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国家建设中民族整合的双重困境及其突破——苏联和澳大利亚民族整合政策的比较分析

现代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意图是培养各民族对国家的整体认同感。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与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存在着冲突,这种身份差别扩大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张力。在国家建构中,多民族国家设计了不同的民族整合方案,其中苏联利用了"族群联邦主义"的政治化族际整合模式,澳大利亚采取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民族整合政策,这两种民族整合方式在缓解旧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民族认同问题和国家认同危机。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民族整合双重困境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民族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在处理国家与少数民族问题上,必须强化国家能力建设,培养民族的向心力,提升民族的国家性。     

后学衡时期的民族国家伦理认同建构 ———以《思想与时代》同人的言说为中心

《思想与时代》同人对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建构处在维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的近代国际体系情境中,其希望建构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是在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双重主导之下的,内含着国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两个层面,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法律—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国族认同的建构以"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概念为基础,主要通过对中华民族经历的历史事实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法律观念、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来阐释国族同一性,建构"历史—文化共同体",以期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抗战,追求民族自决。《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则对外争主权,对内讲民权,着重建构的是一种"法律—政治共同体",以期求得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     

边疆贫困山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实证研究——以傈僳族为例

从语言、传统等方面考察和分析云南省边境地区傈僳族的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的现状,结果表明他们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正处于一种胶着状态:一方面他们在与国外同源民族的交往过程中比较看重民族因素,另一方面他们自身的国家认同又优于其民族认同.有鉴于此,引导傈僳族实现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良性互动的共生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必须从经济方面切实促进这一民族的发展,缩小其与内地民族的经济差距,以构筑其国家认同的根基;在政治方面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增强他们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在文化方面挖掘傈僳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引导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加强傈僳族的国家认同意识.     

试论研究生的国家认同教育

本文将政治学中国家认同理论引入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认为国家认同理论将有效整合当前理论资源,使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更具学理性。本文将对国家认同理论进行梳理,指出国家认同的三种理解方式:政治共同体本身的同一性;个人认为自己归属于哪一个政治共同体;一个人对自己所属政治共同体的期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国家认同形成的形成方式。针对研究生群体的特点,提出研究生国家认同教育的三个部分:民族血缘认同教育、历史文化传统认同教育和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认同教育。     

场域嵌入：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认同教育的路向选择

国家认同是基于众多民族的共同利益、共同理想而产生的集体认同意识,展现了各民族对共同历史记忆、国家政治体系、中华文化一体性的认可,对维护民族团结、推进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作为中国青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有着与一般青年共有的国家认同感,也有着反映边疆民族地区文化环境、民族特性和地域特色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因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全球化的日益推进而使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在国家认同的表达上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差异与冲突。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构成了国家认同表达的中介形式,对民族、政治和文化场域的共同认同有利于促进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与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高度嵌合。所以,以民族、政治、文化等实体要素构成的"场域集合"嵌入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认同教育,是推进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认同由自在走向自觉的重要途径。     

中华民族建设中的认同问题

把分散的多民族打造成一个整体的国家民族建设,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发展的一个普遍倾向,中国也不例外。中华民族建设实际上也就是"多元一体"建设,一方面要包容文化和族体的多样性,一方面又要认同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实现国家层面的一体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要从文化认同上表现出来。中华文化认同包括三个层面:各民族的自我认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和中华民族的一体性认同。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基于政治、经济和地域等因素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除了讲文化认同之外,还要讲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既包括国家认同,也包括利益认同与命运认同。自觉认识和发挥中国民族建设的优势,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旗帜,努力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前我国民族理论工作的一项重要责任。     

跨界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与公民身份建构

因民族国家政治分隔力形成的跨界民族,其成员的民族与国民双重身份对应着两种认同形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严重制约并影响着民族国家的边疆秩序及其地缘政治关系。跨界民族成员依靠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获得公民身份、实现利益诉求、建立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时,深受跨界民族主义、地缘政治等外部因素的影响。通过民族国家的有效治理、公民权益维护等认同政治实现跨界民族的政治认同是较为直接且有效的途径。     

亚文化、民族认同与民族分离主义

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群共同体,也是一个亚文化群体.亚文化与民族认同总是伴随而生.民族认同的极端化极容易演化成民族分离主义.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主文化与亚文化、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这两对关系对防止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特点及互动

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既关系到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又影响到民族的繁荣和国家的昌盛。民族认同并非简单的文化认同,而国家认同也并非完全的政治认同。民族认同中包含了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利益诉求,而国家认同中也包含了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的渊源关系与联系性,并以此互为基础。因此,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可以通过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良性互动来促进二者的相生,遏制二者的相克,从而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实现民族的繁荣和国家的富强。     

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冲突与重构

现代国家往往由多个民族构成。公民在通过政治制度建构其国家认同的同时,还要抽离出族众的身份,以文化性的姿态维系本族群中的民族认同。因此,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本身便包含着文化与政治的双重属性:族众对同胞——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具有强烈的文化性;公民对身份——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认同的重构,必须(1)整合文化价值与公民身份,促进社会成员对民族文化与国家制度的理性服从,将公众政治价值中的一些基本理念内化成固有的政治信仰与心态;(2)健全政治价值系统与制度文明,实现政治价值社会化过程,确立公民对国家的政治忠诚;(3)拓展政治动员能力、社会组织能力以及公共服务能力,从而优化国家治理的结构与体系。     

论西藏藏族大学生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当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国家都面临着处理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矛盾论"、"替代论"因其自身非此即彼的价值取向导致激进,"辩证统一论"在尊重各族群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进行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和政治一体化建设,符合我国实际,不失为解决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可行方案。在此理论指导下,文章分析了西藏藏族大学生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现状、影响因素等,探讨了增强藏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可行路径。     

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治认同功能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共二十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系列论述的重要内容。其蕴含的政治认同功能,可以从政党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三个方面去把握。从政党认同方面看,它有利于增强人民对党的宗旨和性质、指导思想和战略部署、工作作风和执政能力的认同;从国家认同方面看,它有利于增强人民对国家发展道路、国家制度和国家形象的认同;从民族认同方面看,它有利于增强人民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     

“族员”与“公民”: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路径研究

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是民族成员与政治系统之间多层面的交互关系。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民族政治社会化在民族政治体系与国家政治体系两个层面同时进行。少数民族成员双重身份认同的形成,蕴藏着民族成员渴望参与国家公共生活的兴趣和欲望,这为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提供了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少数民族通过多样化的渠道实现政治系统信息内化,并通过管理民族事务、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建构政治行为能力。这一过程集中体现了民族自治权与国家公民权的统一,也是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在民族政治体系中形成和发展的关键保证,是理解民族"族员"与政治"公民"关系的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现实挑战及铸牢路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的重要根基和前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反映,其本质是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社会意识,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是其重要的核心要义。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着国际国内双重挑战:国际局势风云多变、多元价值交锋博弈,国内各民族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治理水平参差不齐等。为此,我们需要立足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推动经济社会共建,夯实物质基础;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增进政治认同;强化文化情感归属,系牢精神纽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强化命运意识,积极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     

共同记忆塑造与清王朝“中国认同”建构

历史记忆在特定社会体制和文化传统中产生,存在于叙事和学习等社会互动中,历史记忆蕴含着国家、民族的政治文化体验和共同情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赖以形成的根基。清朝统治者在将清王朝凝聚成地理的、政治的、文化的共同体并进行有效管理的过程中,把自己理解为一个涵盖全体(即“中国”)的身份认同的一部分,继承并发展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认同”意识,接受、吸纳域内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多元文化,穿越和打破王朝内各族群文化界限,整合王朝历史记忆,完成清王朝“中国认同”的内涵建构。因此,阐释清朝历史上各民族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现象,探索“中国”作为“国家”的独特生长方式,总结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动因和方式、类型与规律,这对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感的建构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程度,事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大局。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感的核心内容;国家认同抑或民族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感的基本依托;坚持伟大祖国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国共产党认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共同推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感的实现方式。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感,有利于整合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融合国内各民族共同利益、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感的建构,需要进行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共同体认同的锻造、中华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认同的建构、中华民族经济利益共同体认同的形塑、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共同体认同的模铸。     

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各自逻辑、内在张力与群际团结的实现策略

当今世界经典的民族国家已不是主流,多民族的共同体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主要存在方式,如何协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成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重要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两种认同之间的关系或呈现一致或体现为分殊甚至抵牾的状态。如何化解这种内在张力,使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二者有效协调,就需要厘清这两种认同各自的逻辑,深入把握其内在张力生成的条件与原因,以及社会团结的基础重构的维度,方能在国家治理体系建构过程中,建立起有效的民族治理与国家治理。     

论我国各民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性

在多民族国家人民中,普遍同时存在着“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这两种认同心理。一般而言,民族认同意指不同民族成员对其所属群体的认可和赞同,而国家认同则指公民对其所属国家的认可和赞同。我国是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统称,56个民族是中华民族这一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为此,有必要在思想认识上厘清、理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关系,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努力实现我国各民族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有机统一。     

国族认同视域下的中华文化价值观构建

"国族认同"是超越"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更宽泛概念。它意指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其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已寻找到共同的利益结合点,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统一。认同与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在诸认同类型当中,文化都起着中介与桥梁的作用。要实现国族认同,必当构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中华国族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因此构建中华国族共同体的文化价值观,并全面、广泛、深入、持久地推进,是实现国族认同的最有效手段。从中华文化的发展史来看,当前构建的中华文化价值观,必然是在历史长河中对各族文化兼收并蓄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对近代以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以及西方文化价值观合理成分的吸纳与整合后形成的崭新统一体。     

全球化视阈下民族认同与中华文化创新

民族认同作为经历了历史积淀而植根于深层意识中的心理建构,会在历史进程中或者被强化或者被削弱。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认同不仅涉及成员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追溯、挖掘与重构,而且也关涉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及文化博弈,自我与他者的冲突与博弈。应对文化霸权以其发达强势的文化渗透所造成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与断裂,不是简单的"回顾"与"模仿"而是"创新"与"重构",必须要认真反思"认同危机"与"文化空场"问题,从战略高度上采取种种措施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创新"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与"建构"民族文化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