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后期将军考略

西汉后期将军成为中央常设官,大将军、骠骑、车骑、卫将军经常冠加大司马,地位最高,权力最大;前后左右将军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武力集团。它们不仅掌握了军权,统理军事行政事务,代替了西汉前期太尉的职权;而且更重要的是可进入内朝,操纵政治,大大分割并削弱了丞相与外朝的权力,严重影响了西汉末期的政局。     

先秦两汉时期贵族女性的政治行为

先秦两汉时期的贵族女性在政治、军事、外交领域中非常活跃,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但是,其政治权力具有不稳定性和局限性。不稳定性即女性政治权力不可能长期保持在同一水准;局限性则指缺少固定的女性外庭官员制度,使得政治权力集中于少数高级贵妇,影响局限于宫廷,国家各级行政权力仍由男性官员掌控。形成这两个特点的主要原因在于贵妇们本身并不拥有合法的政治权力,其权势是男权的衍生,她们依然处于附属地位。     

主体诉求与政策保护——女性政治参与的困惑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参政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历史的、文化的影响,中国女性依旧背负着来自男权社会的压力,性别比例政策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也受到了挑战,女性参政面临着诸多困惑,主要有:女性政治诉求与男性政治中心的博弈、形式平等与事实平等的鸿沟、法律政策认可与实际操作局限的反差。女性参政是一项系统工程,并不仅仅局限于在政治中加入女性的因素,还要打破男性垄断政治权力的传统格局,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支持和女性自身的不懈努力。     

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道德之维

在合法性形成的过程中,权力除了需要为自身寻找一个具有最高权威的终极依据,还需要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道德基础作为依托。中国自西周以后,政治合法性的焦点从天上回到人间,德成为构建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实质条件,由此铸就了中国传统政治强烈的道德伦理性格。     

西汉时期的大司马与外戚专权 ——读《汉书》札记

通过对西汉一代大司马之职的考察,认为西汉大司马一职多为外戚所把持,是皇帝个人专权机关“内朝”的骨干。大司马之职是否专有军权与统治阶级内部尤其是皇帝与外戚的权力之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外戚地位的上升是西汉中晚期一个值得注意的政治现象。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吕太后人格论辩

机械分析吕太后性格,一面是自私、狭隘、凶残,另一面则是刚毅、能干、智慧,这失于简单化。吕氏性格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无疑应该是—歹毒。在儒家思想全方位弥漫的中国,具有歹毒残忍性格的人,会为各种社会力量所不容。虽然吕氏的歹毒品性促使她在人生道路上一步步成功,同时也正是这种性格一步步使她走向灭亡。从社会的大视角来说,她的歹毒性格残害了各种层面一些生灵,同时又促进了汉代社会的稳固与发展。向来是非难辨。     

悲怨文学的文人性格原因探析

悲怨文学的根源不是苦难的社会现实和人生,而是由中国古代文人带强烈悲观色彩的性格和明显的女性内倾性格特色相结合而共同决定的.女性内倾性格特色是中国古代文人的独特性格特色,而带悲观色彩的性格是所有文人共同的基本性格特点,它决定了文人的普遍"不满"和"批评"情结.     

从恩格斯的视角看当代美国性别政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的政治领域,女性逐渐表现出了与男性不同的政治偏好,并最 终展现为她们独特的政治行动,形成了当今性别政治所关注的“性别差”。对于这一现象,恩格斯在《家庭、私 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关于女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角色理论有很强的解释力。而这种解释力来源于恩格斯 不仅仅将女性主义看作流于形式的权利呼吁,而是将女性看做一种独特的权力类型和政治资源,并且把女性 对公共生活的参与视为女性权力的真正来源。     

从《二年律令·置后律》看汉代女性的继承权

《二年律令·置后律》对西汉初年的继承制度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其中涉及女性继承的部分尤其引人关注。在西汉初年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政府为发展生产和防止财产外流,给予了女性类似于男子的继承权利,继承内容包括爵位继承、户主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女子一旦通过法定继承或遗嘱继承方式得到这些后,亦可以享受政府赋予的一些优惠待遇。但须注意的是,法律执行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许多限制条件,使得女子的权力不能得到完全的保障。     

二三十年代"革命+恋爱"模式中的性别政治

在二三十年代流行的"革命+恋爱"的小说叙述模式中,存在着革命权力秩序与性别权力秩序相互纠缠的现象,本论文从二三十年代"革命+恋爱"模式中革命女性的形象书写入手,通过对情爱关系中的性别政治、革命女性的浪漫之爱对革命意识形态的美学实践的影响以及对革命女性的情爱心理中同情即爱的情爱特质的分析出发,试图呈现革命女性性别在政治权力秩序转化为情感秩序时的独特作用.     

论西汉三大外戚豪门

外戚豪门一般指封建社会中以高级别宫廷女性为内援和基础的家族。西汉一朝最能体现外戚豪门内涵的是早期的吕氏、中期的霍氏、晚期的王氏三大家族。他们各自有着自己的兴起原因、发展过程、时代特点,并对西汉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社会风气等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比例失衡、制度变迁与性别和谐——中国妇女参政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分析

在倡导人类社会包容性发展的大潮之中,妇女需要提高政治地位以更好的发展,而政治更需要妇女的参与才能促进善政和善治。然而,妇女的政治赋权尚未引起重视,权力尖端女性缺位,公共管理部门女性比例偏低是中国妇女参政不容忽视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上的缺陷,从而将女性置于政治边缘。基于此,提出强制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模式,促进政治文明建设与权力领域中的男女平等,实现政治领域中的公平正义。     

西汉诏令的宗教情结与伦理向度

西汉诏令以其特有的方式多维度地反映了西汉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诸多实况,它不仅为理顺西汉政治与人伦秩序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而且也为儒学在西汉的发展与凸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西汉诏令也映现出那个时代的哲学趋向与人文图景,其自身所凸显出的宗教情结与伦理向度更是为东汉乃至后世的诏令提供了基本范式。需要指出的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被融进西汉诏令中不仅反映了西汉政治的价值向度,而且也彰显出儒家伦理思想在政治中的实际价值。     

秦汉政府宫官系统和汉武帝任用中朝官

秦汉由于家国不分、宫廷政治,致使中央政府体系中的宫官系统权力不断扩张。皇帝身边的官宦和中朝官以侧近皇帝而得政治任用,在中朝发展出尚书机构,逐渐取代外朝公卿机构的职权,进而形成内廷掌决策,外朝掌行政的管理机制。宫宦参政和中朝官用事,突出表现了西汉官僚政府家产制的特征。     

比例失衡、制度变迁与性别和谐--中国妇女参政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分析

在倡导人类社会包容性发展的大潮之中，妇女需要提高政治地位以更好的发展，而政治更需要妇女的参与才能促进善政和善治。然而，妇女的政治赋权尚未引起重视，权力尖端女性缺位，公共管理部门女性比例偏低是中国妇女参政不容忽视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上的缺陷，从而将女性置于政治边缘。基于此，提出强制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模式，促进政治文明建设与权力领域中的男女平等，实现政治领域中的公平正义。     

女性生命悲剧的形象展示——《史记·吕太后本纪》新解读

司马迁作《吕太后本纪》的旨归 :不是着意刻画一个凶狠、狭隘的女主形象 ,而是揭示像吕后这样的女性不可逆转的悲剧命运 ,以求达到鉴今的目的 ;同时指出司马迁对吕后精神世界的审视有其自身与历史的局限性 ,探索了隐藏在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心狠手辣的表象背后的吕后的精神世界。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与政治权力领域的女性参与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是党和国家对妇女地位的尊重,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而女性在政治权力领域的充分参与,则是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最重要、最关键的部分,要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政治权力领域男女两性的平等参与.目前,我国在政治权力领域的男女平等方面还存在某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     

论当代国际关系中女性议题的演变

考察女性议题如何逐步从家庭或私人领域转向公共或政治领域,从地方性的视角扩展到世界性的视野显得很重要。本文探讨了女性议题与(新)现实主义政治的互动关系;女性主义视角与女性议题发展的轨迹;及如何在国际社会的权力政治中融入女性的声音三方面议题。     

从钱钟书《围城》看中国女性事业的“围城”

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父系文化里,男人垄断着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权力,形成了一个以男子为中心的权力场,女性被排斥在权力场之外,功名、富贵、利禄等等对她们来说已是久已逝去的梦想。她们要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就必须借助男人这个平台来间接操纵权力,以达成分享社会权力的愿望。作者以钱钟书《围城》中女性急迫地追逐男人为个案,分析中国女性在事业上所处的尴尬处境。     

“钟形罩”里的“看”与“被看”——普拉斯小说《钟形罩》的女性文化解读

《钟形罩》是美国当代女作家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自传体小说。小说以女主人公埃斯特独特的眼光和身体洞察,感受＂父权制＂文化的虚伪、丑陋和专制,是知识女性充分利用＂看＂的权力,对不公平的社会文化的反抗和消解,是女性主体性的充分体现;而埃斯特被精神分析、监控的身心体验揭示了女性个体在＂父权制＂政治权力下的＂被看＂和被客体化的社会地位。文章从女性文化视角解读《钟形罩》文本中＂钟形罩＂意象的涵义,揭示普拉斯悲剧的社会文化本质。＂钟形罩＂意象阐释为笼罩女性的＂父权制＂社会文化的一切产物;＂看＂与＂被看＂象征了女性个人主体与社会文化权力和地位之间的关系。埃斯特在＂钟形罩＂里＂看＂与＂被看＂的权力较量彰显了女性主体性表达的强烈愿望和女性身体被政治文化客体化的尖锐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