影响,因而在进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分配时必须充分吸收乡土社会运行规则,通过逆市场化的方式来推动分配机制创新,促进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在村域内实现公平分配;(3)良好的村庄治理生态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集体成果公平分配的保障,因而在推动经济发展和集体收益分配的过程中,必须重视改善村庄治理生态,以此构建集体经济发展、农民共同富裕和村庄实现善治的良好格局。     

数字治理下农民收入增长与收入分配效应

实现共同富裕要求兼顾“发展”与“共享”的双重目标，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支撑。以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如下：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增长效应，能有效提升其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发展”目标。分位数回归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结果均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分配效应，能够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共享”目标。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将显著提高其信息获取能力，同时，数字治理参与对具有较低社会资本群体的收入赋能作用更显著。     

论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共同富裕是邓小平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和重要原则.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缩小东西部差距、走共同富裕之路的必然选择.对于西部来说,要实现共富的目标,也要走部分先富、先富带后富的必由之路.需要正确处理和解决好重点与一般、效率与公平、自我发展与外部推动的关系.     

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共同富裕思想源远流长,既是中华民族长期追寻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更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强调要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仅仅是实现物质层面的富足,更包含了经济富裕、政治昌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环境宜居等多个层次的内涵。高质量发展是旨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更高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是新时期发展的方向和重要课题。经济环节的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并以此促进经济总量的提升、经济结构的优化,从而促进乡村振兴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实现经济富裕。其中,坚持科技创新的首要地位、目标与结果和数量与质量的辩证统一以及发展成果的普惠性,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道路鲜明的时代特征。基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可以从理论逻辑、时代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角度讨论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共同富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成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结果。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在时间脉络上相互衔接,同时也具备实践意义上的可行性。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拥有着时代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群众基础、国家治理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是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时代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区域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人口老龄化问题和财政压力、数字技术发展不平等、新旧动能转换造成短期经济承压、新冠疫情加剧不确定性五大挑战。最后,提出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把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推动财税制度改革完善收入分配体系;助力乡村振兴计划,推动产业融合发展;顺应数字化转型,完善科技创新体制,为共同富裕提供更加科学的现代化手段;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提升金融发展质量,更好地促进共同富裕。可以认为,本研究结论对理解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间的内在逻辑,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意义。     

新时代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

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对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始终没有变,对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是历史性与具体性的有机统一。新时代从共同富裕的视角审视乡村振兴战略,才能深刻理解二者之间内在逻辑关系。从“何以可能”的视角看,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主要表现为乡村振兴为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了制度前提、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从“以何可能”的视角看,共同富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方向指引,主要表现为共同富裕的深刻内涵引领乡村振兴明确“为谁振兴”“谁来振兴”“振兴什么”“怎么振兴”“如何推进”等问题。从“意指何在”的视角看,通过乡村振兴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贫富两极分化”“区域发展失衡”等难题,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重要支撑。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互助合作实践形态的演进

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互助合作实践一以 贯之的中心主题.农民互助合作实践形态,遵循制度化建构、理想化、理性回归、完善提升的 演进轨迹和“目标导向Ｇ政府主导Ｇ自我调适”的演进逻辑,经历了由改革开放前“双运动驱 动”型向“政社合一”型转变、改革开放后传统与现代由“并存”向“契合”转变的演进历程,呈 现出由基于社会交换的民间领域逐渐向基于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叠加的市场领域和公共领 域拓展深化的演进趋势.步入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共担、共赢共富新理念指导下的农民 新型互助合作重建,可以同时彰显中国底色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双重优势.     

“天下大同”与“天下共富”:共同富裕的历史逻辑与实践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原则。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历史起点上,回溯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展望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以期为新时代阐释共同富裕逻辑、探索共同富裕路径提供借鉴。共同富裕的历史渊源是从“天下大同”到“天下共富”,理论演进是从“个体独享”到“社会共享”,实践探索是以“先富后富”实现“逐步共富”,战略推进是从“消除贫困”到“美好生活”,未来展望是从“小康社会”走向“共富社会”。     

乡村应对返贫威胁和共富挑战的提升策略——基于大学赋能视角

我国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大学一直在进行赋能乡村建设的积极探索。从历史视角审视,我国大学参与乡村建设先后经历了从嵌入乡村社会网络的初始定位,到助力脱贫攻坚的角色转换,至引领乡村振兴的行动转向三个演化历程。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调整大学区域布局和专业设置,世纪之交的通过人才培养、强调科研服务,到党的十九大以后,大学全方位服务国家战略和乡村振兴,大学服务乡村建设的功能表现出了不同的时代特征。角色定位和功能特征的发展演化是基于大学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破解乡村振兴与城镇化矛盾的现实逻辑、应对返贫威胁和共富挑战的实践逻辑、应用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发展逻辑的辩证统一。大学和乡村作为国家治理中两个不同的场域,有着乡村社会共同富裕的同一发展目标,大学特别是涉农院校应从科技、人才、技术、组织、保障五个方面提升赋能本领,充分发挥其处于社会资本网络中关键节点位置的显著优势,有效赋能乡村建设,加快乡村社会共同富裕的进程,同时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     

乡村“技术赋能”:内涵、动力及其边界

乡村具有广阔的技术赋能空间。乡村“技术赋能”是指通过现代技术赋能农业、农村、农民,助力乡村振兴。乡村“技术赋能”是一种内外融合的发展模式,它使乡村实现了由“技术—现代性”这一外源性发展模式向“技术—能力”这一新内源性发展模式的转变。乡村“技术赋能”命题的提出源于城乡之间巨大的能力差异,而技术恰恰可以提升乡村经济发展能力、公共服务能力、治理能力以及村民的知识能力,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变量。乡村“技术赋能”的前提是技术下乡;条件是契合乡村场域,实现技术和乡村的特征匹配;边界是遵循“以人为本”的底层逻辑,实现技术与人文的联姻,防止技术由“赋能”走向“控制”。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共同富裕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为例CSSCI

本文构建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治理”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指数来衡量共同富裕,并使用了探索性空间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解构长三角区域的共同富裕演化特征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的共同富裕表现为从上海向长江上游拓展,并沿长江沿岸城市演进,呈现“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规律;而溢出效应通过产业转移、教育投资、劳动就业和资本流动等因素实现,这些因素成为促进共同富裕的突破口。     

乡村治理智能化赋能共同富裕:内在耦合、现实梗阻与实现路径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与根本旨趣。共同富裕有着鲜明的共享、过程与全面等本质属性，而推进乡村治理智能化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面向，也是公共价值创造的过程。实现共同富裕与乡村治理智能化在价值目标与政策工具等层面不谋而合。然而，乡村治理智能化赋能共同富裕仍面临着数字弱势群体边缘化、智能化乡村劳动异化以及乡村数智化能力“赤字”等挑战。基于此，未来要在技术治理范式背景下，变革思想观念、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数智实践、弥合数智鸿沟等，推动乡村共享数智发展红利，实现共同富裕。     

人力资源服务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研究——基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视角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三农”问题的存在成为制约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应有之义。为切实补齐“三农”问题这一短板，中共中央全面部署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农民富裕、农业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措施，是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必由之路。而乡村振兴离不开人力资源的重要支撑，乡村人力资源是实现乡村振兴总目标与总要求的必要基础，然而乡村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面临着人才吸引力弱，人力资源外流现象显著、剩余劳动力结构与乡村发展需求不适配、教育培训体系不健全等现实窘境。补齐乡村人力资源的短板，亟需加强乡村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人力资源服务作为提升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通过拓宽乡村人才引进渠道、赋能劳动力合理转移、助力剩余劳动力的开发等方面，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然而，人力资源服务在乡村的发展存在三方面制约因素：乡村人力资源服务需求侧发展不充分，存在客观需求与主观使用意识错位的问题；乡村人力资源服务供给侧效能不足，供给内容与供给主体都无...     

共同富裕视角下广东省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意蕴与实现路径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路径。数字技术的赋能效用和普惠效应可推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内生动力。广东省通过统筹规划顶层设计积极探索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农业”的方式推动农业全产业链融合发展，以“数字+公共服务”的方式助力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在建设数字乡村的过程中，城乡之间仍存在着“数字鸿沟”的问题，需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坚持因地制宜逻辑思维，强化数字人才支撑，推动数字资源下沉的方法完善数字乡村建设，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共产党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历史和实践逻辑

中国共产党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显著体现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三大维度。基于理论逻辑,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和中华民族的“大同社会”思想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底蕴,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初心和旨归;基于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经历了探索、转折与变革的历史阶段,其中蕴藏着中国共产党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规律;基于实践逻辑,中国共产党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形成了坚持制度设计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双向架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实现共同富裕的显著优势。     

项目进村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困境与出路

资源下沉是国家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项目进村是主要的实现路径。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既是项目进村的目标,也是衡量项目进村运行效果的标尺。通过W村的深度田野调查发现,国家和地方合作通过专项项目资源进村扶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项目引进创富、项目运行共同参与和项目成果共享三种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机制。同时,项目进村运作实践中,由于项目“配套转嫁”、项目悬浮和规划滞后等导致村集体负债风险、村干部信任危机和村庄高质量发展乏力等问题。加强项目进村的机制创新,即赋责、赋权、赋能三个方面的机制建设是扎实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