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区域差异与门槛效应研究

出于均衡利用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之目的,文章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区域差异及影响该效应发挥的各类门槛因素.拓展的C-H动态面板模型GMM检验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但存在区域差异.通过拓展的Borensztein门槛模型检验显示不同省份所受到约束门槛不同.东部省份主要受产业结构、研发投入、市场结构及金融发展等门槛因素约束;中、西部省份除了受到前述约束外,还受到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及教育投入等门槛限制.文章指出,除了进一步支持吸收能力较强省份对研发资本存量较高的发达国家进行技术寻求型投资外,还应当进一步深化中、西部对外开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积累,以便早日越过“门槛”,更多获益于逆向技术溢出.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

基于中国智慧城市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实证研究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异质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形”非线性特征,即只有适度的研发投入强度才能促进企业绩效,而过高的研发投入强度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2）在企业规模约束下,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U形”非线性影响,说明只有当企业规模跨越一定门槛时,研发投入才能促进企业绩效;（3）在资本结构和资本密度门槛条件下,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分别具有显著的“倒N形”型和“N形”非线性特征,且均存在最优水平区间;（4）新常态下,有效促进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积极影响的重要抓手在于,兼顾研发投入能力和管理能力并重、鼓励企业做大做强、保持适中的资本结构和较高的资本密度水平。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

基于我国1999—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通过规模效应渠道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能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发现FDI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或者过高时,FDI的流入会不利于地区的碳减排;环境规制强度适当时,FDI会对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有利影响。在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下,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收入门槛效应研究

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重要的宏观议题.随着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偏上水平,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探索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收入门槛效应对于转型时期精准实施差异化的区域金融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87—2018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门槛变量,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地区收入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在地区收入水平跨越第一门槛值前后,金融发展均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当地区收入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金融发展才开始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机制方面,市场化建设为"双重门槛"效应提供了解释,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强;而以人才错配为代表的要素市场资源错配并未显著影响上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中低收入地区,政府应给予更多的金融扶持政策,提高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度;而在高收入地区,要敢于将金融资源配置的决策权交给市场.上述举措有助于从根本上提高金融市场效率.     

制造业集聚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以2006—2015年中国27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全样本下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倒"N"型关系。考虑城市级别和城市规模后,不同类型城市的制造业集聚门槛效应存在差异。高级别城市中,随着制造业的不断聚集,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小,并最终变为负向;一般城市中,制造业集聚跨越门槛值以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将明显减弱;小城市只要迈过第一个门槛值就可以发挥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环境规制、科技投入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     

劳动力转移、农业规模化经营与农业生态效率--基于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1-2020年长江经济带9省2市的面板数据,通过DEA-EBM模型测算农业生态效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别实证检验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以及农业规模化经营在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态效率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并进一步采用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农业规模化经营对农业生态效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控制变量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财政支农水平、劳动力质量和农业机械化程度对农业生态效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和农业受灾率对农业生态效率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业规模化经营在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农业规模化经营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正向促进效应,门槛值为39.7359%,这一促进效应在跨越门槛值之后有所削弱。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推进农业技术研发和创新、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制度、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等,以促进农业生态效率提升,从而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区域创新能力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研究

利用区位熵测度中国各省份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水平,发现各省份集群水平的差异较大,空间上呈现由东到西的递减态势。因此,基于区域创新和产业集群理论,采用2016—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区域创新投入与产出因素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区域创新能力的投入及产出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水平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资金投入的作用大于人力资源投入及创新产出效果。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区域创新投入对产业集群水平的提升作用呈现倒U型特征。因而要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高质量发展,国家相关部门应统筹新能源汽车产业布局,引导区域创新能力高的地区攻克核心技术、区域创新能力低的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的协同发展。     

工资上涨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存在性及门槛效应研究

工资上涨主要通过要素替代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人力资本投入效应、效率工资效应及创造性破坏效应等机制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但工资上涨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存在"门槛效应",过低的工资水平不利于一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反而使其陷入低工资低生产率陷阱。经借助GMM及非线性内生门槛检验方法对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相关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高工资高劳动生产率的结论适用于中国,不同时间段的比较得出近年来工资上涨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中的作用逐步增强,内生门槛回归得出中国工资劳动生产率的门槛值为年均12693.05元,目前工资越过该门槛值的仅有上海、北京等8个省份,进一步比较分析得出该8个省份的工资上涨在劳动生产率提升中的作用显著高于未跨过门槛值的省份。     

研发投入跳跃对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基于企业金融化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发投入跳跃是企业正确把握产品生命周期,实现研发策略转换,稳固竞争优势的重要环节,但企业金融化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原有的研发环节。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企业不同金融化程度下,研发投入跳跃与企业经营绩效、价值绩效的非线性关系;并探究研发回报率和研发产出弹性的非线性变化规律。结果表明：(1)研发投入跳跃与企业价值绩效之间存在企业金融化的双门槛效应,二者呈现以企业金融化为44.11%为分段点的近V字形关系。(2)研发回报率、研发产出弹性存在企业金融化的门槛效应,当企业金融化处于0%～6%(±1%)的区间内,研发回报率与研发产出弹性均为正,较为适合进行研发投入;当企业金融化程度逐步加深,研发回报率会出现下降—增加—下降的波动。最后结合分析结果,对企业金融化趋势下的企业经营与政府监管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数字经济、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2011—2019年11个沿海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与指数模型对沿海地区数字经济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建立含有海洋科技创新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尤以创新与开放层面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但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减趋势与地区分布差异特征;上海、天津、山东等省份的数字经济促进效应跨越门槛后更大,表现为门槛加强特征。因此,应推动数字经济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实施区域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深度挖掘和释放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潜能。     

基于投资风险与阈值的企业产品创新理论

通过建立起企业产品创新的利润最大化模型,可以发现企业产品创新的研发投资所需满足的最低效率条件,即研发投资增加的单位产品收益必须大于研发投资的边际成本和分摊的研发固定成本之和,并可以得到由企业研发效率、研发边际收益等因素决定的最优研发投资规模、预期销售规模和利润规模。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产品改进型创新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小于新产品创新的市场风险,企业产品改进型创新可以达到更大的市场销售规模和利润规模。     

水运投资对工业发展的门槛特征及解释研究

水运作为工业化中后期的一种重要运输方式,与工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选取江苏省2000—2016年13个地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水运投资和工业经济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水运投资对工业增加值表现出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分别于2006年、2011年通过了门槛临界点;水运投资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溢出特征,溢出效应在2006年、2011年门槛发生前后的增加值略小于门槛前后水运投资弹性系数变化值,表明溢出效应是门槛特征发生的主要原因,水运投资主要通过间接效应来影响地区间的工业发展水平。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 ——基于科技投入的门槛效应分析

金融发展与经济持续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金融发展理论界探讨的核心内容。该文用1998—201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统计数据,采用面板回归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不同农业科技投入水平下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得出农村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双重农业科技门槛效应的结论。当农业科技投入处于较低的水平时,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影响,随着农业科技投入的提高,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逐渐变小,并最终转变为正向影响。因此,要把握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导作用,既需要农村金融自身发展革新,还必须加大农业科技投入。     

公正之阈限与无限

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基石,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现代制度设计和安排的基本依据。正因如此,准确、慎重地理解公正意蕴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本文着力于从国家、个人两个维度把握公正的内涵。从国家、阶级维度考察公正,引申出公正之阈限;而以人为中心的维度则推演出公正之无限。偏颇某一方面都明显不足,这要求我们将公正之阈限与无限结合,以期更全面理解公正之意蕴。     

基于FCM的动态结合全局图像阈值分割

全局阈值分割对于小目标物效果不理想,动态阈值容易产生阴影等干扰,但综合考虑全局阈值和动态阈值可以达到比较理想的结果。模糊C均值算法用于灰度图像分割是一种非监督模糊聚类后再标定的过程,该文在不明显增加运算量的前提下,利用模糊C均值自动聚类的功能分别得到全局阈值和动态阈值,完成对阈值矩阵的构造和图像的分割。     

基础教育投入不均会扩大城乡消费不平衡吗?——基于多重面板门槛模型分析

学界普遍认为教育能够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但是对于教育投入与消费水平变动的研究尚无定论,尤其是缺乏从基础教育投入差异角度,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解释及讨论。基于空间异质性和非线性的双重视角,利用门槛回归技术对我国省域城乡面板数据进行考察发现,基础教育投入差异总体上显著促进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异的扩大,但这种影响具有边际效率递减的非线性动态特征和空间异质门槛效应。进一步对非线性增长效应的约束机制分析表明:(1)只有当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财富水平差距分别跨越一定门槛时,教育投入均衡化才会有利于缩小城乡消费差距;(2)在控制了收入差异的影响下,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均表现为明显的U型;在控制了财富差异的影响下,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呈现出N型、N型、倒U型和线性的特征;(3)教育投入对于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存在最优区间,现阶段我国教育投入已处于最优区间内,但是这在不同的空间维度下也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特征。     

语言阈限假设中的“语言阈限”问题研究

Clark在1979年针对母语阅读和二语阅读的关系问题提出的语言阈限假设在国内得到了很多验证,但在将该假设运用到教学中时,对于"阈限"的测定只考虑了二语水平的变量,并没有考量阅读资料的内容或题材。笔者从某地方本科院校的音乐、体育、美术系随机各抽取了105名学生,并在英语阅读和汉语阅读试卷中的6篇阅读理解中设置了3篇体育题材和3篇非音乐、体育、美术题材的文章,然后以各系受试者的英语阅读能力为因变量,英语水平和汉语阅读能力为自变量进行了多远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英汉阅读内容的题材以及受试者对该题材的熟悉度对英语阅读中汉语阅读能力的迁移有很大的影响。     

政府公共投资、社会投资与经济社会发展

在讨论政府公共投资对社会投资、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时,需要放在一个反周期的框架内进行分析,才能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政府的这种作用从正面来说,要发挥得好,应该是在每一次经济进入高涨阶段、有过热危险的情况下,尽可能控制峰顶不要让它走得过高,而经济运行走到低迷阶段的时候,它应该发力往上托举,使这时的谷底不要跌得过深.通过实证考察,政府公共投资要对社会投资与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制订一个合理的顶层规划十分重要.     

生态批评的视阈

本文从当代生态批评的视阈着手,在对古今中外大量资料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就生态批评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如生态批评思想史、直线社会进步论、理性主义与科技文明、生态解困与精神革命、生态政治与生态教育、重振文学艺术的自然之维诸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从而断定人类文明历史已经进入生态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因此揭开新的一页,21世纪的作家、艺术家再也不能漠视地球生态现实的存在。     

论投资、投资体制及其改革的目标模式

本文认为 ,可以将投资定义分为“投入货币以实现价值增值”、“实物资本的形成”、“证券买卖”等三个层次 ;但不管是在哪个层次上定义的投资 ,都一定包含“消费剩余价值”、“资本品”、“时间过程”、“投资主体”和“目的的盈利性”等要素。投资体制就是投资活动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结的秩序和相互作用的方式与机制。当前我国投资体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政府在投资活动中的直接干预仍然过多而宏观间接调控机制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企业和个人依据市场进行投资决策还受到许多不合理的限制。投资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 :把政府投资和政府支出分开 ,将政府投资限制在市场失灵的范围内 ,真正实现上市公司选择机制的市场化 ,在资本市场融资方面给民营企业以平等待遇 ,同时实现资本市场的多元化、多层次化和市场中介机构的民营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