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薪酬差距激励了高管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市场与产权性质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为切入点,考察了企业高管所面临的经理人市场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正相关,但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说明了受管制的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无法对高管带来正向激励。外部薪酬差距对非国有企业高管的正向激励效应仅存在于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薪酬的样本中。本文发现,当企业上一年的高管薪酬低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为了使高管薪酬水平达到行业平均薪酬水平,其高管薪酬的增长幅度要高于行业的增长幅度,而且高管薪酬与行业平均薪酬基准的差距越大,高管的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意味着我国高管薪酬制定受行业薪酬增长影响很大,从而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激励的有效性。当上一年的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国有企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越大,其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同样地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     

创业投资的治理作用:——基于高管薪酬契约设计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2009-2012年沪深两市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创业投资参与对民营和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创业投资能够显著改变民营企业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但是创业投资并没有显著改变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2)对民营企业而言,创业投资参与降低了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之间的敏感性,但是提高了高管薪酬与市场业绩敏感性。实证结果表明,创业投资在民营企业高管薪酬制定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创业投资更加重视市场业绩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作用;创业投资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影响非常有限;创业投资参与民营和国有企业的动机可能存在差异。     

薪酬制度考虑外部监管了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中国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高管薪酬契约与外部监管的关系,结果发现,外部监管对高管薪酬有显著的影响,但与最优契约论不完全相符.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负相关;由于所有者虚位,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敏感性较高;由于远离管理者,外资控股的公司高管薪酬敏感性较高;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重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而与薪酬敏感性负相关;较高的银行借款/总资产比率对高管薪酬有抑制作用;处于垄断地位的管制行业高管薪酬敏感性较高;高管持股对薪酬的敏感性不影响.最后,在控制了外部监管因素对薪酬敏感性的影响后,高管薪酬与公司下年度的业绩增长显著正相关,表明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制度基本上具备了激励机制.     

控制链长度与公司高管薪酬契约

本文研究了金字塔结构企业集团中最终控制人的控制链长度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链较长,高管薪酬水平较高、薪酬业绩敏感性较低。进一步研究表明,薪酬较高能缓解控制链较长对公司业绩的负面影响;促进关联交易和增加信息扭曲给公司带来的风险是控制链长度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重要渠道;没有证据表明控制链长度会通过降低盈余质量而降低高管薪酬敏感性;控制链长度与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负向关系在高管持有股份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中较弱;控制链长度与高管薪酬水平的正向关系在国有控股公司中较强。综合来看,相比寻租观,有效契约观对控制链长度与高管薪酬契约的关系具有更强的解释和预测能力。本文丰富了金字塔结构的经济后果与高管薪酬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     

高管薪酬契约、参照点效应及其治理效果:基于行为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的理论阐释,利用中国A股2004-2011年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契约的参照点效应及其治理后果。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呈现明显的参照点效应,即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显著受到同行业、本地区高管薪酬均值等外部参照基准的影响;(2)薪酬契约参照点效应引发的主观心理感知对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和主动离职行为等都有重要影响,具体来讲,当高管薪酬水平低于同行业、本地区高管薪酬均值时,企业高管将产生自我利益被侵蚀的消极心理感知,进而导致他们通过在职消费途径寻求替代性激励补偿的动机显著增强;同时,企业高管发生主动离职行为的概率也明显增强。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董事会治理是影响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关键,已有研究主要从董事会结构层面展开,缺乏对董事会内部运作机制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关系的具体分析。基于董事权威不平衡性的治理效应视角,系统考察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逻辑关系及其作用机理,得出了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结论,主要包括:1.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且主要体现在业绩下滑的样本公司中,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公平性和风险匹配性方面。2.只有当最高层级董事身份为独立董事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3.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增强了高管薪酬的行业和地区薪酬敏感性,进一步验证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社会公平效应。论文的研究为从微观运作层面理解董事会治理和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结论,对于优化董事会治理和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等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

如何改善国企高管激励机制是新时期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环。本文以2008～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年报披露的前十大股东性质、持股比例与委派高管的数据,分别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衡量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治理的程度,在此基础上,研究非国有股东治理如何影响国企高管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单纯的非国有股东持股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无显著影响,但非国有股东向国有企业委派高管有利于改善国企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其次,非国有股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作用在竞争性国有企业和处于较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最后,非国有股东委派高管参与国企治理能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超额薪酬和超额在职消费。以上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仅停留在资本层面的混合,还需确保非国有股东在国企经营管理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才能更好地发挥民营资本的监督和治理作用。     

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

国有企业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是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调查发现,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呈现不断加大趋势,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显著正相关,说明当公司的业绩上升时高管将获得更高的薪酬,企业业绩上升的好处主要是高管获得了.我们还发现,控股股东的股权集中度和董事会规模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制约薪酬差距加大的作用.本文建议进一步加强国有控股股东及董事会对薪酬的制约作用,并改进当前我国较单一的业绩薪酬激励制度,在高管薪酬激励制度设计中可以考虑员工薪酬及福利改善等因素,从而促进企业提高员工待遇,缩小高管员工薪酬差距.     

机构投资者与高管薪酬——中国上市公司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中国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从高管薪酬水平和薪酬业绩敏感度两个方面考察机构投资者整体以及包括基金、券商、QFII、社保基金、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在内的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对高管薪酬影响的差异性,基于2005年至2009年沪深两市874家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整体对高管薪酬存在显著的影响,即机构投资者持股有效地提高了高管薪酬水平和薪酬业绩敏感度;不同机构投资者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其中只有基金对高管薪酬水平和薪酬业绩敏感度表现出显著影响,而QFII、券商、社保基金、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对高管薪酬水平和薪酬业绩敏感度不存在影响或影响不显著。     

政府控制与企业高管人员薪酬绩效敏感度

根据我国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特征,着眼于我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分级管理的背景,将国有上市公司分为中央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和地方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2类。由于政府对这2类公司监管程度的差异、企业面对的市场风险的不同,以及这2类公司高管人员对薪酬的关注程度存在差异,说明薪酬在这2类国有上市公司中的重要性并不一致。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酬的业绩敏感性与政府控制人的行政级别相关,中央政府控制企业的高管人员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更低。     

人力资本、组织因素与高管薪酬:跨层次模型

针对高管薪酬决定的现有研究停留在单一层面和对高管的人力资本关注不足的问题,本文获取了2007-2009年在深沪两地上市公司的17368个高管个体样本与对应的1923个组织样本,通过构建跨层次模型(HLM)研究发现,在个体层面上,高管人力资本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在组织层面,公司绩效、公司规模、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监事会规模、无形资产比例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个体层面因素解释高管薪酬的总变异与组织因素解释高管薪酬的总变异接近相等.依据国有股比例分类,本文通过构建HLM发现,当国有股比例在50％以上时,公司规模、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无形资产比例(负向)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而公司绩效与高管薪酬之间关系不显著.     

高管与员工:激励有效性之比较与互动

高管和职工皆为企业价值创造者,皆是重要的须激励的人力资源。已有研究更多地集中于高管激励的研究,研究职工激励的少,更加缺乏将两者加以结合进行研究的。对于激励高管还是激励职工哪个更有效,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既有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企业对两类人力资源的激励效果比较及其互动关系。研究发现,高管和职工薪酬均对企业业绩反应敏感,并且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高于职工,说明两类激励对未来业绩增长都具有积极作用。并且,职工对企业未来业绩的积极作用高于高管;高管与职工薪酬变化同步性越强,对未来业绩的积极作用越明显。本文首次研究了高管与职工激励效果的比较及其互动关系,拓展了激励领域的研究。     

政府补助、软约束与薪酬差距

本文以政府补助为切入点,以2007-2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5118个样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约束性不同的政府补助对薪酬差距及其激励效应的影响,检验了高管权力通过政府补助作用于薪酬差距的具体过程。本文研究发现:(1)高管权力的存在会使政府补助成为其"伪装"业绩的指标,从而增加高管薪酬,进而加大公司内部的薪酬差距。并且这种现象在国有企业中比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2)高管利用政府补助增加其薪酬的权力受制于政府补助的约束性。仅在政府补助约束性较弱的情况下,政府补助才会增加高管薪酬,加大薪酬差距;(3)从政府补助影响薪酬差距的经济后果来看,政府补助导致的薪酬差距会削弱薪酬差距对公司未来业绩的正向影响。同时,软约束补助对薪酬差距激励效应的削弱作用更大。     

政治关联、高管薪酬与企业未来经营绩效

本文紧密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考察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公司未来经营绩效的作用。以2001~2011年间的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影响高管薪酬的经济因素和公司治理因素后,不管是在国有企业还是在非国有企业中,政治关联公司的高管都获得了显著较高的薪酬。但是,在国有企业中,由政治关联导致的高管超额薪酬与公司未来的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而在非国有企业中,由政治关联导致的超额薪酬则与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显著正相关。这些结果表明,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高管获取了过度薪酬,是一种有损企业未来绩效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政治关联的非国有企业高管所获得的较高薪酬则是对其较强的寻租能力的一种补偿和激励。此外,本文进一步的检验还发现,在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中,以及在政府干预较强的地区,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高管的过度薪酬问题更加严重。     

败也业绩,成也业绩?——国企高管变更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0~2012年A股上市非金融国企的数据,将高管变更后去向细分为晋升、平调和降职,以高管不变为基准,研究了公司业绩及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对高管变更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而言高管降职与公司业绩负相关,晋升与业绩不相关,但与承担的社会责任正相关,即"败因业绩,而成非因业绩"。进一步研究表明,国企高管变更考核中存在一个业绩门槛,在业绩低于门槛值时,业绩越差降职可能性越大,承担社会责任不能降低降职的可能性;在业绩高于门槛值时,业绩更好并不能增加晋升的可能性,此时承担社会责任才成为影响晋升的重要因素。此外,高管平调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但平调—业绩相关性要弱于降职—业绩相关性,这表明平调实际是对业绩较差高管的缓和惩罚。     

多业绩指标竞争与事前谈判:高管薪酬合约结构的新视角

在中国高管薪酬合约中,多个业绩指标之间怎样相互竞争?这种竞争是否会使得薪酬合约谈判前置?中国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通常会披露次年的收入目标,利用2001~2012年的数据,我们采用差分模型发现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合约是复杂而动态的。复杂性体现在,对于民营企业,利润始终决定着高管薪酬的变化;但是对于国有企业,收入达标是利润指标使用的"门槛"(条件函数)——收入达标的情况下薪酬与利润高度相关,收入未达标的情况下薪酬与利润的相关性显著降低。动态性体现在高管薪酬可能不仅是事后的结果,国有企业高管更愿意通过事前谈判来减轻收入考核的影响。本文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合约结构的理解,揭示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条件效率"特征,并将高管薪酬合约的研究从事后拓展到事前。     

国外上市公司高管社会资本对其薪酬的影响效应研究述评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大量研究文献主要是围绕经理薪酬和公司业绩的相关性,在代理理论框架内展开。业绩薪酬敏感性偏低甚至不具统计显著性的实证结果,引发多学科、多理论视角的研究。本文首先介绍高管社会资本与薪酬相关性的理论背景,然后分析高管社会资本的分类与测量,并对国外相关实证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最后简要分析了当前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趋势。     

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信息操纵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不断强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增强高管薪酬激励透明度,一直被视为提升企业高管薪酬治理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以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代理成本角度研究了企业管理层实施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动机和策略.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更多但相关性不高的高管货币性薪酬信息;(2)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高管在职消费信息的程度就越低;(3)企业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与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显著相关性主要存在于国有控股企业中.上述发现表明,国有企业管理层攫取货币性私有收益后,企业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明显的信息操纵.     

建筑行业高管年薪与公司业绩实证分析

近来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逐年增加,引起了对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相关性的讨论。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我国建筑行业高管新酬与公司业绩进行实证分析,得出高管薪酬和公司的每股收益、运营效率、公司规模、资源使用效率都存在正相关性。公司业绩越好,高管的年薪越高,高管年薪和公司业绩呈现显著相关性。     

独立董事的明星效应:基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考察

独立董事治理行为的首要机制是声誉激励,然而这一机制的有效性在中国却长期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而未得到充分检验。基于此,本文首次根据百度中文搜索引擎数据反映的社会知名度来衡量独立董事个人的社会声誉激励强度,进而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视角检验了独立董事的社会声誉激励效应——也即所谓的明星效应。实证研究发现,同等条件下,聘请了高社会知名度的明星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具有显著更低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即明星独董显著降低了公司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而且这一结果主要反映在薪酬政策不受政府管制的民营上市公司。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中国独立董事制度有效性相关的文献,特别是揭示了独董不能发挥作用的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