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的产权特征与制度框架

根据德姆塞茨对产权的定义，管制作为权利安排是涉及产权的活动。本文讨论了管制的产权功能，指出管制所涉及的产权问题主要有两类：一是管制权力安排，二是管制政策中的产权分配，这两类问题在管制制度结构中，表现为管制治理与管制激励。管制治理实质上解决的是管制权力安排的问题，在管制治理中需要建立管制透明与监督机制；管制激励主要涉及管制政策对产权分配的影响，即制约被管制者的部分产权权能，在管制激励中需要遵循公平和效率原则，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管制制度框架概念模型。     

公路运输经济管制研究的回顾和进展

经济管制理论的研究较多地关注反垄断问题，而中国的公路运输行业长期处于低效率分散竞争状态，传统的管制经济学理论并不能简单地平移到这一领域。文献回顾表明，由于以往的研究是借助经济学的个别范式进行的，因此对管制理由、管制目标，以及公路运输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的关系方面的认识都存在缺陷。分析认为，在公路运输经济管制理论的研究中应该强调研究方法的规范化，侧重于系统化的理论体系的构建。最新的研究在产业模型建立、产业基本经济属性的研究方面都有显著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就运输业的规模经济、市场结构和管制政策形成了新的观点。未来这一领域值得关注的问题包括由于政企不分造成的管制者寻租问题、管制者与企业间利益关联问题、公益性事业过度市场化的矫正等问题。     

金融管制对银行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文主要探讨在管制环境下银行的公司治理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银行部门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在于其内在的脆弱性。鉴于银行部门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政府往往会对银行业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其目的是降低系统风险以保持银行业的稳定性与完整性。管制和管制者的存在对银行的公司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由于引入了管制者(政府或专门机构)而使银行的信息不对称结构和代理关系更加复杂;另一方面,管制改变了银行外部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其功能。我们的结论是,管制是影响银行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简单地把银行等同于一般性企业加以分析显然是不合适的。而且随着银行管制环境的变化,银行的公司治理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否则将出现“治理缺口”,并加大银行部门的系统风险。     

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管制

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进行管制已经是一种国际通行的做法。为了保证公司及时提供充分、真实的信息,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保证资本市场有效进行资源配置,政府需要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进行必要的管制。本文重点从构建上市公司财务呈报管制的基本框架、制定高质量的会计准则、营造健康的公司治理生态三个方面论述如何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进行管制,达到对财务报告进行管制的目标。     

国内自来水行业价格管制研究综述

自来水行业价格管制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2010年以来自来水行业价格管制的研究文献涵盖了价格管制理念、定价模式、管制内容、管制体制等方面的成就和问题,对自来水行业价格管制改革中的市场机制、民主法治和管制机构完善等方面思考更为深刻。未来学者们将会彰显对公众利益的切实体现与保障、管制权力重新分配与市场机制强化后的绩效评估等方面的学术关切。     

我国高等院校竞争、管制与院校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为了研究竞争、管制对高等院校绩效的作用,以中国公立高等院校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以院校排名为衡量绩效,教育劳务市场竞争有利于提高院校绩效;校长任期与院校绩效负相关;院校调整合并有利于提高院校绩效;院校隶属关系与院校绩效正相关,而院校绩效与科研产品(准)市场竞争的正相关不能得到证实。提出了强化院校教育劳务市场竞争、创新政府管制理念与管制方式等相关建议。     

社会合作管制：模式界定、兴起缘由与正当性基础

社会合作管制具有独特的内涵和要素,但与社会自我管制、行政高权管制并非是完全替代的关系。在参与治理的推动下,传统的政府高权管制有所缓和,但难以撼动其命令—禁止的管制模式,而社会自治的治理模式则促进了社会自我管制的兴衰。随着参与治理、社会自治模式分别被合作治理模式所替代,今后在合作治理主导下的管制模式无疑将走向社会合作管制的康庄大道。我国社会建设的发展、国家与社会的特殊关系、转型期的权力格局等特殊背景决定了社会合作管制兴起的正当性。     

林业管制、情景依赖与制度绩效

从林业管制选择具有情景依赖性入手,分析了与情景相容的管制选择有利于提升制度绩效,并以广东省为例,利用林业相关数据(1994—2008),通过构建指标,运用主成分法,在衡量林业管制强度与制度绩效水平的基础之上,实证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1994年以来,广东林业管制放松与制度绩效水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两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内却存在失衡,林业管制放松是制度绩效提升的格兰杰原因,但反向关系得不到实证支持。     

自然垄断产业的放松管制和管制改革

滥觞于竞争性产业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一直以实现竞争性产业的政企分离、企业间相互竞争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框架为重点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垄断性产业的改革则严重滞后 ,原有体制下的许多僵化和扭曲现象继续存在 ,经营绩效距消费者和所有者的要求相距甚远。经济体制改革在竞争性产业和垄断性产业的不平衡正在严重地阻碍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 ,自然垄断产业的放松管制、管制改革及竞争性结构的形成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不可回避的焦点课题     

中美食品安全管制比较研究

食品安全与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对食品安全进行管制乃是政府的义务.本文旨在对我国与美国的食品安全管制法律法规、管制机构及管制过程进行研究,通过对比以取人之长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管理.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政府监管的问题探析和对策研究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简称紧密型医共体)是我国现阶段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落实分级诊疗制度的重要路径和关键举措。文章基于紧密型医共体的监管现状,以史密斯模型理论为框架,从政策目标、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外部环境四个方面对紧密型医共体的监管困境及问题进行剖析。结果显示,政策目标模糊、执行机构协调性不足、经济与技术环境作用有限等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紧密型医共体监管效果。针对存在问题,应完善监管政策体系、明确执行主体权责、促进目标群体参与、优化社会技术环境来推动紧密型医共体的高质量发展。     

敌意收购规制模式的错位及其改造

当前我国在实践中呈现出的"证监会监管,辅之以司法介入"的管制型敌意收购规制模式表现失灵,具体表征为行政机关的监管被动和草率,以及司法机关的应对乏力。究其根源,在于我国敌意收购规制模式出现了结构性错位。法律规制模式可被解构为管制型、自治型和回应型三种类型,其中,回应型规制乃敌意收购法律规制的应然模式。这是因为,敌意收购具有天然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因而灵活、及时的回应型立改废规则或法官创新性裁判与敌意收购达成契合。是故,我国应当实现敌意收购管制型规制模式向回应型规制模式的转型。在比较法视野下,回应型规制模式呈现出司法型和自律型两种类型,后者又可被划分为完全自律型和不完全自律型两种模式。迈向敌意收购的不完全自律型法律规制模式乃我国最优选择,原因如下:第一,司法体制改革的成本和阻碍较大,转型为真正的司法型规制模式较为艰难;第二,我国缺乏机构投资者,不具备完全自律型规制模式的形成基础;第三,自律型规制模式还存在缺乏强制力的固有弊端。具体而言,我国可借鉴英国和澳大利亚经验,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敌意收购不完全自律型规制范式。首先,应确立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共同利益诉求。在此理念指引下,我国可构建一个以证监会牵头,以证券交易所、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律师协会、会计师协会等为核心成员的并购小组。其次,构建促进实体正义的制度框架。一是为分工明确并形成内部约束,建议在并购小组内部设立多个具有不同职能和权力的委员会;二是并购小组在作决定过程中不应拘泥于法律法规,而是灵活采用多元化决定方法。最后,塑造程序主义运作规范体系。一是规则制定程序应体现灵活性与民主性,明确规则委员会在特殊情形下可以随时修改相关规则,并且应广泛听取成员代表的意见;二是争议决定程序应确保公开化,采用简易书面形式做出处理决定;三是完善听证程序和上诉程序,对于后者,建议我国未来由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兼任并购上诉委员会;四是确立司法审查程序,明确"不干涉原则"。     

零售业政府规制机构独立性研究

零售业政府规制机构缺乏独立性是影响零售业经营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当前流通体制改革应该重视零售业政府规制机构独立性建设。零售业规制机构独立性受到规制机构设置、规制立法、规制机构人员独立性等因素的制约，中国目前在这些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应当根据政府规制机构独立性的要求，从机构设置、规制立法、和规制监督体系等方面加强零售业政府规制机构的独立性建设。     

国家经济职能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界定一直存在理论分歧。中国当代经济法是转轨时期的经济法,与过去及未来的经济法不同。明确国家的经济职能,尤其是现阶段国家的经济职能,对恰当界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证券市场监管低效的制度性因素

分析了作为政府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中国证券市场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市场不规范问题,认为证券市场监管制度的低效运行是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而监管困境的背后则是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监管当局政策目标与监管目标的冲突;二是以个人和企业信用为核心的信用管理体系的缺失。     

证券市场不同发展模式的政府证券监管

因经济、政治背景不同和证券市场发展路径的差异,导致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政府证券监管权的发展呈现出不尽相同的特征,但两种类型国家的历史仍然有共同的规律性,这对我国政府证券监管权的制度设计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稳定币Libra的风险与规制路径

Facebook的稳定币Libra项目，引起各国金融界和监管机构的关注和警惕。Libra在技术成熟度、稳定性、安全性、应用场景等方面均占有优势，也将带来种种潜在风险，增大各国外汇管制难度，弱化各国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增加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难度。对此，中国监管机构应首先明确Libra稳定币的法律属性。其次，中国要调整监管手段及外汇管理的具体方式。最后，有区块链与数字货币技术研发实力的互联网巨头可尝试发行与人民币1：1挂钩的稳定币。监管机构制定出台相应法律政策前，可先行指导和推动上述商业巨头自己创生稳定币的治理规则。在中国互联网巨头探索稳定币发行的成熟经验和商业模式基础上，由中国央行加以借鉴，最后搭建法定的数字货币发行体系。     

影响我国金融监管效率的主要因素

金融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构成政府管理经济的三大战略工具。离开有效的金融监管,无法成功管理我国经济转型中产生的各类风险和挑战。当前影响我国金融监管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一是金融体系存在广泛的隐性担保,准入壁垒与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严重抑制金融业竞争,金融监管外部环境亟待改善;二是监管机构背负的多重目标间存在冲突,监管实践中难以同时兼顾;三是监管机构运作独立性不强、资源严重不足、问责机制薄弱,治理框架需完善;四是行政控制导向的现有分业监管结构日益难以适应金融混业经营迅速发展的现实,重复监管与监管空白并存,缺乏正式的宏观审慎框架,监管合作不规范,信息共享安排不完善：五是类金融组织发展迅速,与正规金融体系的联系日益密切,对区域性金融稳定的影响逐步显现,但其监管存在空白,且各地监管标准不统一。     

中国典当行业监管立法及其完善——评《典当行业监管规定》

典当行业复建30余年来,虽然取得了不错的经营成绩,但是关于行业监管理论的认知存在一定误区,监管制度建设亦存在不足.理论认知方面尤其对机构的金融机构属性认知存在偏差,在设立许可、典当行名称等方面也有误区.监管制度上,专门性行业监管立法理念陈旧、不合理等限制了典当行的经营自由,存在立法体例欠科学,个别制度规范设计与其他法规范相冲突,立法技术欠缺,法律概念使用不准确等问题.比较相邻部门法的立法例,考查国外立法经验,科学的典当监管立法模式应采用统一的《典当行法》,适当扩大典当行经营范围,使其回归金融专业监管体制,采取国家集中监管与自律监管相统一的模式,建立健全完善的典当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