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

日本学者仓田淳之助和小川环树所辑《苏诗佚注》保存了稀见而重要的赵次公注,展现了赵次公创导的重要注释方法：其一,赵次公注的释意,以＂心解＂的方法逐句详细释意,揣摩苏轼的创作心理,阐发言外之意,并有根据苏诗的结构分段释意,在宋代诗歌注释中独树一帜。其二,在此基础上,赵次公注详细分析了苏轼富于创新的创作个性,包括不用古人事、语、意而自命新意、翻新意于古人之上、自创新格等方面,是寓诗歌研究于注释中的典范。《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苏诗赵次公注的诗学阐释

宋代学者赵次公文学修养较高,他释苏诗之意,偏重于写作分析,通过分析苏诗的比喻、用典、借代、夸张等修辞方法,并分析苏诗的篇章结构,从而解释诗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苏诗在对偶、取材立意、表现技巧等方面的诗学成就,还附带了诗歌鉴赏;甚至赵次公的历史阐释,也不注重史实的考证,而是建立在创作心理分析的基础上,成为诗学阐释的一部分。赵次公的苏诗注,是寓诗歌批评于注释中的典范。     

赵次公注与杜诗经典性——以“阐释后人学杜”现象为中心

宋代杜诗赵次公注中出现了阐释后人学习杜诗的体例:所引文献是杜甫以后诗人的具体诗句;有"用杜""使杜""得……之法"等明确表示文本关系的指示语;强调杜诗后代接受,展现了杜诗经典性确立过程以及诗歌创作内在延续性。其重视文本应用的阐释观念诞生于北宋思想文化转型下诗歌创作理论和阅读观念的新变中,由诗话、笔记等批评系统进入诗歌注释体系,在体例、观念、功能上突破了李善《文选》注为代表的传统诗注,开拓出全新的注释范式,影响了《杜诗详注》《杜诗镜铨》以及钱钟书《宋诗选注》等注本。     

沈居士《论语》注研究

南齐沈居士《论语》注现存七条,是学术界的研究空白。以此七条为研究对象,可以很好地分析其和玄学的重要关系,以及其在《论语》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南齐的沈居士《论语》注,具有一反传统汉注的奇思妙解,而且深受玄学思想的影响,既受到王弼本末说的影响,但更主要是受到郭象思想的影响,一方面继承了郭象"性分说"来注解《论语》,另一方面发展了郭象山林和庙堂关系的学说。最后,对儒藏精华编一零四册皇侃《论语义疏》和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的沈居士《论语》注七条进行校对。     

朱熹《管子》研究的历史考察?

《管子》研究中，唐尹知章、明刘绩等人的相关成果已得到应有的关注，但从《管子》学史的角度看，还有一批学者的研究成果亟待挖掘。以朱熹而论，他对《管子·弟子职》的注解和对《管子》的辨伪便显示了其在《管子》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     

《诗经·鲁颂·駉》新注

在《诗经》的各种注本和译本中,虽然大部分词义释得较为精确,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些词义的解释往往流于简单粗糙,对前人的注解没能加以比较区分给出正确的词义,更在某些古人解释有误的地方人云亦云,缺乏自己独到的见解。因此,为《鲁颂》作注并在词意上给其一个合理的解释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就是为《鲁颂》四首诗之一的《駉》所作的注解。     

诗词臆札三则

一说杜句“下者飘转沉塘坳”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第一段云;“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旧注各家都对“沉”字无注。《语文学习》一九五七年五月号载有刘岫、商文光《对“沉塘坳”解释的意见》一文,甚有见地,兹转录如下: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冯至《杜甫传》的解释是“有的挂在林梢,有的沉入塘坳。”初中文学课本的注解也说“沉     

张綖《杜律本义》考述

张綖是明代嘉靖时期著名的杜诗研究专家,著有三种杜诗学著作。其中《杜律本义》受到当时社会风气和诗学思潮的影响,以元代张性的《杜律演义》为底本,同时参考明代张孚敬的《杜律训解》,对杜甫的151首七言律诗进行注解。《杜律本义》在注释体例上虽沿袭前人注本,但其融通的杜诗编年、畅达的诗意疏通,亦具有一定价值和特色。张綖还对《杜律本义》和《杜工部诗通》中部分相同诗歌的注解进行了增补、删改,使《杜工部诗通》更趋完善,从中也可见张綖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     

宋代“千家注杜”原因考

在杜甫迈向“千古第一诗人”的道路上,赵宋一代的“圣化”是其至关重要的一步。在宋代,对于杜甫的推崇不仅表现在文学艺术上,还突出表现在其人格上。杜甫甚至成为有宋一代时代精神的楷模。在宋代,学杜诗、传杜诗、研究杜诗成为一种风尚,从而形成蔚为壮观的“千家注杜”的局面,究其原因,则是多方面的。文章从杜诗思想、杜诗艺术、雕版印刷、文化素养等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     

对鲁迅作品某些注解的异议(一)

在毛主席的关怀和倡导下,几年来工农兵广大群众学习鲁迅作品,蔚然成风。各地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著作及有关的研究,其数量之多,销售之快,都远非文化大革命前所能比拟,在注解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可喜的成就。但是,由于鲁迅思想博大宏深,若干杂文的表现形式又比较隐晦曲折。不容易一下子吃透;在注解工作上集思广益、讨论研究的风气也还不足,因此,对词语的注解,不仅还远远不够,而且还有不少的误注和误解。笔者现就某些注     

杜甫诗中的"尧舜"情结与文化传统根源研究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追溯杜甫诗歌中的尧舜崇拜、祖先崇拜与杜氏家族意识根源,对探索杜甫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主义渊源,有较大的作用.杜甫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胸怀博大,爱民如子,其诗屡次出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为君为民苦拈须,屡歌"尧舜"非无因,他是远古时期杜国杰出的远裔,诗歌王国伟大的旗手.杜甫的家族情结颇浓,他在内心深处以远古帝"尧"为祖先.一帆风顺时,他歌唱尧舜,在窘困岁月,杜甫更是把"尧舜"作为精神上的太阳与支撑,与"尧舜"进行精神交流,他心中潜存的追念杜氏先祖尧、尧裔杜国及杜甫的家族观念,显示出中华民族传统姓氏文化的特质,从心理深层而言,这是杜甫爱国情操来源之一.多年来,这为学界所忽略.     

杜甫灾异诗的“天人感应”解读

杜甫记录灾异的诗，受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写灾异的同时更多是在批评时政的失误。一般来说，在天人感应的解释中，灾异是上天对人君施政失误的谴告。上古时，尧遭洪水汤遭大旱，所以经学中对灾异的天人感应解释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这些观念在杜诗中都有反映。杜甫灾异诗注重描写灾异中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批评的表达多比较含蓄。只有结合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才能读懂杜诗记录灾异背后积极关注时政的用世之心。     

再论杜甫诗歌对遗山词风的影响

杜甫诗歌对遗山词风的影响是全面的。遗山的那些描写登山临水、表现隐逸之趣的词作,疏快超旷,清丽淡雅,颇得杜诗高旷清婉之致;遗山词还有缠绵悱恻、婉曲深挚的一面,既体现了他重言外意、倡韵外致的词学观念,又可与杜诗婉厚深远之神韵相颉颃。遗山词之学杜,可谓渊源有自,堪称“词中老杜”。其词之学杜,与宋代周邦彦词的学杜又有所不同。     

略论杜甫之狂

杜甫是守儒持重的文人 ,但亦有极为狂放的一面 ,只是他的“狂”和李白有着很大的差异。李杜二人“狂”的共同之处在于狂得真挚 ,共有着“清狂”与“痴狂” ,而李白的狂态中少有杜甫那种蕴含着巨大痛苦的“迷狂”     

《钱注杜诗》和《读杜心解》阐释特色之比较

清代前期钱谦益的<钱注杜诗>和浦起龙的<读杜心解>运用传统阐释观念对杜诗进行阐释.前者力图考辨史实,批驳旧注,后者力图阐发杜甫的"蔼然忠厚之本心";前者侧重"知人论世",后者侧重"以意逆志".两者各有特色而又互补,共同丰富和发展了杜诗学.     

论杜诗的用典艺术

江西诗派以及后世一些学者诗人把杜诗曲解为学问诗 ,是迫于政治压力而为诗歌寻找的一种出路。杜诗的灵魂是干预社会现实 ,其用典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抒写现实感受。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杜甫在用典艺术上进行了成功的探索 ,主要是 :1.使用熟典 ,以豁人耳目 ;2 .活用典故 ,以方便抒情 ;3.不露痕迹 ,以增加韵味。     

功名人生的审美超越——诗人杜甫"人""圣"之辨

＂人＂与＂圣＂是诗人杜甫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人＂的一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杜甫,也看到了我们自己。对杜甫的终生矛盾、心战不已就有了同情的理解、理解的同情,那既是时代政治的结果,也是文化思想的产物,更是人性的普遍存在。其＂圣＂的一面让我们看到了杜甫终生奔走避难,不只为身体得其所,更是为心灵求解脱,他怀着永恒的乡愁寻找精神的家园,寻找一片＂乐土＂,那里既是自家安乐处,也是黎庶苍生安乐处。杜甫的伟大可敬之处就在这里,他实现了个体的、名利的,以及时代的巨大超越,也实现了从＂圣＂到＂人＂的超越。     

佛教与杜甫及其晚年心境

杜诗中与佛教有关的作品是研究杜甫思想的重要资料。杜甫对佛教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对佛教艺术的接触和与僧人的交往 ,加深了他对异质文化的了解和思考 ,但并未使他对宗教产生太大的兴趣。佛教的博爱、劝善思想与儒家的民胞物与、仁民爱物思想在杜甫晚年思想中得到高度的融合。佛教思想补充和丰富了杜甫的儒学思想。     

杜甫题画诗的传播学观照

在中国古代 ,文学是除绘画及其复制品、画史、画论等传播绘画作品的形式之外的最重要的传播媒介。以此为前提 ,聚焦杜甫题画诗 ,揭示了其对唐人画作画面形貌的切真描摹 ,画作神韵的独到刻画 ,从而传画作之“真” ;揭示了其由画作引发的关于社会、人生、思想取向的感悟 ,传画外之意。说明杜甫题画诗在唐代及后世明晰、深刻、内蕴丰厚地传播唐人绘画作品的突出意义     

杜诗“沉郁”的文化心理管窥

杜甫的诗歌,既有精细的俗世经验,又有深广的灵魂空间.本文探析了杜甫诗歌"沉郁"的审美内涵,并认为杜诗"沉郁",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杜甫的个性使然;是"发愤著书"文学传统的影响;也是其自觉追求"不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