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钱币探微--以武侯祠馆藏蜀汉钱币为例

本文以武侯祠馆藏蜀汉钱币为例,结合近年来蜀汉钱币的考古发现和有关的文献记载,认识武侯祠馆藏蜀汉钱币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蜀汉时期社会经济状况以及蜀与魏、吴二国的经济关系.     

马超“督临沮”和“北督临沮”地理位置考辨

马超是蜀汉前期的重要将领,《三国志》记载他曾"督临沮",其都督地位于荆州南郡的临沮县,而《华阳国志》中记载的"北督临沮"位置则应是在雍州武都郡的沮县,蜀汉政权之所以改变马超的督区,首先是为了扼守北通汉中的军事要道——阳平关,其次是能够保障供给,从而实现攻略曹魏陇右地区的战略计划,最后还可以缓解蜀汉内部矛盾,平衡政权中复杂的政治局面。     

论诸葛亮外交政策的得与失

诸葛亮在《草庐对》中为刘备制定了两步走的外交政策,即“联吴抗曹”和“联吴伐魏”,此政策之“得”就是“联吴抗曹”使刘备基本实现了占据荆、益二州,鼎足天下的第一步战略目标;此政策之“失”在于蜀汉政权建立后,诸葛亮没有审时度势,与时俱进,适时调整外交政策,而依然坚持“联吴伐魏”的外交政策,使蜀成为三国中最先灭亡的政权。     

曹丕和他的《典论·论文》

魏文帝曹丕生于公元一八七年死于公元二二六年,字子桓,曹操次子。公元二二○年代汉即位(文帝),国号魏,建都洛阳。他对豪强贵族实行《九品中正》的政策,对人民效法汉文帝施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没有沿着曹操打击豪强的路线向前发展,后来终于走向同豪门贵族妥协的道路。但他在文学理论方面却有所贡献,还是在当太子时就著有《典论》,可惜现在仅存一篇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极有价值的著述——《典论·论文》。     

夷陵之战后统一形势的扭转——蜀汉与孙吴各自战略规划的破灭

汉献帝建安五年(200),鲁肃为孙权提出"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的战略规划,之后,甘宁、周瑜、吕蒙都谈到类似的规划,这一规划中,孙吴的军事部署应横贯长江。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谈到的战略规划是"跨有荆、益"、两路出击,是以襄阳为中心的。蜀汉章武二年(222),夷陵之战刘备战败,收复荆州失地之战以失败告终,蜀、吴对峙中心由荆州西移至永安,蜀汉镇守江北的将领黄权降魏。此前,魏文帝黄初元年(220),蜀将孟达、申耽、申仪降魏,曹魏设新城郡治房陵、上庸、魏兴三郡。孙吴"竟长江所极"的战略规划与蜀汉"跨有荆、益"的战略规划至此破灭,双方丧失了统一北方的可能性,结束三国鼎立,统一全国的任务只能由北方曹魏、西晋司马氏来完成。     

略论蜀汉政权的选举制度

三国时期,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国祚最短,故在制度创新方面,建树不多。关于蜀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陈寿《三国志》记载粗略,其他文献亦语焉未祥,这对于还原蜀汉政权的制度建设,造成相当大的困难。以下就蜀汉政权制度建设中的选举制度及其特点进行讨论,指出蜀汉政权并未实行如曹魏、孙吴所使用的较成熟的九品官人法之深层原因。     

古蜀国有“成都、新都、广都”这“三都”吗?

《华阳国志》说:"蜀以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号名城。"古蜀历史的研究者因此都认为古蜀国有"三都"。其实,这个"蜀"不能肯定就指古蜀国,当时以"蜀"字作为区域或国家名称的,除了古蜀国,还有秦汉时期的蜀郡、三国时期刘备的蜀汉国。《华阳国志》记古蜀史并无新都、广都为"都",考古发掘古蜀国之"城"亦不见新都、广都。"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当为蜀汉时期之史实。     

盛乐考

公元386年北方游牧民族鲜卑的一支---拓拔鲜卑,在今天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境内的“盛乐”古城建立政权,国号“魏”,史称“北魏”,公元398年,北魏迁都“平城”。但是“盛乐”在汉代是写作“成乐”的,根据文献上的相关记载,“盛乐”应是《魏书》的讹写。     

王莽建新于公元九年

《辞海》中有关王莽代汉建新的条目,如《汉》、《西汉》、《新》、《王莽》诸条,皆说王莽于公元八年代汉称帝,改国号为新。 现行初中历史课本第一册也说:“在政局动荡的情况下,公元8年,外戚王莽乘机夺取西汉的政权,做了皇帝,改国号新。” 此外,有的大学历史系教材和普及读物,也持此看法。但是,这个年代在中西历换算上有误,极需订正。     

《隆中对》简析

[题解]本文节选自《三国志·蜀志》卷五《诸葛亮传》。标题是另加的。《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公元233——297年)是西晋史学家,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县)人。三国时,陈寿曾仕蜀,为观阁令史。蜀亡入晋,陈寿因张华的推荐为官,初为佐著作郎,继为著作郎。时人称赞他“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所著《三国志》一书,共六十五卷,分《魏志》、《蜀志》、《吴志》三部分,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人物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都有专门的记载。《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这部书可与《史记》、《汉书》相比美。     

《三国演义》艺术剪裁的“黄金分割”因素及其根源

《三国演义》中描述诸葛亮和刘蜀集团的文字约占六成 ,而描述曹魏、孙吴和其他集团的文字仅占四成。这种艺术剪裁的“六四开”其实暗含着“黄金分割”法则 ,表现为选材的非对等性。这种非对等性的根源 ,一是作家“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 ;二是人物形象塑造所反映出的美感取向     

吴蜀辞赋观念述论

辞赋创作历经两汉之盛后,在三国时期仍未显颓势。同时,辞赋观念在继承两汉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变化。但目前学界对此期辞赋观念的研究重视在曹魏,而忽略了吴蜀。虽然吴蜀在辞赋观念上的整体成就不及曹魏,但它们推崇汉赋、重视辞赋的文采之美和政教功用,以及追求新奇的创作观等观念,均不应忽视。     

李陵《答苏武书》的真伪

汉魏六朝书信体文章中,与《答苏武书》文风相似的作品在汉末魏晋时期才较多涌现,作为一个在《汉书》本传记载中仅能撰作质朴楚歌歌辞的武士,李陵不可能写出情采并茂的书信。《答苏武书》当系汉末魏晋人拟托之作。六朝人论文、选文大力标榜“情采”,自汉至梁同情李陵的声音绵绵不绝,是《答苏武书》在六朝及后世受到注重的主要原因。     

汉末与三国时期人口迁徙考

东汉末年的战争动乱,如果从光和七年（184年）黄巾之乱爆发算起,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三国鼎立形成为止,长达35年.在此期间,波及中原大部分地区的大规模战争持续了多年,局部的战争也年年都有.东汉末年的战乱,加上三国时期,魏蜀吴之间不断发生内战,使得战乱地区人民生活不安宁,于是向外地奔逃,去寻找安逸的乐土,因而形成了人口迁徙.     

阴平古道和河南道及其陇地一段的文献文学考察

阴平古道本自西汉地名,至迟在宋代作为道路名,所涉时限却远及秦代。《三国志》邓艾破蜀的记载使阴平偏道名扬天下,但历史上作为连接南北丝路之一要道者为阴平正道。阴平正道虽路线有异,但走向大体一致,即沿白水江一线自陇达蜀,显示了一定的历史复杂性,因而相对应的文学文献遗存呈多样性特点。从文献文学角度考察河南道,它是连通南北丝路的另一要径,虽在唐以后至明清呈渐衰之势,但仍然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试论"当涂高"之谶的作者与造作时代--兼与钟肇鹏先生商榷

"代汉者当涂高"是广泛传布于汉魏时期的一条谶言.钟肇鹏<谶纬论略>认为本条谶言是曹魏代汉时所造作.考诸有关文献便知其说非是.实际上本条谶言早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产生了.西汉末年的公孙述与东汉末年的袁术称帝时都曾经利用过这条谶言.曹魏代汉时确实也曾利用过这条谶言,但只是利用,而并非编造.     

《三国志》各卷导读

陈寿《三国志》六十五卷,入传人物将近六百人之多。各卷之人物,有何共性？有何特征？有何背景？有何亮点？有何真趣？有何借鉴？不能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当今的年轻读者,往往难以得其门而入。此文对《三国志》各卷,作一深入浅出之导读。每卷导读200字,力求内容简明扼要,行文生动通俗。     

近十年来中国古代王朝民族政策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学者们对先秦至五代民族政策研究主要分为整体研究和阶段性研究两部分.整体研究内容包括民族关系理论及民族政策特点等.阶段性研究:先秦时期研究,包括夏朝、西周、战国等时期的民族政策;秦汉时期研究,包括整体研究和对于和亲、羁縻等具体政策的研究,以及对于匈奴、羌、西南夷等具体民族的政策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研究,包括对三国时期蜀、吴,十六国,东晋南朝等时期的民族政策;隋唐五代时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唐代,包括整体研究和具体政策、具体民族研究.     

《三国演义》徐庶归曹故事源流考论--兼论话本与变文的关系以及"三国学"的视野与方法

罗贯中《三国演义》徐庶归曹故事原本史载 ,其中徐母故事更接近的根据是唐五代俗讲变文《汉将王陵变》 ,而以宋代说《汉书》的话本为直接依傍。这一事实表明 ,《三国演义》创作素材有不少是从非三国文献挪移化用。研究《三国演义》要放眼全部传统文化的背景以为参照 ,最大限度发明和凸显《三国演义》作为传统文化无边无际的网络中一个“中国结”的特征。     

从场域的角度看蜀汉的崛起——《三国演义》的价值系统与资本运作研究

本文以布尔迪厄的“场域”价值学说为理论来观照《三国演义》 ,认为蜀汉的崛起 ,主要在于它在天下场域中 ,善于资本运作。而其资本 ,则以血统出身和异姓之“义”为主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