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及其文献价值

《文馆词林》是唐中书令许敬宗等奉高宗之旨编集的一部总集,共1000卷,分类纂辑自先秦到唐代各体诗文。宋王溥《唐会要》卷三十六:“显庆三年(658年)十月二日,许敬宗修《文馆词林》一千卷,上之”,《玉海》卷五四据此也作了记载。唐王朝建立不久,太宗李世民就下令有计划地将前代文化遗产汇集整理,进行大规模的官方编纂,经、史、子、集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文馆词林》的编纂便是这一事业中之一项。     

论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地位和意义

宋代文体学介于汉魏六朝和明代两个文体集大成的历史时段中间,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这可以从文体学史、文体分类、文体批评、文体纂述体例等很多方面反映出来。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密切相关,宋代四大文章总集中,有三部继承《文选》体例,《文章正宗》虽也以《文选》为参照系,但另开门径,创立了真氏四分法。这种文体分类方法不但在理论上普遍为人们所认可,在实践中也影响深远,历宋元明清不乏效仿者。宋代文体学的最大贡献是其文体纂述体例上的承上启下,这主要表现在类书中“文部”的纂述体例上。而宋代发达的文体批评则成为古代辨体理论的先声。     

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与唐修《文馆词林》

弘仁本《文馆词林》的祖本是唐高宗仪凤二年令内廷书手吕神福等人本许敬宗原本《文馆词林》抄写送给日本国天武天皇的礼物.根据弘仁本残卷及现行历史文献,可知唐修《文馆词林》始于显庆元年,撰者除两唐书所举的许敬宗、刘伯庄、高智周外,可能还有杜正伦、李义府、薛元超、顾胤、高若思、令狐德棻、李敬玄等人.是书选录标准一本前代旧式,而体例则有所创新,兼具总集和类书的的特点,且彰显文体源流,有足可称者.此书的修撰是高宗朝再兴文治的开始,它见证了武则天是如何利用弘文馆学士为自己夺取皇后宝座而摇旗呐喊的历史.许敬宗正是因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立下的汗马功劳而晋身侍中、监修国史、郡公,并领撰《文馆词林》的.     

《文选·赋》分类浅议

《文选·赋》分类浅议王存信南北朝（梁）萧统所编纂的《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的、编选最早的一部文章总集。它将当时流行的各种单篇文章，经过详细的辨析，使用分析归纳的方法，以各种文章形体特征和题材选用的情况不同等为标准，分别诸种文体为３９大类。自秦汉以来，...     

《昭明文选》出现的理论意义

西晋挚虞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学总集中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合二为一的编纂体例,萧统《文选》打破了这一编纂体例,在文章总集的编纂中仅收录文学作品而摒除文学批评,明确区分了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二者的界线。     

从文章总集看清人的文体分类思想

文体分类是文体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集中反映出人们对文体本质与特征的认识水平。从清代文章总集看,清人的文体分类,一方面保持着析类趋于繁密的传统态势,一方面又出现了归并同类,追求简明的倾向,并由此催生了明确的文体归类理论。文体归类观念的自觉及其在实践上的成熟,又促成了清代文体三级分类体系的确立。这对《文选》类总集的二级分类传统是一次重大突破,在文体分类学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广东清代诗歌总集的后出转精之作——论凌扬藻《国朝岭海诗钞》的体例创新

清代广东地区的文化发展空前鼎盛,文学创作和编纂工作非常普及,因此诗歌总集也是数量众多,成就斐然。其中,凌扬藻所辑《国朝岭海诗钞》是一部具有集大成意义的省级清诗总集。兹对该书的编纂体例进行考察,冀为进一步研究清代地方类诗歌总集提供具体的参考。     

论《文选》的编辑宗旨、体例

《文选》作为一部文章总集，其编辑宗旨是通过编选古今代表作家作品的精华文萃，以对前代文学进行全面总结；同时又以此作为辨析文体、指导写作的范文。出于这个目的，它的体例之一是将收录的下限定为天监十二年，以沈约去世为标志；在对全书的编排上则以文体为依据，类聚区分为３９类。     

《文选》与《文章流别集》异同

《文章流别集》为总集之祖,《文选》承袭而来,但又不同。在文学观念上,《文选》认为文章“随时变改”,而《文章流别》则认为文章“原出五经”;在文体分类与操作上,《文选》不录经、史、子,《文章流别》可能录有五经文字;《文章流别》贵古贱今,《文选》则认为近胜于古。     

萧统的文学编辑思想

《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总集 ,治《文选》者 ,形成“选学”。编选者萧统 ,在历代成千上万的作家作品中“略其芜秽 ,集其清英” ,下了很大的工夫。萧统以“事出于沉思 ,义归乎翰藻”为“文”的选择标准 ,以文体相汇聚 ,“诗赋体既不一 ,又以类分 ;类分之中 ,各以时代相次”为编排标准。总结萧统关于编选宗旨、文体观念和编排原则等文学编辑思想 ,有助于我们提高对文学出版物的编辑水平 ,为文学出版社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论《文选》对两宋总集编纂的影响

宋代“选学”专著不多，但《文选》在宋世仍然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由其对宋代总集的影响可见其流布盛况之一般。由宋人总集编纂的技术层面及目的均可看到《文选》的影响。而宋人总集在传播中借助《文选》影响的晕轮效应，同样值得关注。由之也可见《文选》对宋代总集编纂的影响既随着其传播的兴衰变化而变化的。     

论《文苑英华》的编纂体例及其价值

《文苑英华》是北宋四大部书之一,是《文选》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重要诗文总集。此书采用分体编录和文注合一等编纂体例,承前启后,颇有特点,既融汇前代诗文总集和类书编纂经验,又开启后代类似书籍编纂新思路,不管是在中国文学史还是书籍编纂史上,皆有重要借鉴和启示意义。     

《古文辞类纂》编纂体例之文体学意义

在中国文学史上,《古文辞类纂》"序目"首次明确融序言、序题、目录于一体,在介绍体例、列举目录的同时开展文学批评,不仅确立了一种书籍编纂新形式,也确立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体式。此书文体分类的特色是以文体功用为纲,以具体文体为目,故起了执简驭繁、纲举目张之效。这种"类纂"体例,尽管有简明、清晰的优势,但不能全面囊括、体现中国古代的文体谱系,在实际选文归类中也有可议之处,反映出古代文体分类学普遍存在的问题。此书选文"不载史传",这是自《文选》之后,特别是明清以来一种严格区分史部、集部内容的文体学主流学术传统。     

一部久被忽略的文体学集大成之作

《隋书·经籍志》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将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已佚)列为中国古代文献“总集”之始,原因即在于此书不但规模宏大,荟萃各家文章;更因为它体例周密,一方面分体选文,另一方面依体序说、系统评论。近人刘师培《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云:“流别者,以文体为纲者也。”[1](P28)后世很多总集的体例沿袭《文章流别集》,于别裁选文的同时,亦论文体渊源流变,提供了古代文体学研究的丰富资料。其中尤可注意者,为明代的几部文章总集,吴讷《文章辨体》和徐师曾《文体明辨》流传甚广,常为研究者征引;而同一朝代后出转精的贺复征《文…     

单体总集编纂的文体学意义*--以唐宋元时期为例

历代总集依据所收文体类别的不同,可区分为多体总集和单体总集两大类。唐宋元三代的单体总集编纂,从“网罗放佚”、汇聚作品,逐步向细分类别、鉴体辨体发展;从“删汰繁芜”、提供赏鉴,逐步向探讨规律、适于应用发展。单体总集编纂促进了文体研究的细化深入,开拓了文体研究的创新体式,标志着新兴体类的确立与被认同,是唐宋元文体学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并对明清文体学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文选》赋篇来源问题考辨

《文选》是在总集的基础上再次选编作品的总集,其赋篇的来源当是以《历代赋》为蓝本。其一,从其选文的下限来看,《文选》赋类的选文范围与《历代赋》相符合;其二,奉敕注《历代赋》的周舍为昭明太子东宫高层官员,他在东宫任职的时间恰恰是昭明太子开始从事总集编纂的时期,其对太子的影响不小;其三,从《文选》未收陶渊明《闲情赋》和张融《海赋》来看,恐怕也与《历代赋》的选赋范围有关。     

孤本总集《今文类体》价值考论

《今文类体》是目前所见的孤本文献保存量最大的明文总集,具有极高的文学和史料价值。《今文类体》以按文体类别对搜集到的明刻别集进行直接拆分重编的方式,再现了编纂活动的原生面貌。该总集的孤本价值主要有三：一是文学价值,保存了明代17家31种孤本著述,可推进袁宏道、赵琦美等著名文人个案和《江南春》等文学现象研究;二是史学价值,可增补上海会馆社会史料、明朝与琉球外交史料和明代北虏边防史料;三是校勘与辑佚价值,可补充众多作家的文集版本,为明别集的整理提供校勘版本,同时为明代诗、词、文等断代总集的编纂提供可资辑佚的材料。     

张邦伸《全蜀诗汇》与清代地方诗歌总集编纂

张邦伸是乾嘉年间四川著名的乡贤代表,其晚年热衷于对乡邦文献的整理,他编纂的《全蜀诗汇》是清代四川全省第一部清诗总集,对清代四川后续诗歌总集如《蜀雅》《国朝全蜀诗钞》等的编纂有着重要的垂鉴价值与示范效应。虽然《全蜀诗汇》今天仅存残卷,但可以在张邦伸编纂的另外一部诗歌总集《汜南诗钞》的研究基础上,对《全蜀诗汇》的编撰体例、诗歌评点和文献价值等方面进行管窥,还原其本来面貌,以期推动清代四川诗歌总集的研究。     

传统文化心理的独特表达方式 ——论《文选》次文的丰富意蕴

《文选》(亦称《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诗文总集.这部总集有语言、文学等方面的价值,古今中外的专家学者著述甚多,而对它的次文“义理“却极少涉及,即或偶有问津,也颇多微词。笔者认为,《文选》诸体首辞赋,辞赋首京都,诗歌首补亡,散文首诏令的次文体例的选取,是对历代士人传统文化心理的涵括与表达。仅此而言,《文选》之被誉为“总集之弁冕”也是当之无愧的     

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与北朝文

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收录北朝文章49篇,其文献史料价值主要有三：其一,补严氏《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未辑;其二,补足严氏所收残章断句之篇;其三,与严氏所辑之文互为校勘。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所存高允《南巡颂》,魏收《兖州都督胡延碑铭》（并序）与《征南将军和安碑铭》（并序）等“颂”“碑”之文,更是北朝重要文人的散佚作品,可填补北朝文学研究的资料空白。其完整的文本形态与丰富的文学表现是进一步探讨北朝文体演进与文学态势的基础。而大量的北朝公文资料不仅有助于明确北朝诸历史事实,还可推进并还原北朝公牍文的发展脉络,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