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刑法中的扩大解释

无论是在类推适用的旧刑法时期,还是在罪刑法定原则确立以后的新刑法时期,扩大解释都是刑法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刑法中扩大解释的目标与一般法律解释无异,是以探究立法原意为指向。立法原意包含两个方面：静态的立法原意是指立法时所意欲表达的意思和目的;动态的立法原意是指立法后所认可的法律用语的变更与发展。合理的类推解释应当并入扩大解释,扩张后的扩大解释的界限仍是罪刑法定原则,具体以刑法规范对解释的形式约束为判断标准。     

实用主义哲学对中国刑法解释的影响及反思

在刑法解释中,客观解释、实质解释、目的解释、实质推理及司法能动主义等各种法律方法无不充斥着实用主义精神.概而言之,实用主义刑法解释观催生出三个统一:法律规则与生活经验的统一,法条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统一,系统性后果与个案性后果的统一.实用主义解释观滋生负面效应:实用主义刑法解释观蕴涵“反动”因素,缺乏民主约束,容易滋生犬儒主义.对于实用主义刑法解释,应从事前预防与事后救济两个层面进行完善,以保障解释结果的合法、合情、合理.     

实用主义哲学对中国刑法解释的影响及反思

在刑法解释中,客观解释、实质解释、目的解释、实质推理及司法能动主义等各种法律方法无不充斥着实用主义精神。概而言之,实用主义刑法解释观催生出三个统一:法律规则与生活经验的统一,法条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统一,系统性后果与个案性后果的统一。实用主义解释观滋生负面效应:实用主义刑法解释观蕴涵"反动"因素,缺乏民主约束,容易滋生犬儒主义。对于实用主义刑法解释,应从事前预防与事后救济两个层面进行完善,以保障解释结果的合法、合情、合理。     

实质解释论--一种能动、合理的刑法解释方法

法律解释是对法律规则的应有含义进行解读,其目的是为了正确地理解和适用法律。实质解释作为一种刑法解释方法,是一种追寻立法原意的、具有正当性的解释方法。实质解释以法益保护的正当性为依据,其不仅仅从刑法条文的文字进行解释,而且以条文背后的法律精神为依据进行解释,从而确定刑法规制的合理范围。通过对实质解释概念、存在的必要性等问题的研究,可知实质解释是进行刑法解释必不可少的一种方法,它是一种能动的、合理的刑法解释方法。     

许霆案:凸现民主解释法律的重要性

许霆案凸现出民主解释法律的重要性。一项充满正义、合法的法律解释,当然包括刑法解释。只有所有参与者平等自由地论证、商谈,才能最终得出科学、合理、合法的解释结论。     

遗弃罪中扶养义务的诠释——由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近年来出现的新型遗弃行为,使我国刑法中的遗弃罪立法面临新的挑战,是遵从立法原意,还是做出客观解释,使之适应社会发展,存在争议。拟以客观解释方法为路径来阐述扶养义务的范围,以及遗弃罪主体的界定。     

论法律解释及分类

法律解释既是对法律含义的解读,又是法律发展的重要方法。法律解释的目的和作用决定法律解释必须遵循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以及整体性原则。鉴于传统法律解释分类的狭隘和粗疏,法律解释应作规范解释、个案解释、学理解释和任意解释的分类。     

论刑法适用中的个案解释

刑法适用中的个案解释是客观存在的,我们需要转变传统观念,解除法官进行刑法适用中个案解释的束缚,赋予法官个案解释权。同时,法官个案解释权应当受到限制,罪行法定原则既是法官个案解释的目标又是其解释的限度。     

论中国法官的个案法律解释权

虽然中国法律实践中默许法官享有个案法律解释权,但法律上并未赋予法官个案法律解释权,且主流观点不支持法官进行个案法律解释。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看,中国有必要赋予法官个案法律解释权,但必须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严格限制,使之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行使。     

一种新的刑法解释学观点——以刑事政策为中心的分析

刑法解释远非一种单纯探寻刑法文本含义的学究式思维游戏,而且刑法解释的依据不应当是刑法文本.刑法解释本身是一种利益衡量的活动.在这个利益衡量游戏中,无论是刑法有权解释还是刑法适用解释,刑事政策通过各种组织化的力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刑法解释体制探微

成文法系传统导致刑法解释权仅仅由国家机关垄断,解释者被限定在有限的范围内。一元解释体制是对解释的误读,不仅造成司法解释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巨大鸿沟,也使刑法适用结果与公众期许相悖,导致法律解释成为文本的附庸。中国的刑事司法适用只有将法官的个人因素与公众情感纳入考量范围,通过合理的路径,才能实现刑法解释的真正合理化。     

网络时代刑法解释论的现实抉择、挑战及其应对

法律的滞后性与社会的多变性决定了刑法客观解释论是我国应对网络犯罪理论与实践做出的双重选择。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网络时代刑法客观解释论存在明显的扩张化趋势,并不断冲击着罪刑法定原则的底线。“主观的客观解释论”名义上是以主观性来纠偏过度的客观性,但实则为主观解释论的翻版,并不可取。从恪守罪刑法定原则、克服刑法滞后性的角度来看,在坚持刑法客观解释论的前提下,为刑法客观解释的扩张化设定刑法用语的可能含义、刑法体系解释规则及罪名规范保护目的三大约束要素,从而将其限定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下是更为妥当的选择。     

刑法修订、立法解释与司法 解释界限之厘定

刑法修订、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司法解释在刑法制定、修改和适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刑法典与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事实沟通的桥梁,是实现刑法稳定性与明确性的重要路径。然而,近些年来,刑法修订与刑法解释的界限日趋模糊,解释性的立法和立法性的解释大量涌现。欲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之底线,必须厘定刑法修订、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之间的界限：司法解释只能在文本规范内进行解释,“两高”对条文理解上的争议由立法解释进行裁决,只有确实需要对条文进行增减方能进行修订。解释者不能超越罪刑法定之界限,越俎代庖进行创设性解释,立法者亦不可随意修改条文,更不能自降身价任意解释。     

论刑法修正后适用的两个基本问题

对于刑法修正前后的规范意义是否发生实质变化,需要加以甄别后作出判断,因为条文的删改增设有时只具有形式意义而不带来规范的实质变化。甄别对行为评价带来的是形式变化还是实质变更,主要把握两点:一是保护的法益,二是增加要素的含义。面对刑事立法不断扩大刑罚处罚范围的趋势,刑事司法只需忠实于合理的刑法解释规则,在语言文字可能具有的含义内合理解释刑法,就正确地实现了刑法的目的。     

刑法信仰的建构

刑法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应重视立法决策及科学化,保障立法结果的合法正当。重视隐形刑法及其司法环境的权力规训这一治理议题,以刑法学体系即罪责刑关系与罪责刑均衡重构刑法解释的对象和目标。倡导通过互助与合作达致刑法信任,维护刑法学通说的地位,兼顾刑法哲理与刑法诠释。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刑法解释的 成就与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刑法解释工作一直稳步推进，成就斐然。目前我国形成了较为稳定、合理的刑法解释格局。刑法解释有力地促进了刑法的稳定与完善，有效地指导了刑法实践，并与刑法学研究形成良性互动。刑法解释的未来发展之路，应重点加强刑法立法解释工作，避免刑法司法解释立法化，以及控制刑法司法解释的数量。     

罪刑法定背景下刑法客观解释立场必要性研究

罪刑法定背景下必须进行刑法解释,刑法解释立场分为主观解释立场和客观解释立场.在我国应坚持客观解释立场,这不仅因为主观解释立场存在诸多弊端,更在于客观解释立场是刑法解释的必然选择,它能有效克服刑法的滞后性,且罪刑法定原则本身即包容了客观解释立场,同时,客观解释不是随意进行的,它要受到一系列规范的制约.     

权利位阶在中国司法中的运用与克制

权利位阶讨论在我国学界的兴起与我国民法20世纪80年代强调义务本位,90年代回归权利本位的学术大环境相映成趣。权利位阶理论对于立法、司法均有重要作用。立法将立法者业已形成的价值判断通过法律进行固化。权利位阶理论在立法层面的运用多体现在立法过程中和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形成中,其在司法层面的适用可根据是否有法可依分为在法律解释中的适用与在个案平衡中的适用,适用中要保持克制。在现实中,通过对立法目的解释的充分尊重,对法律解释中得出的结论谨慎类推,对个案平衡得出的结论原则上仅适用于个案等多种途径实现权利位阶在司法中适用的克制。     

能动的刑法解释与实用主义刑法观——重温“梁丽案”

如果我们认为每一案件都有一个标准答案,那么“梁丽案”的最终处理结果显然存在法律适用上的瑕疵.在法律解释学的语境中,这种瑕疵是可以被接受的.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的裂隙,为检察机关能动地解释法律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而能动解释的目标指向,则是对法律适用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进行综合权衡的实用主义司法观.尽管实用主义刑法观与古典刑法观存在冲突,但在现代法律解释学的语境下,这些冲突完全可以得到化解.     

保险诈骗罪第四款解释路径之选择

保险诈骗罪第四款的规定不是片面共犯的立法体现,因而片面共犯理论无法对其性质做出合理解释.同样,想象竞合和法规竞合理论,法律拟制和注意规定理论由于自身的不周延亦难以给出合理的解释.因此,在选择保险诈骗罪第四款的解释路径时,需要立足于法律文本,依据大竞合理论进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