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与企业绿色创新

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而且，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为门槛变量，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当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超过门槛值后，退出威胁的正向作用得以显现。进一步的路径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履行环境责任。此外，在机构投资者为抗压型、企业为非国有性质或重污染行业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的绿色创新赋能效应更显著。     

网络位置与吸收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从连锁董事的中观层面出发,讨论基于连锁董事形成的企业网络中企业网络位置特征变量、吸收能力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以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发现了一个由436家企业组成的企业网络,对这436个样本的网络位置特征变量、吸收能力和企业绩效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代表企业外部网络位置特征的中心度、结构洞、弱联系和代表企业内部能力的吸收能力都对企业绩效有积极显著的影响,并且吸收能力对中心度和结构洞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有积极显著的调节作用;同时也发现,吸收能力对弱联系和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明显,从中国社会特点的角度对这个结果进行解释。     

股权结构对创业板上市公司R&D投资的影响

本文以2010年底前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为研究对象,手工收集这些公司2010年至2012年研发投资数据,考察实际控制人持股、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RD投资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呈现出先下降再缓慢上升的"U型"关系,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企业的研发投资显著正相关。研发投资具有风险大、周期长的特点,本文的研究结论说明,由于存在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控股股东追求短期回报会降低企业的研发投资,另一方面,发挥机构投资者对控股股东的制衡作用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高管信息融合能力、内部整合效果与并购绩效

以2015—2016年完成并购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高管社会网络位置作为高管信息融合能力的替代变量,用中介中心度、程度中心度和结构洞三个指标测量高管社会网络位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研究高管信息融合能力、内部整合效果与并购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社会网络位置与企业并购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的关系,高管社会网络位置与内部整合效果存在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内部整合效果在高管社会网络位置与并购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入——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中介渠道

将制度设计与心理因素引入微观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领域,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行为金融学视角实证检验了投资者情绪对于企业创新投入影响的存在性及影响渠道.实证结果显示:投资者情绪对企业创新投入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管理者过度自信是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不完全中介渠道,相对于开发式创新,投资者情绪所“塑造”的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于企业探索式创新投入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相对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投资者情绪对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在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更为显著.研究结论深化并拓展了行为金融学理论中主体情绪在公司投资领域的研究范畴.     

机构投资者与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企业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是近些年公司金融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采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1年的数据,分析了机构投资者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率越高,资本结构越快速向目标资本结构进行调整;相比非独立机构投资者,独立机构投资者持股更加显著地促进了资本结构的快速调整。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尤其是独立机构投资者在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上市公司和监管部门提供了改善资本结构决策的线索。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农业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

自2006年上市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以来,机构投资者所持A股市值日益增加,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经营和治理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农业上市公司为例,以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为研究主题,选取2007～2011年沪、深两市农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实证分析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农业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农业上市公司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并存在内生性问题;机构投资者对公司影响力的大小受第一大股东制约,减持第一大股东持股,加强股权制约有利于提高农业上市公司绩效。     

机构投资者持股会提高劳动投资效率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培育机构投资者是建设高质量资本市场的重点,对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起着关键作用。基于201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具体表现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抑制了雇佣冗余,缓解了雇佣不足和解雇过度。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两类代理成本的降低和融资约束的缓解是机构投资者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劳动密集度则对两者关系无显著影响。因而,吸引优质机构投资者、健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和加强市场化建设是提高企业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     

机构投资者分心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市场的证据

机构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学术界对其能否促进企业创新长期存在认知分歧。本文立足于我国“十四五”时期高度重视机构投资者发挥经济功能的现实场景,以机构投资者投资组合中不相关行业的极端收益事件作为其专注度的外生冲击,从机构投资者分心的视角深入考察我国市场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以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发现机构投资者分心对企业创新具有负面影响,从新的视角证实了我国机构投资者具有推动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机制分析显示,分心导致机构投资者弱化对管理者的监督,进而诱发管理者的短视行为以及放纵管理者的懒惰行为是导致前述影响的潜在渠道。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或良好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有助于缓解上述负面影响;监督型和长期型机构投资者的分心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但作为专业投资者,机构投资者能够快速调整注意力,从而避免对企业创新产生长期负面影响。本文不仅为理解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补充了来自发展中国家市场的证据,而且为新时代我国监管层进一步引导市场力量助推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政策启示。     

联合投资网络、中心性与创投机构绩效——基于IDGVC的探索式研究

在创投市场,高不确定性使得创投机构依赖联合投资网络获取竞争优势。然而现有研究论证了联合投资网络对创投机构以及区域经济的重要意义时,却忽略了同一网络内创投机构网络位置的非均等性以及由此引发的绩效分化。为此,笔者构建了联合投资网络中心性与投资绩效的关联模型,并结合IDGVC案例研究提出:在联合投资网络中,中心性越高的创投机构,机会发现能力越强,也更容易带来网络内其他成员的行动协同以及在网络外部的声誉效应,从而能够更好地发现与培育创业企业并由此获得高收益。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本土创投机构的发展提出相应的意见与建议。     

政府R&D资助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

利用2010—2016年中国高技术3个行业1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从企业R&D投入的外部影响视角,实证分析政府R&D资助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并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分析滞后效应。研究表明,政府R&D资助对企业R&D投入具有挤入效应,且不同行业的挤入效应具有显著差异。此外,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仅对个别行业的企业R&D投入具有显著影响,而是否存在时滞效应则与行业类型有关。     

机构投资者竞争与市场信息效率

投资主体机构化已逐渐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此背景下,可利用赫芬达尔指数构建一个新的机构投资者竞争度指标,并深入考察机构投资者竞争程度对市场效率的影响。基于2003--2011年的沪深两市数据,我们发现,机构投资者竞争越激烈,市场信息效率越高,这体现在如下方面：股价行为更接近随机游走;股票高频买卖价差更小;公司盈余公告后的股价漂移程度明显降低。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有清晰的政策含义,即我国监管部门应该大力推动机构投资者的发展,通过理性投资者对信息的竞争和利用,使得市场价格更充分吸收市场信息,从而使得信息效率与定价效率得以提高。     

投资组合视角下机构投资者治理行为分析:一个权变的观点

作为独立于管理层与股东之外的第三方力量，机构投资者在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方面一直被国内外学者和政府监管部门寄予厚望。然而，目前公司治理领域有关机构投资者治理角色研究尚存在有效监督、无效监督、战略合谋三种争论。为回答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究竟发挥何种作用的问题，文章以企业两类代理成本为切入点，从投资组合角度重新审视了机构投资者的治理行为，并结合不同内外情境解释了其参与治理行为的权变观点。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有限注意理论，利用2013-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通过定义监督型机构投资者，从投资组合权重与投资组合集中度两个维度，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两类代理成本的影响，并运用工具变量法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结合公司内外不同情境，借助分样本检验辩证分析了机构投资者的治理行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投资组合作为机构投资者分散风险的投资行为模式，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双刃剑"效应，监督型机构投资者与投资组合集中度在降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第二类代理成本的同时，却以提升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为代价。进一步从外部市场环境与内部高管、控股股东三个方面，发现机构投资者在不同情境下的治理行为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在欠发达地区与存在强权高管的上市公司内，机构投资者加剧第一类代理成本的现象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公司内支持型控股股东的存在，则会加强机构投资者对第二类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上述研究运用权变的观点，实现了从以往关注机构投资者"持股数量"向"投资组合集中度"研究的创新性转变，在丰富机构投资者研究视角的同时，为以权变观点看待机构投资者治理行为的合理性提供依据。研究一方面能够帮助上市公司通过引入监督型机构投资者进行管理创新，提升其治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也为证监会创新监管模式，运用权变的观点充分认识机构投资者的治理行为，制定分类引导异质机构投资者的相关文件提供理论参考。     

贸易网络中心性对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基于全球市场的经验数据

基于1990—2019年全球131个国家(地区)的进出口贸易等数据构建贸易网络中心性测度指标,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贸易网络中心性对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贸易网络中心性水平提升,该国国际证券资本(净)流入将受到抑制;抑制作用的机制通过影响股票和债券的国际投资得以实现,次贷危机期间及发达国家所受到的抑制效果更趋明显;抑制作用的强弱受各国的股市波动率、银行业发展水平和贷款风险溢价等因素影响,套利因素将促使资本经由处于贸易网络中心的国家流到边缘国家。我国应结合贸易网络中心优势产生的外部影响力和控制力,优化政策体系,提高国际证券资本配置效率。     

技术联盟研发投资机制分析

技术联盟研发投资决策一直是技术联盟成功与否的关键,对决策权的争夺是联盟伙伴动态博弈的结果。基于这种目的,构筑一个政府、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的三边博弈模型,通过分析技术联盟研发投资的决策结果发现:政府部门的补贴越高,企业研发的努力程度就越高,并且其努力程度与联盟伙伴的努力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对跨国公司来说,其要求的股权必须保证一定的比例才能保证联盟的稳定运行。因此从企业和政府的角度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对策措施,对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影响中国制造业创新研究

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对微观企业创新的直接影响一直受到学界关注,但鲜有学者探究它们对整个行业创新水平的总体作用效果。基于中国制造业所处的“大而不强”和粗放发展窘境,文章将国家专利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从中观层面检验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对中国制造业创新的影响。文章首先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发现：机构投资者进入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创新数量,但高技术和低技术制造业部门的创新路径存在差异,机构投资对高技术制造业部门的促进效果明显低于低技术部门;政府补贴非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抑制了制造业创新。基于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的检验结果与基准检验结果一致。为进一步分析机构投资通过何种路径去影响制造业创新,文章以研发费用和创新效率为中介变量,通过逐步法检验表明,机构投资可以引致研发费用的增加,并提高制造业创新效率,而政府补贴对创新效率有负向影响。产业的集聚环境是影响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因素,最后文章将产业多样性集聚作为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进行研究,考虑其在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发挥作用时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多样性集聚会抑制机构投资的正向效果,增强政府补贴的负向效果。文章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国家专利数据库、清科机构投资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多个微观和中观数据库进行匹配汇总,从产业层面研究了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对中国制造业创新的影响,还考虑了区域企业间相互作用可能存在的交互影响效果。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合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文章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创造良好的机构投资环境,引导机构与制造业企业合作,推动创新;加大对科学事业的支持力度,引导高校、研究机构等研究成果的落地应用,促进实质性、高水平创新;制定更有效的财政补贴政策,减少寻租行为;充分考虑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市场环境,将多样化的集聚转化为市场的发展优势,培育产业链集群协调创新。     

工业互联网支持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

以2018—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工业互联网支持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工业互联网支持政策能有效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力度越大,企业研发投入越高;在市场竞争程度越高、审计监督质量越高的企业中,工业互联网支持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越明显。本研究在理论上揭示了产业政策实施可能发挥正向作用的原因,在内容上拓展了产业政策的研究边界,区分了工业互联网支持政策与以往产业政策的差异,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政府制定有关新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双边投资协定（BIT）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双边投资协定（BIT）通过两国间政策安排的方式,降低了跨国投资者的投资门槛与风险,促进了中国OFDI的发展。但由于双边投资协定（BIT）签署国之间客观存在的发展水平与制度环境差距,其对中国OFDI影响的方式及程度可能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利用2005—2012年中国对57个发展中国家的OFDI数据,通过面板校正标准差模（Panel Corrected Standard Error,PCSE）考察了双边投资协定（BIT）与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关系。从检验结果看：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具有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对低制度环境国家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