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问题初探

"城中村"现象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因长期实行城乡二元化管理制度的障碍而产生的特有社会现象."城中村"给城市土地利用、城市建设、社会管理、经济发展等方面均带来了新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首要任务是改革现行与农村城市化不相适应的法规政策和管理机制,从源头上避免大量新的"城中村"产生.其次,对已成型的"城中村",应从物质形态改造入手,以关乎村民根本利益的房屋清理确权为切入点,均衡各方利益,多渠道筹资,统一征地拆迁、规划建设、落实安置,推进"城中村"改造.     

城中村改造基本法律问题研究

城中村问题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大障碍。城中村的存在既妨碍城市的建设规划,也妨碍城市治安和城市居民生活。目前城中村改造缺乏国家统一的立法,而地方立法对改造中利益补偿和分配实行模糊的处理方法,只能暂时掩盖矛盾。城中村改造的法律问题涉及农民身份的转换、集体经济性质的转换和农民利益的补偿、安置,也涉及村委会或居委会与由村民组成的城中村改造建设发展公司的法律关系的认定。     

城中村：一种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城市化迅速推进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困扰众多城市政府的城中村难题。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探讨了城中村形成的根源，同时分析了城中村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变迁的规律，由此得出了城中村发展的几点启示。     

“帕累托优化”与“城中村”拆迁创新

城中村与周边的城市化区域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始终会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在城中村的"负功能"大于"正功能"时,应打破村中村的空间格局,进行城中村拆迁、开发。但其悖论在于:村民和村集体作为土地的所有权人和代理人,在多数情况下并不能主导城中村的拆迁、开发过程,而是将主导权交给城市政府,可能会使自身利益遭到一定程度的侵蚀。城市政府如能遵循"帕累托优化"原则,结合实际,创新城中村拆迁开发模式,可以创造出令多方"共赢"的方案。     

争夺城市空间:“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制度分析——“城中村”改造中村集体与地方政府博弈的民族志观察

城市空间的迅速扩张,让地处大城市边缘的传统村落被卷入城市后变成了"问题化"的"城中村"现象。从个案"城中村"改造更新的观察中发现,在处于强势位置的地方政府和弱势位置的村集体组织之间形成了一个争夺城市空间"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场域,导致地方政府主导推进的"城中村"改造更新过程举步维艰。追求市场理性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经济动力,"法人共同体"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组织基础,地方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给短缺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正当性,村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有利机会结构,"红头文件"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合法契约。概言之,村集体组织是一个理性的"法人共同体",村集体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从不平等的"单向依附型"变成了"双向交换型",地方政府直接用体制内的行政命令方式动员体制外基层社会组织来实现改造更新"城中村"的目标趋于"难产"。于是,尽管"正式权力正式行使"成为城市化过程中,村集体组织与地方政府诉求利益目标进行讨价还价的合法性策略,但村集体组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村民利益代言人,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利益目标的理性行动者,这才是"城中村"改造更新项目趋于"难产"的根本原因。     

城中村改造：利益博弈中的政府行为选择——以郑州市为例

城中村作为我国快速城市化改革进程中的特有现象，存在着诸多问题。政府、开发商、村民三方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失效，引发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出现不合理状况。这既有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因素，又有政府干预失灵的问题。本文以郑州市城中村改造为基础，探讨城中村改造中政府在机制建设中平衡各利益主体的方式，以期对城中村问题的解决提供一条可借鉴的改革思路。     

深圳城中村问题的思考

城中村是我国在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中的普遍现象,深圳的城中村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成长壮大的;它承担了廉租房的重任,降低了整个城市的运营成本,但也给深圳带来了严重的经济、社会、环境问题,改造城中村是深圳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在城中村的改造过程中,存在拆迁补偿、政策执行、村民安置、外来人员居住等难题,政府应转变思想观念,重视村民的观念更新和素质教育,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拓展改造资金来源,推进集体经济改革,并做好城中村的替代品——廉租房的建设工作。     

城中村:一个特殊的三农问题

大多数研究把"城中村"归结为城市问题,这种认识有失偏颇."城中村"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空间概念,而是一个经济社会概念."城中村"虽然位于城市,但由于依然实行农村体制,仍然属于农村,"城中村"是制度意义的农村."城中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另一种空间表现,是一个特殊的"三农问题"."城中村"问题的"三农问题"性质主要表现在:"城中村"村民与城市居民的权利和义务不平等,"城中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的权利和义务不平等,"城中村"外来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权利和义务不平等.     

中小城市“城中村”文化娱乐透视

"城中村"是城市化浪潮中特有的一种现象,"城中村"村民的文化娱乐情况则直接反映了城市的发展程度。中小城市"城中村"文化娱乐设施缺乏,村民文化娱乐方式单一,参与文化娱乐的积极性不高。用"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努力创造一种健康和谐的"城中村"文化,对"城中村"的居民个人是一件幸事,对城市乃至整个国家也是一件大事。     

城市社区改造中村民社会化提升的背景分析——以太原市城中村改造为例

“城中村”是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改造的重点。城中村村民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正面临一个新的社会化断层,他们在城市生存技能方面、文化素质方面和城市心理的培养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不适问题。解决城中村村民的社会化提升问题是城市发展过程中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协调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城市农民工市民化及制约因素分析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破解农民工问题。阐述了农民工问题生成原因即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在此基础之上,论证了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必然性,并从城市发展水平、政策制度、观念、城市农民工的收支状况、农民工自身素质五个方面分析了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     

秦皇岛市“城中村”拆迁法律问题研究

"城中村"拆迁问题是我国多数大中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 目前我国城乡土地所有制二元结构和相关法律法规缺位,导致"城中村"拆迁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该文以秦皇岛市为例,分析了秦皇岛市"城中村"的形成原因和过程,对"城中村"拆迁改造过程中存在的"公共利益"泛化、补偿标准不明确,被拆迁主体缺乏诉权保障等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界定"公共利益"、明确最低补偿标准,确定"城中村"居民的合同主体资格赋予其诉讼权利等意见.     

农民工：城市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对象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实行事实上的“城乡分治”。城市政府仅对自己的户籍人口负责,它所提供的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住房支助等等都只针对城市市民。在高速城市化及其巨大的农民工阶层已经存在的背景下,政府的功能、机构、人员配备都还没有相应地作出调整,政府对农民工这一社会阶层的社会服务严重缺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府应该把农民工阶层定位为城市公共服务的重要对象,同时创新服务方式,帮助农民工阶层实现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     

基于产业视角的城市功能研究

城市功能是城市作用于外围经济地域系统的能力,产业发展引起了城市功能的变化.本文从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视角分析了城市主导功能、城市功能的空间结构以及城市功能的区际协调.     

鄂尔多斯的发展与"资源诅咒"

鄂尔多斯市是中国西部一座通过资源开发而快速摆脱贫困、取得巨大发展的典型城市,但资源的过度开发可能对产业结构、企业行为以及制度产生影响,以致对经济发展产生阻碍作用.基于"资源诅咒"理论,依据所见到的公开材料,对鄂尔多斯发展带来的新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在充分肯定鄂尔多斯发展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指出在持续发展中出现的产业结构单一、固定投资偏多、人力资本投资偏少和社会保障不足等同题,提出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加大教育投入等建议,并希望这一问题的研究对其他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都市边缘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建构探讨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都市边缘农民工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身份的双重性导致他们的边缘性社会地位。由于体制、立法、思想观念以及社会舆论导向等方面的原因,社会保障制度在都市边缘农民工中缺位。建构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同时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进行构建,不能顾此失彼。     

秦皇岛市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的研究

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遏制城乡差距扩大,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性问题。通过采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和实证研究法,对秦皇岛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融入城镇的各种障碍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论城市经营中的几个问题

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城市间日益加剧的竞争和中国城市建设发展的实际需要等因素共同促生了城市经营这一城市政府的制度创新 ,它有特定的内涵和边界。城市经营的主要内容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主要是通过市场化手段来筹集城市的建设资金 ;第二个层次涉及到城市政府职能的转型 ,即城市政府通过本身的职能转变来适应城市发展的要求 ;第三个层次是城市政府要适应全球化的要求 ,处理与其他城市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进行政府和城市的创新与学习 ;第四个层次主要是城市经营理念的形成和创新。     

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非均衡性分析——兼与城市的比较

人力资本是经过投资而形成的,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教育投资与其它物质资本投资一样是为了获得预期的收益,然而我国农村教育投资却悖于这一原理。本文分析了在我国国家财政投资总量分配失衡及教育资源城乡分配失衡的情况下,农村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力资本通过升学和劳动力转移等非农化形式大量流向城市或发达地区,由于人力资本具有依附性,农村教育投资也随着农村人力资本流失而流失,形成了农村教育投资收益“错位效应”,并且在投资乘数的作用下,这种效应会进一步拉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尤其是城乡长期的收入差距,从而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针对这一状况,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问题研究

随迁老人在城市适应中面临着子女家的"局外人"身份和城市社区的"陌生人"身份的双重尴尬。本文调查表明随迁老人在城市适应中存在着适应程度的个体差异,同时家庭关系、随迁老人夫妇有无一起随迁和参与社区活动频率是影响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因素。现阶段解决随迁老人城市适应问题应以家庭为主、社区为辅;以个体性为主、共同性为辅;以主动适应为主、外力推动适应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