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楚辞》中“游”之抒情特质——兼及与后世游仙文学的关系

《楚辞》之"游",来自作者因主体情感抑郁而产生的行动,通过"游"可以纾解作者愤懑,"游"和抒情具有相互影响及互补关系。《楚辞》之"游",在汉代成为诗教传统下的言志抒情。楚文化本的浓烈抒情气氛,奠定了《楚辞》之"游"的原生抒情特质,显现出抒情诗人的主体性。后世游仙文学不仅与其有契合之处,亦继承和改换其抒情特质。     

"诗与歌别"观念与汉魏六朝诗歌衍变

中国诗歌观念大致经历了从"歌"诗"交织混一到逐渐区分、分途演进,再到徒诗现念明晰、诗体意义确立的徒诗化进程:汉代"诗"多专指<诗>三百,"歌诗"包括入乐歌诗和少量文人徒诗,魏晋文人徒诗逐渐增多,对入乐歌诗和徒诗开始用"诗"或"诗赋"指称,宋齐"乐府"与"诗"开始分别著录.刘勰"诗与歌别"的提出标志着徒诗观念正式确立.徒诗砚的确立使诗歌在内容上进一步强化了言志和抒情功能,在语言上更加追求辞华和用典,在声韵上更加讲究对仗和韵律.晋宋玄言、山水诗的兴起,齐梁永明体的盛行均与中国徒诗化进程密切相关.     

一样悲苦，两种风情——中西方悼亡诗之差异及文化根源

中西方悼亡诗在整体数量上是中多西少;在意象选择上中国悼亡诗多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性意象,西方悼亡诗多用想象性意象;在内容上中国突出一个"善"字,西方突出一个"美"字;情感内容上中方带伦理色彩,西方带性爱色彩;情感倾向上中方是悲痛欲绝,西方是悲中有望;中西方悼亡诗在抒情表达方式上也有明显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都源于它们的文化差异.     

汉代抒情赋的人性回归

汉大赋主要反映汉代主流意识,而汉代的抒情赋除反映汉代文人政治情结外,世俗生活、男女情感是其重要内容。无论西汉还是东汉,所涉及的男女情感,特别是对女性形体、男女之间性事的表现,还不是追求感官刺激,主导方面是审美的愉悦;但也能看出东、西汉审美情趣的细微变化。抒情赋题材的扩大,也反映汉代特别是东汉后期文学表现世俗生活、人性情感方面的进步。汉末文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对魏晋文学起到了先导的作用。     

歌与诗的起源及原始功能异同

歌与诗起源于不同的言说时空。歌源于原始人类自由的言说,诗则起于西周集居住、行政、宗教祭祀于一体的宫廷政坛的＂限定言说时空＂。不同的起源,决定了歌与诗不同的原始功能：歌的本质是音乐,更多用于个体的抒情言志;诗的原始本质是一种政治工具,其原始功能限定在政治的歌功颂德与讽谏。     

论“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抒情主体的差异

抒情主体是诗歌情感指归的标志之一."归来者"和"朦胧诗"人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相异的生命体验和诗学观念,二者诗歌的抒情主体区别很大:前者的抒情主体大多是某种集体的代言人,个体的存在被消融到一个似乎真正存在过的"我们"当中;而后者的抒情主体大多突显自我,张扬个性,强调真实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在诗中写出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     

曾卓诗歌艺术简论

当我读着《曾卓抒情诗选》时,仿佛有一只风铃在耳边“丁丁”鸣响,低微,然而清脆,且悠远。一、从心中自然流出的真诚的歌诗歌是诗人情感世界的意象符号,情感是诗的本质、核心和生命。诗美首先来自于情     

从情与物之关系看汉代咏物赋的嬗变

从状物与抒情之关系来看,汉代咏物赋可分为三种类型。情物组合式咏物赋的特征是状物部分与抒情部分被人为地组合在一起;情物渗透式咏物赋的特征是作家的情感逐渐渗透到状物之中;情物交融式咏物赋的特征是状物与抒情和谐交融,感情真挚,作家主体形象鲜明。汉代咏物赋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诗学理论的《诗》学母体

汉代诗学理论是从《诗》学理论母体中脱胎成长起来的。《诗》学理论强调诗的功用性,纳情于礼乐、志性之中,主温柔敦厚、平和中正之美;而汉代诗学在外部功用失落,褪化之下,主体情感不断得以突张,最终迎来了主情文学的到来。      

论宋明入桂理学之士的诗歌创作

宋明时期理学之士因各种原因纷纷入桂,并创作了大量诗歌.这些诗以记游抒怀和赠别送离为主.赠别诗忧而不伤,风格健朗;民生题材的诗关注民瘼,体现了诗人仁者情怀;贬谪类诗怨而不怒,温柔敦厚,反映了诗人在内容上重视"性情之正"的心态.在结构上,这些诗往往遵循写景、抒情、说理的逻辑顺序,体现了"以理为诗"的结构特征.作为有官方哲学背景的宋明入桂理学之士的诗歌,体现了理学文学观和审美追求,这对当时广西诗坛的格局和发展趋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明清时期的汉乐府研究

元明清时期对汉乐府诗旨的探讨表现为以传统的诗教观念来约束汉乐府,以比兴手法解诗,失于穿凿附会和繁琐考证;在艺术形式上则表现为从后来发展的艺术观念来寻找先验的格律,难免拘于旧说。但汉乐府在诗评界取得了经典范本的地位,叙事诗批评开始形成,著作之丰超过此前历代研究者的总和,呈现出集大成的风貌,荟萃诸家众说,是汉乐府研究的总结期和丰收期。     

诸葛亮“好为《梁父吟》”之再探索

陈寿《三国志》中因没有记载诸葛亮的《梁父吟》辞，由此引来近千年争议。笔者认为：诸葛亮之《梁父吟》，实与汉魏时期传承汉代乐府关系密切，而记载于唐人书中的辞也是不容置疑的。汉魏文人好借乐府旧题改制新诗，乃一时之风气，且他们的乐府诗中，又往往透出悲凉的感情。这是历史现实所为，还与当时人叹息人生易逝，生命短暂情感一致。诸葛亮好为此悲凉之辞，乃时风影响，反映出他珍惜生命的思想，向外传达出励志有为的信息。     

南朝时代中原旧曲的“新声化”现象

南朝时代,以相和歌为代表的中原旧曲和南方新声-吴声、西曲在共存中实现着新、旧递嬗,在此种音乐背景下,旧曲显示出“新声化”趋向。音乐的“新声化”包括曲调和体式的新变,曲辞的“新声化”主要反映为曲辞内容的艳情化。中原旧曲“新声化”在乐府史上的意义体现在：延续了中原旧曲的艺术生命力;丰富了乐府诗的创作方式;显示了音乐在乐府艺术中的重要位置。     

论元初散曲以俗为尚的审美追求

散曲是金元时期兴起于黄河流域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新型乐歌 ,其所依托的音乐体系是以先后入主中原的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音乐为主干 ,并吸收、熔铸唐宋燕乐及其他汉民族民间乐曲交汇而成的北曲。北曲的通俗性和民间性 ,决定了与之配合的曲辞的俚俗性和大众化。金元易代之际 ,大批沦入社会底层的市井文人基于感情宣泄的需要 ,染指于此 ,遂使元初散曲呈现出以俗为尚的审美追求 ,并由此施积极影响于元杂剧剧曲代言体抒情体制的确立及其“本色”风格的形成。     

论汉代艺术的美学类型与范畴

汉代艺术是象征型的艺术,无论诗赋、乐舞、画像石还是明器,都以其数量的巨大来表达潜在的审美情感。这种数量的巨大主要表现在繁复与堆叠的创作手法和丰富多彩、驳杂并兼的创作题材上。汉代艺术之美是"崇高"的,其"相位"更接近于"壮美",这种独特美学风貌是由汉代社会思想状况所决定的。     

汉魏六朝时期昭君故事的传播与接受

汉魏六朝时期昭君故事的传播与接受,可以分为两汉、魏晋和南北朝三个阶段,在民间与文人两个层面进行。其途径主要有四:正史记载;歌曲传唱;小说传讲;文人题咏。史书是官方记载,注重的是汉与匈奴的交往;歌谣出现于民间,关注的是昭君的命运。文人题咏承歌谣而起,是魏晋以后主要的传播途径,昭君的情感是题咏的中心。文人写作以同情为基调,由以时间为主线的叙述变为以空间为转换的抒情,或刻划昭君的心情,或寄寓自己的失意。在这一时期,音乐是昭君故事传播与接受的重要形式,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诗经&#183;王风》的地域、时代与诗旨

自汉代《毛诗》及郑玄起至现当代多数学者 ,均确认《王风》为王城洛阳一带东周时期的诗歌。本文则肯定《王风》为王畿之诗 ,创作时期为西周宣王至东周平王时期     

西汉前期诸侯王国经济的发展与影响

西汉前期主要有 1 0个诸侯王国。王国经济在农牧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并对西汉经济、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代答难体赋作中“战国情结”的内涵及变化——兼谈汉代答难体赋的意义

由东方朔《答客难》开创的汉代答难体赋,历经扬雄《解嘲》和《解难》、班固《答宾戏》、崔《达旨》、张衡《应间》、崔《答讥》、蔡邕《释诲》等人的创作,在汉代抒情言志赋中自成一体,而"战国情结"则是其中贯穿始终的结构和内容主线。但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嬗变和赋家个人际遇的沉浮,赋作中对战国时代的观照方式与价值评价也渐趋不同,这正反映出有汉400年间士人体认现实之方式、个人理想之追求等多方面的变化轨迹。因此,答难体赋也以其独特的风貌成为抒写"士不遇"主题之汉代抒情言志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