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机器人对娱乐传播生态的操纵机制研究

当前,推特、脸书、微博等中外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娱乐传播的主场域。社交机器人颠覆了以"人"为主参与的娱乐传播规则,以"机器"逻辑来改变传播生态。本文从社交机器人颠覆社交媒体空间娱乐传播的现状出发,围绕恶意机器人操纵水军、模拟人类行为、利用数据空洞(data void)和社交媒体"弱连接"的特性和渗透用户群体、扰乱娱乐传播链条的策略以及技术逻辑进行了探讨,提出应从规范市场竞争机制、提升平台治理能力、提高公众"机器人素养"、正确利用社交机器人、调动积极社会效应等方面思考应对机制。     

社交媒体时代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传播

社交媒体时代,新的媒介生态和传播工具助推着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社交媒体和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政治传播的目标和策略上展现了独特的依存和"共谋"关系。社交媒体的使用挑战了旧媒体的传播逻辑和传播形式,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信息传播、选民动员、社会舆论引导、政党领袖形象塑造、政绩和合法性宣传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传播策略上依托社交媒体平台,紧紧围绕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注重民粹主义的风格和修辞,并基于道德和身份框架设置议程,以实现民粹主义目标。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以民众的名义试图构建政治纯粹性的集体幻象来掌控权力的同时,也给欧洲的民主制度、民众心理、政治秩序和政党格局带来了一些现实的隐忧。在新的媒介传播平台推波助澜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未来的发展动向值得持续关注和警惕。     

中美特定网民群体看待社交机器人的差异 ——基于技术接受视角的比较分析

[提要]社交机器人已经广泛参与到网络信息传播活动中,网络用户是如何看待这一新现象的？中美之间有何不同？本文从技术接受视角对中美特定网民群体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发现,总体上中国网民对社交机器人持更乐观看法。中国网民倾向于认为社交机器人带有好的目的,而更多美国网民则认为其带有坏的目的,对社交机器人参与社会热点事件讨论的影响认知也是如此;在辨别社交机器人方面,中国网民对自己辨别社交机器人账号的能力更加自信;在社交机器人使用场景方面,中美网民的看法基本一致,均是最接受使用社交机器人发布紧急消息,最反对用以分享虚假信息。     

人工智能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机遇、风险挑战与应对

人工智能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深入到人类社会之中，并使得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产生巨大变革。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其效果关系到思想政治工作的成败。人工智能凭借其高效快捷、真实立体和实时精准的特点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发展机遇。同时，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也引发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主权失语、信息失真、舆论失控、治理失效等风险挑战。为此，需在强化主体领导、提升技术水准、加强舆情把关、建立制度保障等方面共同发力，促进人工智能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良性发展。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动力、特性及其规制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包括由公共权力塑造的网络政治主流意识形态和网民取舍与构建的网络政治非主流意识形态。在“后真相”时代,政治情感是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根本动力,政治信念是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基本动力,政治道德与政治正确是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底线根基。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传播具有多元性、去中心性、虚拟性、非理性、平面性、互动性、碎片性、变异性的特点。只有遵循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传播规律及其特性,才能对网络政治意识形态特别是网络政治非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有效治理。新时代落实宪法和法律权利,完善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动态平衡制约机制,构建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立体复合干预机制等是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治理的主要措施。     

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把关"的特殊意义与对策

传统的把关理论常常被认为是对传播信息的过滤和处理。但＂把关＂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把关＂除了可以对信息本身进行过滤和筛选之外,还可以通过利用＂把关＂适应受众选择性接受的特征,营造良好的网络传播环境和氛围,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的正效果,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把关＂对策在目标和内容上都发生一定的扩展和迁移。     

信息疫情的内涵、形成机理与应对策略

信息疫情是指传染病引发大规模疫情后,网络空间大量的错误信息形成过载效应,并与正确信息相互混杂大范围传播造成无法分辨的危险的现象.信息疫情有着自身特性,体现为信息量巨大且真假难辨、内容面广且倾向性强、传播速度快且范围广、关注度高且危害性强等.信息疫情累加过载会加大公共安全风险和社会危机的治理难度,扰乱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并形成社会稳定风险,甚至扰动地缘政治格局,加速极端主义发展.信息疫情的产生既有群体恐慌性情绪导致的信息敏感与无助的因素,也与政府应对处置重大突发事件能力与水平不足相关,同时还与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导致的传播格局变化与交往方式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应对信息疫情,一是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联动机制,增强体系化应对能力;二是督促社交媒体落实主体责任,以技术伦理强化平台自律;三是加强监管力度,促进网络社交媒体的改革发展;四是提升民众数字素养,全面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五是推动国际间合作,促进信息疫情的全球治理.     

微传播时代主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制度构建

微传播时代的信息传播呈现传播主体多元、信息体量剧增、信息传播交互、传播价值多元、传播内容碎片化等特征.传播主体多元要求改变以往单一主流意识传播格局;信息高速发展要求进行适当的信息疏导及总量管控;信息交互传播要求意识形态阵地应实现对话式宣教;信息价值多元要求进行适当的意识形态合规性监管;传播内容碎片化要求意识形态传播应进行话语转化.当前我国应着重健全主流微媒体意识形态宣教长效机制、完善特别群体信息疏导及总量管控机制、建立意识形态对话式灌输长效实施机制、实施微媒体意识形态风险分级监控制度和构建主流意识形态微话语传播交流机制.     

聚合与割裂:社交媒体时代的政治认同

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技术加持社交使得原本的政治认同建构出现新的发展趋势,聚合与割裂成为社交媒体时代政治认同建构与解构两种分化特征.个体生活与宏观政治的聚合、群体身份与政治认同跨时空归属的聚合以及政治互动的跨层级聚合,促进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行为的形成与发展,为政治认同的建构创造了群众基础、技术支撑和实践方式.社交媒体也通过屏蔽、引导、规训和伪造的技术路径,造成社交媒体上政治认同心理的分化割裂.多元化认同阻碍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差异认同诱发政治危机,认同越级化侵蚀理性认同根基.应通过加强主流媒体认同引导、圈层认同吸纳、算法认同构建来规制政治认同风险.     

社交媒体与政务传播开放体系的构建

社交媒体在我国发展迅猛,政务微博顺时而生,成为我国政务传播开放体系的先行者。我国的政务微博在政府信息公开和网络谣言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其运营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不断更新,政府要构建WB2.0时代政务传播开放体系就要适应社交媒体"话题"模式,合理布局定位各类社交媒体在政务传播中的作用。同时,政府要塑造体制内网络红"V",破除网络谣言,引导网络舆论。     

高校网络舆情事件中社交媒体用户的传播行为研究

随着媒体传播渠道日益多元化，社交媒体已成为高校网络舆情的主要策源地和传播源。既往高校舆情研究主要聚焦于特定对象、特定时段、特定事件的舆情引导研究，缺乏对社交媒体用户传播行为的学术聚焦。本文以问卷调查为基础提出研究假设，通过建模和回归分析探寻影响社交媒体用户参与高校网络舆情的主要因素，从微观角度探讨相关影响因素导致的传播行为差异，为高校管理人员有针对性地开展舆情治理提供事实依据和策略选择。     

网络文本内容挖掘视角下的中国文化形象呈现特征及差异

在若干具有重要性和典型性的国际社交媒体中采集、过滤、选取具有高传播热度的帖子进行内容挖掘和定量分析,考察国际社交媒体热点传播内容中的中国文化形象呈现特征和差异。中国文化的国际社交媒体传播在文化形象构成、文化内容视野、国际文化关系等方面具有“传统化形象”“日常化元素”“交互性语境”等丰富的呈现特质,不同的社交媒体热点内容也有其不同的侧重。我国需从日常挖掘、地方塑造、立体建构等多层面,加强和改进新语境下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移动社交媒体传播风险管理研究

以微博和微信为典型代表的移动社交媒体历史性登场,蕴藏着诸多传播风险;从微博的风险扩散机理看,主要基于“病毒裂变式”传播机制、简化表达机制和多节点结构,微信的风险化解机制比微博更弱;典型的传播风险包括国家治理风险、社会信任风险和个人隐私风险等;解决问题的关键是铲除传播风险的酿成土壤,构造风险防范的多元参与机制,发挥法治和德治的合力作用,通过加强传播风险管理实现秩序化。     

中国文化国际社交媒体传播研究——基于YouTube热门视频的分析

以YouTube、Facebook、Twitter为代表的新型社交媒体对国际传播范式和文化传播方式带来深度渗透和冲击,成为许多国家高度重视和积极利用的传播新领域,显现出在全球传播中的显著效应与战略价值。当前,中国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中的文化走出去和文化软实力建设亟待加强和提高,文章以YouTube具有一定传播热度的视频为对象,对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现状、效应与特征进行分析,并提出加强YouTube语境下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对策建议。     

主流政治信息传播的新媒体拓展--以英美个案为分析视角

互联网、信息科技和社交媒体极大地改变了政治信息传播的传统模式。网络空间为政治机构和个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拓展空间。新媒体可以放大传统媒体的传播效果,也能够创造更为多样化、个性化的表现形式。传统的政治动员格局在互联网上得到进一步构建和巩固。以英美为代表的主流西方政治传播运用网站、社交媒体、博客和微博客等多种平台拓展新媒体空间,以达到高效低耗、更加个性化、更加独立的传播效果。但同时,新媒体所带来的受众不平衡、传播效果难以控制、权威缺失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也给政治传播者和研究者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社交媒体环境下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探析

基于广泛用户基础和强大技术赋能的社交媒体给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带来新的时代境遇,其传送时效促进了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圈层文化重构了传播生态的宣教场域,意见领袖丰富了传播内容的涵化效果。与此同时,在社交媒体场域下,也易产生多元思潮离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的价值主导,话语表征消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算法权力控制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的传播偏向等风险挑战。因此,应从培育主体素养,为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丰富人文内涵;强化平台建设,为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夯实宣传阵地;完善话语策略,为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提升话语权威;健全监管体系,为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创设制度保障等维度,积极探寻社交媒体赋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优化路径。     

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变迁中的新闻传播因素分析

台湾政治转型之后,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发生了重大变迁。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受到历史、政治、民族、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新闻传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政治信息多元化、政治议题设置、政治话语和媒体立场构成了新闻传播影响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变迁的基本因素。以政治信息多元化分裂民众政治认知为逻辑起点,新闻传播通过政治议题设置引导公共舆论,以"台独"话语霸权影响民众政治话语,以媒体立场劝服和改变民众政治立场等方式,导致了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变迁。     

后真相时代价值判断的偏转:危机事件中社交媒体传播动力分析——以微博热议“保姆纵火案”为例

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危机事件的扩散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传播前置性、情绪感染性、主体多元性、即时交互性和事实模糊性六大特征。传播动力研究是探究这些传播特征动因的重要手段，但目前此类研究偏重系统性的宏观描述，缺乏精确性的微观分析。文章以微博上热议的杭州“保姆纵火案”为例，提出“信息—价值”传播动力模式，从微观层面具体解释社交媒体危机事件如何维持其独特的传播特征及连续的高活跃度，并将此模型发挥效用概括为三点:第一，情感共振导致的“群体极化”引爆舆论炸弹；第二，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用户靠自我价值观评判事件而非真相；第三，危机事件中新信息的输入往往伴随着利益的角逐。     

社交媒体负面口碑的传播机制及理论模型研究

社交媒体是消费者自由开展口碑传播的重要平台,具有开放性与互动性特征。利用社会网络理论、六度空间理论、自组织理论和长尾理论等,结合信息传播流程和关键节点的分析框架,根据社交媒体负面口碑在个体、群体及媒体等3个层面上的传播与扩散机制,提出了以个体社交网络为核心的传播单元模型、以社交媒体为载体的自组织传播模型以及以跨媒体传播为特征的口碑扩散模型。其中,单元模型揭示了发布者类型、口碑表达方式及接受者与发布者关系的重要性;自组织模型反映了负面口碑在社交媒体中通过网络和人际规则由无序走向有序;口碑扩散模型体现了社交媒体成员的角色多元化以及媒体之间的竞合关系,系统解释了社交媒体负面口碑破坏力不断放大的内在机制。     

社交媒体与特朗普的崛起

2016年美国大选过程充满曲折,结果引发全球热议。未曾有过从政经验的特朗普最终赢得了大选,这其中社交媒体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文章从社交媒体与政治传播的关系开始阐述,从宏观到微观分析了一些政治事件以及美国大选如何对社交媒体进行运用。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列举了特朗普对于社交媒体的使用以及互联网环境下的社交媒体在成就特朗普的崛起中所发挥的作用,互联网文化的属性以及相关科技的应用都是特朗普现象背后的相关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