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回教俱进会振学社高等中阿学校简介

创办于民国十年冬的云南回教俱进会振学社高等中阿学校，是中国回族现代史上第一所新型中阿文并授的高等专科学校，是以马复初、马联元为代表的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体制在本世纪２０年代的延续，也是现代中国回族文化启蒙运动在云南的一次成功尝试     

论王岱舆对佛教的批判

王岱舆在阐释伊斯兰教时,对佛教中与伊斯兰教相冲突的地方进行了批判。他对佛教本体论、佛教人性论、佛教伦理观、佛教中的偶像崇拜行为进行了批判。王岱舆还批判了佛教中的生死轮回观念,并依据伊斯兰教原则,提出了自己的“三世”思想。王岱舆批判佛教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宗教之间的比较来阐释和宣传伊斯兰教,并以此来表明伊斯兰教的优越性。王岱舆对佛教的批判,打破了伊斯兰教与儒、释、道等思想长期隔阂的历史,在回族思想史上出现了短暂的“四教”之争。     

伊斯兰法的历史发展

伊斯兰法为古代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它最初产生于公元七世纪阿拉伯半岛,是伴随着穆罕默德创建的伊斯兰教而来的,所以伊斯兰法又是宗教法,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年的历史了。在一千三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伊斯兰法随着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国家的兴起、衰亡和复兴而有着它产生、变化和发展的历史。(一) 公元七世纪,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推行伊斯兰教,并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形成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穆罕默德在传教的过程中,创建了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古兰”为阿拉伯语Koran的音译,意为“诵读”。穆罕默德宣称它是真     

伊斯兰教和回族风俗习惯 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关系探讨之一

回族和伊斯兰教有密切关系。阐述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关系,不仅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本人拟从“伊斯兰教和回族风俗习惯”、“伊斯兰教和回民起义”、“伊斯兰教和回族经济”、“伊斯兰教和回民教育”、“伊斯兰教和回族民间文学”、“伊斯兰教和回回民族的形成”、“回民和清真寺”七个方面,对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关系进行探讨。这是第一篇。     

伊斯兰教、民主与西方

自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后,伊斯兰复兴运动发展迅速;对此,以亨廷顿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正以“文明冲突论”制造新的“冷战”理论模式。本文及《西方自由民主与伊斯兰的撞击》一文对当今伊斯兰复兴的热点地区的伊斯兰运动的发展态势及其对西方的态度作了评析,对于认识冷战后伊斯兰复兴运动及其与西方的关系有参考价值。     

伊斯兰教法与伊斯兰复兴

传统伊斯兰文化是一种宗教政治文化 ,它完全是以“信主独一”为核心的宗教意识形态所决定的 ;自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 ,伊斯兰复兴运动所欲“复兴”的正是在现代化、世俗化进程中逐渐丧失的伊斯兰教的主体地位或“本来精神” ,因此是反历史主义的 ;伊斯兰教之所以具有“政教合一”、“族教一体”、“两世 (今世、来世 )生活兼重”的特色 ,全是由伊斯兰教法的本质属性决定的     

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外交政策的转变及原因探析

1979年，伊朗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世俗的巴列维王朝，建立了以“伊斯兰意识形态”为指导思想的神权政体，这一体制决定了伊朗外交的特殊性，实行“输出伊斯兰革命”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外交政策，这一外交政策影响了海湾地区甚至整个中东的政治格局，随着伊朗政局的发展变化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这一外交政策也已发生了变化。     

伊斯兰法律中的婚姻家庭制度

在伊斯兰教里,教法被称为“沙里亚法”,也称为“神圣法律”或“启示法律”,沙里亚原指“通向水源地之路”,泛指“行为”、“道路”。伊斯兰法律是指在传统沙里亚法基础上形成的、以伊斯兰教教义为基础、以《古兰经》及《圣训》和历代哈里发一致性的“公议”——伊制玛尔和权威的法学家、法官们普遍适用的“类比”原则——格亚斯为渊源的伊斯兰国家法律的总称。沙里亚法形成于中世纪阿拉伯帝国,它吸收和保留了古代阿拉伯部落     

中国伊斯兰教与中国儒道思想关系浅析——兼与冯今源、王步贵二先生商榷

近年来,在伊斯兰教研究方面,有一批学者发表了许多论文,成绩辉煌,对伊斯兰教本身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在读有些文章时,总有令人不如意之处,尤其是关于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关系方面的论文,给人总的感觉是:作者文章中的伊斯兰教,似乎不是伊斯兰教,而完全是中国的“儒道合教”,把伊斯兰教的性质说得面目全非。然而,如果我们对照翻阅伊斯兰教有关经典(包括汉译的和阿文的)时,却又发现大多所谓“受的影响”和所谓的“吸收了儒道家的东西”在伊斯兰教经典中,都能找到可靠的证据。这就出现一个问题,     

当代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的哲学基础与历史渊源

伊斯兰“中间主义”是当代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日益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思潮,其兴起与发展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和悠久的历史渊源。“中间主义”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思想渊源,秉承伊斯兰文明公正包容、中正和谐的文化传统,致力于弘扬伊斯兰教和平中正的价值理念,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反对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主张不同文明间开展平等对话,谋求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与世界的持久和平。“中间主义”思潮已然成为当代伊斯兰世界主流价值取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马注思想的伊斯兰正统与苏非主义信仰基础

马注是中国明清时期国四大汉文伊斯兰译著家之一,其伊斯兰思想的来源是多元的。本文认为,由于中国伊斯兰教的正统伊斯兰教传统以及经堂教育在兴起过程中与苏非主义的密切结合．伊斯兰正统与苏非主义构成了马注伊斯兰思想的重要信仰基础。     

波斯与云南回族的“万有单一论”哲学

波斯伊斯兰文化在中国伊斯兰文化结构中占据着重要的一面,其中的苏非主义哲学,对中国回族穆斯林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在系统分析明清之际中国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发起的"以儒诠经"的文化运动及其代表性人物刘智、马注、马德新哲学思想中的苏非主义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云南马注、马德新的伊斯兰哲学中充满了波斯苏非的"万有单一论"思想,他们的"万有单一论"哲学,在中国回族社会的传播中,作出了特别的贡献.云南是苏非哲学与中国儒家哲学融合与传播的重要中心.     

马注论“念”与“礼”

＂念＂与＂礼＂是马注五功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对二者的阐释上,马注既保持了正统伊斯兰教功修思想的基本内容,也吸收了苏菲主义的某些思想,同时也有意无意地糅合了一些中国本土文化因素,体现了突出的多重文化特色。     

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情景”论的错位生成

王夫之的“情景”说既是一种文学创造理论，又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美学理论，它与佛教的“现量”概念相结合，在明清之际构建了一座美学理论的高峰。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系统阐述“境界”说的第一人，其“境界”说脱胎于“情景”论，然而，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人生、从人生走向哲学、从以和谐为基调的优美走向以痛苦为主要内涵的崇高的历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重要营养的学说，它是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情景”论的错位生成，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标志。     

孔子“正名”论的语言学阐释

孔子的"正名"论,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解读。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去观察,我们认为其中涉及三个问题:一是"名"与"实"的关系问题;二是"言"与"事"的关系问题;三是"君子慎言"的问题。从哲学的角度看,孔子关于"名"、"实","事"、"言"关系的观点,都有颠倒主从关系的认识偏颇,但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分析,则亦不乏其合理性的内核。至于"君子慎言"的观点,从现代言语行为理论的角度看,则具有时代前瞻性的认识价值,在社会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试论明清回回理学兴起的历史与文化背景

我国回族是由历史上的“回回”穆斯林移民演变而来的。明清之际,正值该民族在经历了长期的中国化和本土化后其文化思想和民族意识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期间,该民族中涌现出了精通伊斯兰和儒家等多种文化并具有回汉双重文化气质的知识分子——“回儒”,正是他们,在伊斯兰哲学的基础上,同时也在宋明儒家理学的全面影响下,创造了我国的一个新的理学体系——“回回理学”。这既是对其本民族,也是对中华民族的极大贡献,它也证明了回汉两族之间由来已久的密切关系。     

对牟宗三诠释朱熹以《大学》为规模的方法论反省

针对牟先生<心体与性体>(第三册)论朱熹的<大学>诠释部份做讨论,牟先生在此章中有几个特别的意见应为提出并讨论之,包括:以"顺取"说<大学>之工夫,以"明德"为德行而非德性,以"穷理"之所穷为存有论意旨,以"格物致知"为泛认知主义,以<大学>为与<论、孟、庸、易>不同的经典,以"他律道德"说格物致知工夫,以"诚意"与"格致"不是同一种工夫等等,而牟先生讨论这几项议题的哲学立场则是与全书其他章节的立场完全一致的.这些意见都是笔者以为不恰当的朱学诠释意见,牟先生并以之而设定一"横摄静涵"的型态以说朱熹为孔孟之别子,但笔者反对朱熹有牟先生所说的这一种型态之理论.     

论孙奇逢《理学宗传》的性质

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作为一部总结汉唐宋明儒学的编著,以排斥释老之学、合通儒学派别之异为标旨,是孙奇逢理学观的直接体现。其中,孙奇逢的主要关怀在于建构合同汉宋、朱王的儒学道统,这一点充分体现在《理学宗传》的结构和标准中,并最终决定《理学宗传》学道的性质。进一步说,《理学宗传》和《明儒学案》的性质呈现出道与术的不同旨趣,黄宗羲以《明儒学案》的编纂标准来评价《理学宗传》,不免失之偏颇。     

试析刘智的人生理想论--兼论刘智和朱熹的区别

本文通过介绍刘智的人生理想论和辩析刘智和朱熹的人生理想论的差异,指出在评价明、清之际的回族伊斯兰教著作时,不能因为概念的一致而忽略对具体内容的分析.相同的概念,不同的内涵,是刘智的哲学体系的基本特点.     

吕留良对“止至善”的义理诠释

吕留良是明末清初的朱子学者,与同时期的名儒黄宗羲、张履祥都有密切的学术交往,被清廷誉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的陆陇其则直接受吕留良思想的影响。然而由于“曾静案”的影响,吕留良的著作遭到全面禁毁,其人及其理学思想在历史长河中也逐渐湮没。对吕留良理学思想的挖掘和梳理,有助于今人对明末清初理学思想的发展概貌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在其著作《四书讲义》的《大学》中,吕留良对三纲领的内涵进行了重新解读和阐释,将“止至善”置于三纲领的核心地位,既吸收了朱子的“格物致知”思想,又糅合了王阳明的良知本体工夫合一思想,形成了他对“止至善”独特的义理阐释,对明末清初朱子学的复兴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