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谣谚文化的传播特点

谣谚虽多被看作民间通俗文化,但其艺术属性并没有严格的阶级之分.汉代谣谚文化较为兴盛,其创作或传播亦没有严格的阶级界限,同阶级并各阶级间都有流传.汉代谣谚文化除主要靠口耳相传外,亦诉诸于文字.文字传播中,除书面传播外,尚有碑刻和题壁.随着汉代谣谚艺术流传渐久,绝大多数谣谚作品都发生了变异：或量变,或质变.     

论汉代谣谚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我国古代谣谚文化发展至汉代已较为兴盛,并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汉代谣谚作品数量多、类别多,时政谣谚、经济谣谚、哲理谣谚皆有。其二,汉代谣谚的艺术表现力强,形式不拘,风格多样。其三,汉代谣谚既可与史互鉴,又可补史不足,既是汉代民众普遍情感的反映,又是汉代多样风俗风情的体现;汉代谣谚奠定了后世谣谚艺术的基础,且对当时及后世的文人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皆体现了汉代谣谚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两宋谣谚的社会内容和时代色彩

历代一些文人学者抱着“文词鄙俗,莫过于谚”的偏见对谣谚这一民间文学分支的价值不屑一顾,因此保存下来的谣谚作品数量不多,而专门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更少。本文试从两宋谣谚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着手来分析谣谚中折射出来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并指出一些谣谚有悖史实之处,以求更客观地看待民间谣谚的价值。当然,这些不符合历史之处,从整体上来说是无损于谣谚本身的光辉的。     

明代谣谚的舆论诉求与政府应对

明代社会舆论空前高涨,民众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他们通过制造和传播谣谚申诉意愿,参与政治,表现出鲜明的群体性、张大性、迷惑性、现实性、地域性、工具性等时代特点。明代谣谚的生成传播,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的多元互动。民众或借助颂谣、怨谣、谶谣以歌功颂德、针砭时政、臧否人物、弘扬风尚,或对国家命运、事件情势作出预测;官府则通过各类谣谚以洞察舆情,济安黎民,整饬风化,匡正时弊,谣谚由此发挥了社会评价、道德评判、舆论监督、营造风气等重要功用。但某些谣谚在传播过程中,言辞偏激,蛊惑人心,诬罔视听,甚而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引发社会动乱的祸源。在此情况下,明廷往往综合运用政治、法律、思想等手段,软硬兼施,惩防并用,以优化舆论生态,维持社会秩序,巩固王权统治。     

两汉谣谚文化兴盛之原因考论

我国汉代谣谚文化异常兴盛,其兴盛原因除谣谚艺术本身的发展、完善与传承外,还有官方发掘其功能,利用相关政策加以运用的影响。当然,谣谚作为人类生活中的现实艺术,最主要的职能应是满足于人们精神方面的需求。在汉代,有适宜于广大群众从谣谚艺术中获得精神需要的社会环境,这是谣谚文化在汉代比较兴盛的根本原因。     

唐前诙谐谣谚概述

谣谚是普通百姓的心声,抒发他们的思想情感,因而通俗易懂。唐代以前的谣谚除了讥刺时政外,有很多是通俗诙谐的,和政治关系不大,带有很浓厚的生活情趣。这些谣谚往往没有过于辛辣的讽刺,更多的是在嘲弄和玩笑中表达爱憎,在矛盾和荒谬中产生谐趣。就其内容而言,这段时期的诙谐谣谚可分为三个方面。     

唐代文学士人与佛寺壁画

唐代佛教盛极,佛寺壁画创作也趋于繁荣。其时文学士人以游居于佛寺为习尚,他们或亲手图画寺壁,或游赏佛寺壁绘,或以壁画为题材来吟诗唱和。于是,壁画与诗歌两个艺术之间通过文人这一纽带而发生了关联,即佛寺壁画留给了士人深刻的记忆表象,进而化作了诗歌意象,濡染了唐代诸如杜甫、韩愈、李商隐等诸多诗人的诗歌。     

古代谣谚的文体特征

早期歌谣与谚语是两种各自相对独立的文体，汉代以后二者不断交叉，渐至没有严格的区分，形成文学史上最古老的文体之一。谣谚文体属性是一种民间口头文学，具有民间性、口头性和集体性的特征。与民间性、口头性和集体性的属性特征相适应，谣谚在艺术上具有篇幅短小、韵律和谐的特征。篇幅短小一是句式短，以四言、五言为主；二是句数不多，以一句、两句为主。谣谚属于韵文文学，讲究韵律，节奏明快，可以合乐而歌、载歌载舞和讽诵咏叹。谣谚的功能特征可概括为谶示神谕与预示吉凶、记录民俗与反映民情、总结经验与传授知识、歌颂善政与批判虐政、施行教化与批评恶俗等。谣谚的属性特征、艺术特征和功能特征是谣谚区别于其他文体的重要标志，这些特征从谣谚产生之初就已具备，一直延续至今。     

汉代谣谚与世风

汉代谣谚是汉代民人对汉代社会历史状况的真切感受和真实写照，是反映和描述汉代历史的信史性资料。汉谣谚所包含的信息极为广泛，它几乎涵盖了汉史的所有领域。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汉代谣谚进行整理和研究，有助于从一个方面来补充汉史研究的不足。     

文物与谣谚

文物与谣谚刘铭恕（郑州４５００５２）语言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如有关佛教的谣谚，即表现了佛教的发展，又体现出佛教的至理，故为学者所兼收并蓄，若《通俗编》、《古谣谚》、《恒言录》等是也。联系到文物考古，近见首都文物界，有《文物三字经》之编，揆其用心，似亦在...     

论中国古代谣谚中的民人社会心理

谣谚是某一历史时期人们对当时社会历史状况的真实写照和真切感受,同时也是民人社会心理的直接反映.在中国古代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人社会心理特征和民族性格特点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社会心理特征和性格特点在历史文献中往往难以查考,但在人们口耳相传的谣谚中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留存.从民俗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谣谚进行整理和分析,有助于廓清民人社会心理的发展脉络,对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也是有益的补充.     

杜甫诗歌中的对话及对话性初探

杜甫诗歌中存在着大量的对话现象。杜甫将对话进行了创造性的转换并灵活地应用到诗歌的各种体裁之中。若从对话在诗歌中表现形式来看,大致可分为完整的对话(即它具备对话的各个要素)和不完整的对话(或对话主体缺席,或对话信息省略,姑称之为“对话性”)。对话及对话性在杜甫诗歌中的创造性应用,不仅大大增强了杜甫叙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情感的蕴藉性和复杂性,而且还传递和体现着杜甫独特的“诗史”思维和浓厚的人文精神     

论“金士巨擘”赵秉文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与传播

赵秉文对李白、杜甫都有极高的评价,诗至李杜,堪为千古绝唱,不应优劣抑扬于其间。同时,赵秉文对李白、杜甫诗歌的个性特点或日瑕疵也有客观点评,如称李白“词胜于理”,称杜甫“未知不诗之为诗”等。其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也颇有意味,如称李白、杜甫为词人之文,他仅师其词,不师其意等。作为金代颇有影响的文宗巨擘．赵秉文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与传播,在李白、杜甫的研究史、传播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值得认真思辨体认。     

干谒与人格:杜甫的困惑之一

伟大诗人杜甫一生有种种困惑:人格与干谒的矛盾、仕途的挫折、退隐或复出的选择、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等等,都是困扰他终身的问题.诸多的困惑,构成了杜甫丰富的人生,形成了杜甫诗歌独有的韵味,也酿成了杜甫的悲剧命运.本文只讨论杜甫诸多困惑中的一个,即他在干谒谋官过程中表现出的人格矛盾,并看他怎样战胜这种困惑.     

大学语文教材的世纪变革——新世纪以来几套特色大学语文教材评介

新世纪以来,夏中义、王步高、温儒敏、陈洪、张介明等人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或以人文主题为特色,或对文学史编排体例进行新探索,或以文化专题讲座形式结构内容,或引入数字化资源构筑教材新形态,或导入比较文学视野更新知识构成,大力变革传统编排方式,有力推动了大学语文教材改革的发展.     

十三行的谣谚与小说

从民间流行的俗谚以及小说中可以管窥到广州十三行当年的辉煌,而从谣谚的演变,更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     

苏轼眼中的杜甫——两个伟大灵魂之间的对话

苏轼对杜甫的理解与解释,可视为两位伟大诗人之间的对话。苏轼如何回应杜甫遗留下来的会话材料,既透视着杜诗作用于苏轼思想、行动的痕迹,同时也塑造着杜甫的形象和杜诗的品格。苏轼眼中的杜甫,与时论保有一定距离,不论推崇、调侃或微议,其主要从自身的个性、观念、体验等出发,更注重的是杜诗在自己心中引起的共鸣。苏轼以自己为杜甫的异代知音,而将杜甫作为自己的代言人。杜诗浸透在苏轼生活的各个方面,实际上已化作苏轼生命的一部分,超越文本本身,成为一种生命诗学。     

中国“二十世纪十大杰出书法家”述评简

中国“二十世纪十大杰出书法家”评选结果与排序，虽然已是十五年前的事，如今人们仍然可以说三道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十位书法人物，一定会在中国现当代书法史，乃至于中国千年书法史上留名有姓。他们或书因人名，或以功力胜出，或以学问超凡，或以碑入书，或引画入书：皆有不同、出类拔萃。我们重温经典，继往开来。     

长安十年:杜甫之所以为杜甫——《杜甫与长安》简评

杜甫在长安的十年,在他一生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正如作者在“前言”中说的:“对杜甫来说,无论在政治上或诗歌创作上,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如果说,时代造就了杜甫,艰难玉成了诗人;那么,正是长安十年,奠定了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杜甫所以能成为伟大的划时代的现实主义诗人,正是长安这十年为其奠定了基础。     

一篇长恨有风情——《长恨歌》对宋词的影响

白居易诗歌中,最为宋词所接受的,是以《长恨歌》、《琵琶引》等为代表的感伤诗,其次则是那些描写闲适优裕生活的篇章.可以说,“感伤情调”、“闲适生活”是白居易诗歌给予宋词最宝贵的财富.宋代诗词借《长恨歌》或感慨小我的命运无常,或流露浓郁的麦秀之悲,或以“梧桐夜雨”状写离别之凄清,或以“梨花带雨”写花、写人、写雨,或以“分钗”叙本事、咏七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