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蘸心血赋锦诗 用至爱为人师

只要稍加留意,人们不难发现,近两年《解放日报》《文学报》《新民晚报》《上海诗人》等报刊,总会见到署名孙思的诗与散文。2007年8月,在上海作家协会与上海图书馆共同举办的"岁月之茧——海上心声诗歌朗诵会"上,由影视演员、上海电视台金话筒节目主持人现场朗诵的十四首诗中,就有孙思的诗——《子弹》。     

谈阿红的诗、诗论和散文

谈阿红的诗、诗论和散文鲁野阿红早在１９５２年使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小说集《长命和清明》。其名声威望以及后来饮誉全国都是由于诗论集与诗集的频频出版。而诗的翅膀无视国界与关隘，诗友的青马常常飞自于港台、东南亚乃至更远的地方。作品集斤两之重，数量之多，...     

《诗》学史文学现象之一隅

《诗经》诗并非指《诗经》一书中的三百篇作品,而是指后世在诗歌创作领域形成的以《诗经》为核心题材的诗作。依据创作宗旨与表现形态的差异,可分为集《诗》诗、《诗》事诗与论《诗》诗三类。集《诗》诗的出现是引经之习、用典之风、拟古之作三种因素的合力作用造成的。《诗》事诗的内容或是吟咏《诗经》一书,敷衍其篇章意旨,或是铺叙读《诗》所感,颂扬圣人之心,还有续补六笙诗之作。论《诗》诗的内容则或是专论《诗经》之技法特色,或是偏重以《诗》为法,阐述诗学原理。三者共同构成了《诗经》文学影响的一个具体层面。     

诗文用典论——读钱札记

昔人论诗,有“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的分别。“诗人之诗”倚重才气、灵感、情韵和妙悟,其诗风飘逸灵动,得神来兴到之致。“学人之诗”讲究识见、功力、宏博和理性,其诗风敦厚老辣,有凝重典雅之美。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故也。唯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这是“诗人之诗”派的理论要点。黄山谷《答     

辨"诗"

诗 ,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从广义的“文化之诗”演变成狭义的“文学之诗” ,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诗言志”的“诗”与“诗缘情”的“诗 ,本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诗。文化之诗借用了古歌的形式 ,传达的是规范和禁忌、法度和礼仪 ;《诗》是古歌与文化之诗的合流 ,它利用弦歌讽谏来履行其政治使命 ;而文学之诗则是个体意识和文学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之“诗”     

朱熹“《诗》说”述要

朱熹是《诗经》学术史上革故鼎新的风云人物,其《诗经》批评资料异常丰富。择撷朱子原话,以《诗》说命题形式,评述其相关思想观点,大抵涉及朱子论《诗》之效用、《诗》之垂教、《诗》之序言、《诗》之本意、《诗》之手法等五个方面,以揭示和概括这位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诗经》批评的基本内容。     

论戴震的《毛诗补传》

考证《毛诗补传》,从释诗特点来看,戴氏解《诗》讲求实证,尽可能以史实、风物民情、俗语以及各种名物制度诠释诗语,力求还原诗语之本义;从诗学观点来看,戴氏解《诗》重诗旨。围绕“旨”之传达,戴氏考析诗人之“意”与作品之“辞”的复杂关系,以及诗的“喻象”、“借比”对“诗旨”的表现意义,提出“托”于表象以见“旨”的诗创作形态。     

淀山湖镇：腾飞于上海都市圈的魅力新星

正充满魅力的淀山湖承载着一代一代人美丽的梦想。新中国成立之初,首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元帅看到淀山湖曾经以诗寄情:"又到水天空阔处,西望无涯通太湖……此湖最近大上海,繁荣可以     

西施吟

申江歌舞最纷华,丝竹声阑夜雨斜。几见美人能报国,胜于商女后庭花。一九三五年秋,余自燕赴粤,道出上海,在卡尔登戏院观歌舞剧《西施》。回忆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军民抗日战争壮烈之往事。至今已三年矣。中怀感怆,遂赋此诗。     

袁枚诗论及其评价

袁枚的诗论冲心是性灵说。诗来源于性情,然而没有性灵的性情流于直;诗的流传在于创新,然而没有性灵统摄,诗就难出个性、难以创新。本文从诗之源、诗之魂、诗之传三个方面分析袁枚的诗论。在此基础上,分析袁枚诗论的积极意义及其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原因。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

《诗》研究一直被经学、文学两大传统所左右,研究成果往往因囿于学科视野狭窄而产生偏颇。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则试图将《诗》研究的经学和文学两大传统融合起来,并引进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的理论,将《诗》放在具体的、历史的文化语境中,对其做跨学科、交叉性、汇通性的全面观照,从而揭示出《诗》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文化生态学阔大的研究视野之下,《诗》研究中的许多学术难点,如《诗》之发生与成书、《诗》之“雅”“颂”的文化价值、《诗》之“变风”“变雅”的缘由以及《诗》之“十一国风”的艺术风格,都变得逐渐明晰起来或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且,通过对《诗》的文化生态学研究,《诗》与诸子百家的关系也慢慢被梳理、提升出来,《诗》之“变”打破了“雅”、“颂”时代的王官之学的一家独大和思想禁锢,《诗》之“十一国风”则开拓出了士大夫的自由风气、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家国情怀,这些都为诸子之学的“百家争鸣”开风气之先。     

《沧浪诗话》节略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所谓不涉理路、不落盲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     

魏源今文《诗》学评述

魏源的<诗古微>是其今文<诗>学的代表作.魏氏治<诗>的指导思想是区分作诗者之心、采诗编诗者之心、说诗者之义、赋诗引诗者之义等数者.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文本的多义性,且文本信息的解码是无法由作者来确定的,而取决于接受的各种具体环境.在这一总体思想指导下,魏源探求齐、鲁、韩三家<诗>的传承关系,通过辨章源流而发挥三家<诗>的微言大义,以求诗人作诗之义.这些都为后世的<诗经>研究提供了经验.     

宋代词人之诗叙论

词人之诗是指词风属于本色当行、诗风受词风影响、一般词名高过诗名的作家之 诗，这类诗，学术界没有作过历史的、系统的阐述，只对其中个别词人如秦观、姜夔的诗作 过孤立研究。本文主要通过对宋代词人之诗的简略叙写，以证明词人之诗在宋代始终存在， 秦观、姜夔的诗并不孤立，引起人们对这一类诗的关注，进而探讨宋词对宋诗的影响。     

论沈曾植的学人之诗

沈曾植是晚清著名的学者,他的诗歌是典型的学人之诗,诗中不仅有深奥的学术思想,而且僻典奥语,层见叠出。可以说,他的诗歌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以学问为诗的巅峰状态,造"学人之诗"之极,此前此后都没有人引学问入诗如此之深、之繁、之僻。沈曾植的诗歌表明古典诗歌发展到近代后期,基本丧失了清新朴实的天然之风,学问化长期潜在的问题使它的生息气脉已折耗殆尽。     

晋唐风貌，高丽名流：《花潭集》诗歌艺术研究

朝鲜名士徐敬德之《花潭集》享誉海内外,其诗歌艺术卓然一家。《花潭集》里的诗歌主要有闲适诗、赠答诗、咏物诗和说理诗四类。徐敬德之《花潭集》里的诗歌艺术特色包含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兼收老庄自然之姿,融合释家寂然之境,凝采王维诗艺之妙,实有“自然”、“寂然”、“凝然”之“三然”特色,譬如《花潭集》里的闲适诗。二是含晋风唐貌,又携景入情,此以花潭之赠答诗为代表。三是多奇言秀句,又对仗精工,尤在咏物及说理诗上表现突出。     

考据与诗歌关系在乾嘉诗坛之"三水分流"——兼论常州诗派的过渡性

在乾嘉考据之风的影响下,诗歌创作中出现了以考据为诗现象,常州诗派中部分诗人即有"学人之诗".本文主要以该派作为研究对象,探析"学人之诗"之成因,寻绎考据与诗歌之关系.本文认为其关系可分三类:据诗排学、援学入诗、以学为诗.通过分析,可看出常州诗派在诗学宗趣上与性灵派、肌理派的区别与联系,及其在两者之间的过渡性.对此有所认识不仅有益于了解"学人之诗"的成因,而且对促进常州诗派的研究亦不无裨益.     

朱熹悼亡诗研究

悼亡诗,中国古代一般指丈夫追悼亡妻之诗,而广义之悼亡诗,则指对亡故亲人或朋友表达追悼、哀思之作。朱熹人生经历丰富坎坷,交友交游甚为广泛,故其诗歌创作之中亦多悼亡之作。朱熹悼亡诗创作情感蕴含丰富,不仅体现为对悼亡之悲、亦有感时伤事的情感体现、吾道益穷的深沉感慨。其悼亡诗的创作不仅有着一定的史实价值,亦具有颇高的艺术成就。对朱熹悼亡诗的研究,对于还原朱熹的人生经历细节、窥探其思想交流承受皆有一定积极作用。     

《左传》诗谶考

诗谶者,关乎诗之神秘预验之事也。作为中国古代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现象,其完全可上溯至先秦时代。其中,又以《左传》所记尤为典型和特别。《左传》中的诗谶,大致可分为三类:繇辞之谶、歌谣之谶、赋诗之谶。诗谶与原始巫术、宗教思维有关,这三类谶的演化,基本上反映了春秋时期诗谶由宗教世界向人文时代嬗变的痕迹。《左传》中的诗谶,本质上当被看作一种文化叙述策略,其所依据和反映的,正是彼时业已强盛的人文精神。故其诸多之诗谶现象,实为基于礼义德信、民本等思想所作的预验,亦即社会历史经验之显现。     

“真气、真意、真趣”——试论郑板桥诗中的“真”

清代张维屏以"三真"("真气、真意、真趣")来评价郑板桥的诗,本文分别从这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入探求了板桥诗中之"真"真气"即指其诗中之真性情;"真意"是就其诗之内容而言,"真趣"是其诗之神态上的自然表现.究其原因在于作者继承我国古代现实主义优秀传统以及耳闻目睹民生疾苦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