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论》的思维方式与孔子诗教的政治伦理功能

本文通过对《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中诗章的解释与《论语》所引"诗"的分析,认为孔子将诗进行了政治和伦理化的解释。在此基础上,作者探讨了孔子诗教的这种功能与类喻式思维方式之间的关系,认为除了价值观外,这种思维方式是诗教之有政治伦理功能的原因。     

从《论语》和《孔子诗论》看孔子功利主义诗学观

上博竹简关于孔子诗论资料的整理使孔子诗学研究有了新的发展,<论语>与<诗论>二者除形式上有所不同外,其本质内涵都是如出一辙的.<诗>在孔子眼中并不是作为文学作品来研读的,它主要是用来修身养性,达政专对的,作为孔子"内圣外王"的政治工具,伦理教化的手段,因此孔子诗学的本质是功利主义的.     

孔子"《诗》可以群"的历史成因及内涵管窥

关于孔子"<诗>可以群"的<诗>论观点,学术界多从思想文化背景方面去分析其成因.而本文将从春秋时期天命鬼神观念的转变、孔子思想、<诗经>的文献来源、<诗经>篇章的创作群体和服务对象等四个方面加以分析,并将"<诗>可以群"置于具体的文献当中去探索其科学内涵.     

从“诗无邪”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孔子继承了春秋诗教的读诗与用诗观念,以恢复周礼为己任.<论语>的诗论主要是针对<诗经>"思无邪"的特点,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则是孔子的教学过程.孔子认为<诗经>内容丰富,真情流露,在教学时必须以礼和乐约束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诗经>是具体的文本,在学习上来说是较为容易掌握的;从<诗经>的内容与表达形式到礼的道德意义和仪式是对文本的深究;乐是根据礼仪而订定的,所以须在掌握礼仪后才能学习相配的乐曲以巩固所学.     

魏源今文《诗》学评述

魏源的<诗古微>是其今文<诗>学的代表作.魏氏治<诗>的指导思想是区分作诗者之心、采诗编诗者之心、说诗者之义、赋诗引诗者之义等数者.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文本的多义性,且文本信息的解码是无法由作者来确定的,而取决于接受的各种具体环境.在这一总体思想指导下,魏源探求齐、鲁、韩三家<诗>的传承关系,通过辨章源流而发挥三家<诗>的微言大义,以求诗人作诗之义.这些都为后世的<诗经>研究提供了经验.     

论《孔子诗论》的情性观

<孔子诗论>心理分析色彩浓郁,蕴含丰富的情性思想.其通过剖析诗篇文辞背后的深刻情性内涵,形成了以情性范畴为核心的诗学体系.同时,对诗歌接受者的接受心理也有十分精彩的论述.从诗歌创作时诗人的内部心理世界,到诗歌传播过程中接受者的审美思想情感,<孔子诗论>充分体现了战国诗学情性观之发展.     

由《说苑》引《诗》和上博简《孔子诗论》再看孔子诗学

为了重新认识孔子诗学理论,将出土文献上博简《孔子诗论》与传世文献《说苑》对比分析。分析认为,《说苑》引《诗》内容与传统理解中的孔子诗学理论相和,而从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可以看出,孔子对诗的解读虽然有其实用性、功利性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从诗本身的意旨出发,揭示诗的文学艺术特质和诗人自身的情感抒发。从《孔子诗论》到《说苑》引《诗》,诗的教育功能与诗的艺术功能并重发展为偏重于对诗的教育功能阐发,对《诗》解释路径的发展趋势是清晰的。     

《孔子诗论》与《说苑》中“引诗”之比较

刘向《说苑》中“引诗”61首,有13首诗与《孔子诗论》相同,其它48首诗篇皆不见于《孔子诗论》。对13首诗进行比较的结论是：二者在解诗方法上截然不同,《说苑》“引诗”没有受《孔子诗论》影响。     

儒家诗教与“礼乐”传统

从典籍中关于"礼乐"传统的记叙和<左传>中的引<诗>赋<诗>例看,早在孔子诗论之前,作为儒家诗教基石的功利诗学观和"中和"艺术现已具雏形,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以孔子诗论为源头的儒家诗教,只是对"礼乐"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并不具备原创性.儒家诗教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量,其根本原因在于它脱胎于有着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礼乐"传统.     

《孔子诗论》评《小雅》中两篇作品

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的陆续整理分册出版,是21世纪初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盛大事件①,有学者甚至将它的意义与上世纪初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与整理相提并论.其中,2001年11月出版的第一册中的<孔子诗论>[1]尤为引人注目,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本文集中讨论<孔子诗论>中对<小雅·菁菁者莪>和<将大车>两篇作品的评论②.     

元人宋诗研究的系统省察

元人的宋诗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勾勒宋诗版图;二是界划宋诗流派;三是论评江西诗派;四是论唐宋诗因革;五是编辑宋诗选本。这五个维度既互相联系、互相补充,又互相融通,从不同视域展开、丰富、深化和完善了宋诗学理论的内涵,为此后的宋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人在宋诗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上的贡献。     

辨"诗"

诗 ,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从广义的“文化之诗”演变成狭义的“文学之诗” ,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诗言志”的“诗”与“诗缘情”的“诗 ,本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诗。文化之诗借用了古歌的形式 ,传达的是规范和禁忌、法度和礼仪 ;《诗》是古歌与文化之诗的合流 ,它利用弦歌讽谏来履行其政治使命 ;而文学之诗则是个体意识和文学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之“诗”     

诗辨传统与学衡派新诗概念的形成

学衡派的新诗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在中国诗辨传统基础上形成的：通过诗文之辨,确立诗的文字之于诗歌的必要性;通过音节辨析,确认韵律节奏之于诗歌的重要性;通过中外和古今之辨,确立诗歌的汉语特性和旧格律的价值。学衡派还主张在坚持诗体之“常”的前提下,寻求诗歌表现内容的“变”。这种文体改良观一方面体现了对文学传统和文学规律的充分尊重,但另一方面也显得墨守成规,缺乏开拓精神。     

陈子昂的诗论、诗作及对盛唐诗歌的影响

陈子昂的诗歌与诗论都对盛唐诗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同时他也并非如某些人所批评的那样不讲究诗歌的形式与美感 ,其诗论决非单纯的复古与简单的否定 ,本文试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陈子昂在盛唐诗歌中的地位与所起的作用     

20世纪20年代新诗的文体建设

2 0世纪 2 0年代是中国新诗最重要的建设时期 ,社会的相对稳定为新诗的文体建设提供了较好的环境 ,五四时期新诗的政治化革命向艺术化改良发展 ,使 2 0年代真正成为了中外诗歌大融合的时期。 2 0年代中期 ,特别是 1 92 6年是新诗文体建设最重要的年代 ,诗的建筑美和音乐美的确立标志着新诗文体由自发进入自觉。新诗在 2 0年代不但建设起诗的建筑美和音乐美两大诗形 ,还建立起小诗、长诗、新格律诗三大诗体 ,散文诗和自由体诗的建设也较有成就     

论《唐诗品汇》的诗体正变观

《唐诗品汇》是明初高棵编选的以盛唐为宗的一部重要唐诗选本,诗体正变观是其诗学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分三部分：体因代变,正本清源,对唐以前成熟的诗歌体裁五、七古、五绝源流正变;以盛唐诗体为正、晚唐诗体为变的“一代诗体观”;古体为“正”,律、绝为古诗之“变”;五排律为六朝古诗之“变”,是后世五排律之“正”,七排律是后世该体之“正”;五律为“正”,七律为“变”;五言为“正”。七言为“变”,重视“正”,接受“变”。《品汇》以盛唐为宗,“四唐”、“九格”品诗,“终明之世,馆阁宗之”,其诗体正变观对诗体渊源流变研究和明、清诗人诗体辨析影响深远。     

宋代闻喜宴诗研究

宋代闻喜宴诗,是专门为新科进士而设的国家级宴会中形成的诗歌,是宋诗之林中的一种。研究宋代闻喜宴诗,分析其类型,知其有会中诗、会外诗、回忆诗等,辑录了一批会中皇帝的赐诗;这些诗篇具有文学史料价值,可补《全宋诗》之漏。     

《逃禅诗话》与《围炉诗话》之关系

清初重要的诗歌理论家吴乔著有两部诗话：《逃禅诗话》与《围炉诗话》。前者一直以稿本流传,世人罕知。其稿本今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虽已影印出版多年,但研究清代诗学者未予重视。笔者仔细比较两本的文字与内容,断定《逃禅诗话》为《围炉诗话》的雏形,保留了吴乔早年的诗学观念。本文通过分析两本的异同,探明吴乔撰写诗话的过程及修订宗旨,指出作者诗学观念的具体演变,并对其诗学的渊源与倾向性提出一些看法。     

浅析王若虚的诗文批评思想

王若虚是金末的重要学者之一。他在文学写作内容和文学创作形式上都形成了自我一系列的观点和主张。如他提倡诗文内容要“以意为主”,要“与元气相侔”,诗文形式要“巧拙相济、一文一质”,诗歌鉴赏要重在体会其妙处,而不是吹毛求疵等。这些观点对于扭转当时金代诗坛弥漫的务奇争险的不良诗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王若虚的诗学理论在金源诗学中独具特色,甚至某些见解,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英美意象派诗歌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译介

意象派诗歌不仅是英美现代派诗歌的起点,还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它不仅催生了五四时期中国的白话诗,更参与了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的建构。本文以译介学为理论基础,对英美意象派诗歌在30年代中国的译介进行梳理,以期揭示它与中国现代派诗歌的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