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谣谚文化的传播特点

谣谚虽多被看作民间通俗文化,但其艺术属性并没有严格的阶级之分.汉代谣谚文化较为兴盛,其创作或传播亦没有严格的阶级界限,同阶级并各阶级间都有流传.汉代谣谚文化除主要靠口耳相传外,亦诉诸于文字.文字传播中,除书面传播外,尚有碑刻和题壁.随着汉代谣谚艺术流传渐久,绝大多数谣谚作品都发生了变异：或量变,或质变.     

两汉谣谚文化兴盛之原因考论

我国汉代谣谚文化异常兴盛,其兴盛原因除谣谚艺术本身的发展、完善与传承外,还有官方发掘其功能,利用相关政策加以运用的影响。当然,谣谚作为人类生活中的现实艺术,最主要的职能应是满足于人们精神方面的需求。在汉代,有适宜于广大群众从谣谚艺术中获得精神需要的社会环境,这是谣谚文化在汉代比较兴盛的根本原因。     

汉代青铜灯具艺术对现代灯具设计的启示

汉代青铜灯具造型活泼多样,装饰和谐美观,材质古朴富丽;十分注重节能环保,具有合理的构造和尺度;蕴含哲学思想,体现吉祥寓意。其造型艺术、装饰艺术、环保意识、造型的科学性及文化意蕴值得现代灯具设计学习借鉴。     

古代谣谚的文体特征

早期歌谣与谚语是两种各自相对独立的文体，汉代以后二者不断交叉，渐至没有严格的区分，形成文学史上最古老的文体之一。谣谚文体属性是一种民间口头文学，具有民间性、口头性和集体性的特征。与民间性、口头性和集体性的属性特征相适应，谣谚在艺术上具有篇幅短小、韵律和谐的特征。篇幅短小一是句式短，以四言、五言为主；二是句数不多，以一句、两句为主。谣谚属于韵文文学，讲究韵律，节奏明快，可以合乐而歌、载歌载舞和讽诵咏叹。谣谚的功能特征可概括为谶示神谕与预示吉凶、记录民俗与反映民情、总结经验与传授知识、歌颂善政与批判虐政、施行教化与批评恶俗等。谣谚的属性特征、艺术特征和功能特征是谣谚区别于其他文体的重要标志，这些特征从谣谚产生之初就已具备，一直延续至今。     

汉代谣谚与世风

汉代谣谚是汉代民人对汉代社会历史状况的真切感受和真实写照，是反映和描述汉代历史的信史性资料。汉谣谚所包含的信息极为广泛，它几乎涵盖了汉史的所有领域。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汉代谣谚进行整理和研究，有助于从一个方面来补充汉史研究的不足。     

汉代“童子郎”身份与“少为郎”现象

汉代史籍可见"童子郎"称谓,体现出未成年人政治参与的一种特例。所谓"少为郎"成为许多行政人员最初的经历,也是行政史的特殊现象。未成年人以"郎"的身份在宫廷生活中的表现,又透露出色彩微妙的文化风景。后世以"郎"作为男性青少年的社会代号,出现"儿郎"、"少年郎"等人称形式,应当与汉代"童子郎"称谓及"少为郎"现象有关。     

试论汉俑造像艺术

汉代艺术在继承了先秦艺术思想的同时,受到中西文化交流和南北文化融合影响,又多了一层人的自信精神。作为汉代雕塑的一种艺术形式,汉俑是这个时期造像艺术的典型代表。受到祖先崇拜思想影响和周汉礼教的约束,汉俑造像在历史与现实、神与人的纷繁交融中,体现着汉民族自信浪漫、自由活泼及简洁雄浑的性格,极富魄力的汉俑造像,见证了汉代艺术的辉煌,并散发出两汉艺术大气而浪漫的精神。     

四川汉代装饰图案砖艺术特性初探

为了对四川汉代装饰图案砖艺术特性进行初步研究、对大量出土实物和资料进行分析其形制、题材、并对其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从艺术学的角度,分析其构成形式及其形式美法则和艺术风格、认为四川汉代装饰图案砖已经是十分成熟的连续性纹样,并用一种符号形式表现出强烈的装饰性和凝练、朴厚的审美风格;还从文化学角度作深层次的探寻其文化象征意义和艺术特性、认为四川汉代装饰图案砖与汉画像一样,隐含着深层的文化象征意义,是汉文化中审美"意象"的符号体现体现的是汉代人的象征文化和象征艺术.     

《搜神记》中的韵文研究

六朝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搜神记》在写作上采用了韵散相间的叙述方式,其中的韵文可分为:谣谚;预言、卜辞和隐语;诗歌。分言之,谣谚的征引使小说既保留了民间传说固有的风调,又使作品的思想得以升华;预言、卜辞和隐语的使用,来源于国人原始信仰的积淀,在小说中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关键,反映了其时的社会文化心理;作品中还有一些赋诗、引诗的情况,这种承自上古文学传统的表达方式,提高了小说的文体地位,增强了小说的鉴赏性。概言之,韵散相间的写作方式具有深刻的文体意义,为后世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借鉴。     

从出土文物看汉初的审美文化特征

由于受地理环境、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和信仰等方面的影响,以马王堆为代表的汉代初期审美文化,形成了具有浪漫诡异的地域特色的审美趣味。同时,又熔铸中原文化和南方各种文化,具有多元化的艺术特征,体现了汉代初期审美文化融合的特征。     

北朝歌诗的内涵、创作与保留

北朝歌诗包括乐府歌诗、文人乐府诗、谣谚等,大部分保留在《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杂歌谣辞"、"杂曲歌辞"、"郊庙歌辞"、"燕射歌辞"、"舞曲歌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等中,也有些存于正史及其他类书中。其作者除文人拟作之外,一部分出自当时乐工之手,一部分属民歌,作者已无可考。而且,不仅作者无法考订,就是出自北方的哪个民族也已十分模糊,其中既有汉族的又有北地各兄弟民族的,但传至今天,皆已变成汉语歌辞了,有的则经过译者及整理者的加工,已远不是原初的面貌了。     

论曹操对汉乐府民歌文人化的开创性贡献

建安诗歌的发展,是汉乐府民歌和汉末文人诗这两大源头交汇融合而高潮迭起的过程,是汉乐府民歌向文人诗转化的过程。学术界对曹操在这转化过程中的贡献,有些漠视甚至无视,我们应重视曹操对汉乐府民歌文人化的开创性贡献。     

论《诗经·王风》的地域、时代与诗旨

自汉代《毛诗》及郑玄起至现当代多数学者 ,均确认《王风》为王城洛阳一带东周时期的诗歌。本文则肯定《王风》为王畿之诗 ,创作时期为西周宣王至东周平王时期     

乐府始置刍议

乐府诗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乐府源于何时却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作为官署的乐府和作为诗歌形式代指的乐府这两层意义应该剥离开来,武帝立乐府实际上是乐府诗兴盛的标志。     

汉代养生思潮、经学诗教与汉乐府

汉代养生思潮提倡"固精保气",反对情感的抒发;儒家经学诗教主张诗歌的中和美,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这种卫生观念和官方诗学批评模式造成了汉代文学抒情式微而叙事发达的态势。汉乐府中情感的流露非常隐蔽,但也凭借"歌"的身份取得了抒情特权;新声俗乐的重"情"特质又促使官方罢乐府,这反过来为歌诗的抒情创造了条件;可惜诗尊歌贱,始终处于边缘化地位。     

汉族丧歌与巴人土家丧歌的比较研究

汉族丧歌和巴人土家丧歌的起源、演化和发展都受到原始宗教、民间信仰和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汉族丧歌在西汉时由于官方的介入,纳入了仪礼的范畴,因而进入上层社会,由于大量的文人参与,致使产生了很大变化;巴人土家族由于长期信仰民间巫术、白虎崇拜习俗而使土家丧歌变化较慢,相对保持稳定。     

汉魏六朝时期昭君故事的传播与接受

汉魏六朝时期昭君故事的传播与接受,可以分为两汉、魏晋和南北朝三个阶段,在民间与文人两个层面进行。其途径主要有四:正史记载;歌曲传唱;小说传讲;文人题咏。史书是官方记载,注重的是汉与匈奴的交往;歌谣出现于民间,关注的是昭君的命运。文人题咏承歌谣而起,是魏晋以后主要的传播途径,昭君的情感是题咏的中心。文人写作以同情为基调,由以时间为主线的叙述变为以空间为转换的抒情,或刻划昭君的心情,或寄寓自己的失意。在这一时期,音乐是昭君故事传播与接受的重要形式,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晚唐寒士诗歌的俚俗之风

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曹邺、刘驾、罗隐、杜荀鹤、李山甫等寒士,以复古求新,有意与时风相左的自觉意识,将诗歌创作与衰微时代紧密相联,努力从汉乐府民歌和元白新乐府中汲取营养,将其浅俗范式运用于乐府古风及格律诗中。在浮艳绮靡时风中,独树尚俗写实之帜。其"俚俗"之风,上承元和而下启宋人,在唐史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论谶纬对汉代七言诗发展的影响

汉代诗歌从七言句、七言段到完整的七言诗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到西汉后期七言民谣初具规模,到东汉中期文人七言诗基本形成。从今存纬书文献来看,纬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句式工整的七言韵文。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之后,纬书成为儒生必修＂功课＂,因此东汉文人多通于纬学。在风格、用韵、句式节奏和内容主题等方面,纬书七言韵文超越了民间歌谣而与后来的文人七言诗颇多相似。由此可以推断,纬书七言韵文是民间歌谣向着文人七言诗演进的重要桥梁,谶纬促进了文人七言诗的发展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