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全信息下国企混改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基于限制性定价的博弈研究

文章基于不完全信息下限制性定价博弈模型，考虑民营企业为在位者和混合所有制企业为潜在进入者的市场结构，探讨混合所有制市场结构对企业限制性定价策略的影响，以及福利最优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选择.研究表明，随着混合所有制企业中非公有资本比例的提升，限制性定价出现的范围会逐渐缩小；且当市场进入成本较小以及在位企业为低成本类型概率较小时，市场将出现分离均衡，反之将出现混同均衡.分离均衡下存在唯一最优的非公有资本比例，该比例低于无限制性定价基准模型的情况，并随着在位企业为低成本类型概率的增加而进一步降低.因此，文章建议政府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综合考虑信息结构和市场成本等因素，同时重视市场主体经营策略的动态调整.     

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股权结构与创新行为——基于自然实验与断点回归的实证检验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怎样的股权结构最能激励企业通过创新获得竞争力?为此,本文运用精确断点回归方法检验了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终极控制权性质及控制地位突变对创新的动态影响。在"熊彼特假说"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终极控制权与企业规模对创新的交互效应。结果表明:(1)对于全体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的终极控制权在平均意义上对企业创新不具有显著影响。(2)一旦区分企业规模,国有资本的终极控制权更有利于推动大型企业创新。对于规模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国有资本取得终极控制权反而更有利于创新。(3)对于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终极控制地位的强化并不能进一步激励企业的创新行为。本文的主要政策含义是:党中央、国务院一直以来坚持的"抓大放小"国有企业改革战略具有较强的前瞻性与科学性,应予以坚持并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其他领域继续推行。     

政府治理视角下平台电商信用监管的动态演化博弈研究

为破解不完全信息下平台电商的信用“监管困局”,本研究在平台电商、消费者与政府三元主体联动关系的基础上,分别构建政府动态惩罚机制与激励机制下平台电商与消费者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分析平台电商与消费者之间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及演化路径。研究表明：在政府监管下,平台电商与消费者通过长期的反复博弈、调整的过程,最终博弈系统演化轨迹呈逐渐收敛的趋势。具体而言,政府动态惩罚机制下,当政府惩罚力度逐渐增加时,平台电商倾向于选择“自律”策略;政府动态激励机制下,当政府对平台电商的激励逐渐增加时,平台电商倾向于选择“自律”策略。更为重要的是,当政府的惩罚力度大于激励政策力度时,政府实施惩罚性政策但没有激励政策的效果要优于政府实施激励政策但不实施惩罚性政策的效果。而当政府的惩罚力度小于激励政策力度时,政府实施激励政策但不实施惩罚性政策的效果与政府实施惩罚性政策但没有激励政策的效果几乎接近。由此可见,政府应将惩罚机制与激励机制相结合适度监管,以此追求信用监管的动态平衡。另外,消费者对平台电商的声誉评价具有两面性：当消费者对平台电商声誉评价越高时,平台电商倾向于选择“自律”策略;而消费者对平台电商声誉评价越低,平台电商反而倾向于选择“不自律”策略。     

基于三方演化博弈的新创科技型企业集群网络嵌入机制研究

新创科技型企业嵌入集群网络既是企业快速成长的捷径，也是高技术产业集群提升竞争力的机会。本文构建了新创科技型企业、集群在位企业、政府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三方参与主体的演化稳定策略，并用数值仿真分析进一步验证了博弈结果。研究表明：演化稳定策略受成本、政府扶持力度，激励、惩罚以及各方初始参与意愿的影响；企业嵌入集群网络关注的是网络化优势带来的长久获益，而非单次合作获益；在结网初期，集群在位企业的参与比政府参与更有助于新创科技型企业成功嵌入集群网络；在结网后期，当新创科技型企业和集群在位企业参与意愿较高后，政府可以逐渐退出对企业结网行为的支持。     

考虑公众参与环境行为的公共健康两方博弈演化模型研究

公众参与环境行为是深化生态文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化石能源消费排放引发的公共健康水平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将“公众参与”作为博弈模型的主要策略参数,“政府”与企业设为公共健康影响主要主体。运用演化博弈构建了公共健康影响主体交互机制博弈模型,基于复制动态方程原理与问卷调查数值仿真方法,详尽分析了公共健康主体各相关要素交互演化路径的变化快慢。研究结果表明：模型有{监管,不转型},{监管,转型}两个演化稳定策略。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程度以及公众自身健康关心度对企业能源转型和政府监管演化路径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与“政府”和企业自身特征相关;公共健康损失赔偿大小是政府监管与企业实行能源转型的重要因素;政府监管知识掌握程度、能源政策执行力、企业能源转型成本大小及额外收益极大影响公共健康主体演化路径;学习型“政府”的监管更能有效加快企业能源转型。同时发现,只有各主体参数共同改变,其中公众参与环境行为群体达90%以上时,公共健康损失才会显著下降;单一主体不能有效作用于公共健康水平;目前,{政府不监管,实行能源转型}这一最理想演化博弈策略在我国国情下还未出现。本文为激发公众参与环境行为、助推企业能源转型与提升公共健康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视角。     

基础设施PPP项目绩效协同提升机制研究

随着公众在基础设施PPP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作用显著提升,针对如何发挥公众在基础设施PPP项目绩效提升中的重要作用,本研究构建了政府激励、社会资本提升、公众参与的基础设施PPP项目绩效协同提升演化博弈模型,构建了考虑绩效提升目标区间的社会资本利益分配模型,并通过仿真分析探究了三方协同提升绩效的行为策略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任一方行为策略选择及其演化路径均与其他博弈主体的行为策略紧密相关,且它们对彼此初始策略的影响存在差异;公信力提升、上级部门奖励等收益、罚金对政府的激励行为具有正向作用,而政府的激励成本对政府的激励行为具有负向作用;提升绩效获得的收益与罚金对社会资本具有正向作用;参与绩效提升获得的收益对公众的参与行为具有正向作用,社会资本进行绩效提升获得的收益对公众的参与行为具有负向作用;社会资本的利益分配与目标范围、奖励因子和惩罚因子等参数息息相关,且随着绩效目标范围的增大,社会资本的利益分配逐渐减小。研究成果有利于丰富和完善项目绩效管理理论,为政府出台相关政策、设计PPP项目绩效提升机制提供参考。     

参与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提升的三方演化博弈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提升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本文运用演化博弈方法,探讨了在提升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过程中,不同场景下各参与主体如何进行策略选择,并用数值仿真对相关结论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演化稳定策略受政府补贴力度、奖励、收益和成本的影响;合适的补贴力度有利于三方的共同参与,即农产品生产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品牌运营公司积极运营、地方政府严格监管;品牌运营公司给予企业的奖励应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同时上级政府增加对地方政府的奖励,也有利于三方共同的参与;降低参与成本和提升参与收益有利于激励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品牌运营公司参与提升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非控股国有股权与民营企业税收负担北大核心CSSCI

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在政策层“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的背景下,国有资本入股民营企业的“反向混改”案例逐渐普遍且呈增长之势。考察国有资本影响民营企业经营和治理的机理和路径,系统评价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的经济效果,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混合所有制经济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国有企业引入民营资本的混改模式,关于国有资本入股民营企业的“反向混改”的研究较为匮乏,因此亟须更多的研究关注“反向混改”的模式、治理效应和经济后果。结合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的制度背景,基于企业税收负担视角,运用2009年至2020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企业的数据,研究非控股国有股权对民营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进一步探讨税收征管强度和高管政治关联对非控股国有股权与民营企业税收负担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从企业税收优惠和税收规避激进度两个方面考察非控股国有股权影响民营企业税收负担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首先,非控股国有股权能显著减轻民营企业税收负担。其次,相对于税收征管强度较低的地区,非控股国有股权对民营企业税收负担的减轻作用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地区更显著;相对于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非控股国有股权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减轻作用在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更显著。最后,非控股国有股权主要帮助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而不是促使企业开展激进的税收规避行为减轻税收负担。民营企业通过让渡一定的股权给国有股东,能够建立一定的政治联系,从而在经营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政府优惠政策。研究结果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税收的相关研究,有助于理解国有资本影响民营企业经营和治理的机理和路径,为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混合所有制经济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和经验证据,对于减轻民营企业税收负担、促进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和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负向强激励背景下基层政府“层层加码”行为的逻辑阐释——以H省部分基层政府返乡防疫政策实施为例

基层政府"层层加码"行为的逻辑是制度结构—风险收益—行为策略。在层层分包体系、向上级负责制、属地管理原则、负向强激励等制度结构的现实情境下,基层政府在政治风险和政治收益的博弈互动中会选择最优执行策略。基层政府的"层层加码"行为是在负向强激励强力介入、正向激励介入不明显的情况下出现的,一方面可以有效规避政治责任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基层政府工作压力和强度,是基层政府自利性行为选择。对此,可按照激励—反馈—监督路径健全和完善制度结构,通过正负向激励机制介入的平衡、对自下而上政策受众反馈的重视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与结果监督的并重,有效治理基层政府"层层加码"现象。     

基于演化博弈的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政策选择研究：政府行为VS.公众参与

在中国“双碳”目标背景下,如何通过有效的环境政策驱动绿色技术创新以缓解节能减排压力是亟需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基于多主体关系分析、演化博弈理论、情景模拟仿真方法,构建政府和企业、公众和企业的两方演化博弈模型以及政府、公众和企业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情景模式和不同执行力度下的政策模拟仿真,综合探究政府、公众、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中的行为策略选择和系统演化轨迹。研究发现：(1)两方演化博弈模型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与其成本收益密切相关,但有效的公众参与为企业在成本小于收益情况下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提供了可能,即公众参与是企业改变短视行为、进行前瞻性创新的关键因素;(2)三方演化博弈模型下,政府和公众的稳态条件与单独考虑政府和单独考虑公众的稳态条件相同;但企业的稳态条件则需考虑公众举报对企业声誉带来的影响,其是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3)情景模拟仿真结果表明,随着环保宣传、技术创新激励、环境管制、公众关注、公众举报强度的增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演化速度不断加快,即不同类型的政府行为与公众参与均会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总结而言,在政府行为外生引导的基础上,应着重激发公众参与的重要调节效应,从而以企业利润为抓手引导绿色技术创新行为进入内生演化路径。     

“政资分开”能改善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吗?

我国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向是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实现“政资分开”.本文选择实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作为促进“政资分开”的重要举措，发现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对投资过度的国有企业、高干预地区的国有企业，以及对具有较高程度预算软约束的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更大的改善作用，说明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以及约束预算软约束下的投资过度行为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作用机制.这些发现为深化国企改革，优化国有资本配置，及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兼容性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     

政府干预、资本投向与结构效率

基于不同投资形态对经济、社会与政治目标的贡献差异,研究了政府干预下的资本投向选择效应,及其导致的投资结构异化对总体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有动机干预国企增加固定资产、股权并购和垄断资产投资,削减技术资产投资.(2)在政府干预程度较大的地区,国资委直属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增速最大;企业集团所属企业的股权投...     

基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的我国企业负债融资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宏观经济政策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对微观企业融资行为所产生的显著影响。鉴于我国金融机构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存在的信贷歧视,本文剔除了产权性质的影响,把国有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以2003-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首先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对国有企业负债融资行为的影响,证明了财政政策的扩张和货币政策的紧缩都能促进国有企业负债融资的增加。然后进一步研究宏观经济政策的外部因素和股权结构的内部因素对负债融资与企业业绩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下,负债融资与国有企业绩效正相关;紧缩性货币政策下,负债融资与国有企业绩效负相关;股权结构分散程度的增加,有利于促进负债融资对国有企业绩效的正效应。     

职工薪酬分配比例、产权性质与企业价值

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职工在企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职工激励问题对企业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薪酬和期权等绝对激励，关于职工激励对企业的影响程度的研究则较少。 利用2003年至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公平理论构建职工薪酬分配比例与企业价值关系的OLS模型，对职工薪酬分配比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全样本中职工薪酬分配比例越高，企业价值越低；区分产权性质后，国有企业薪酬分配比例明显高于民营企业，继续提高国有企业薪酬分配比例会降低国有企业价值，民营企业薪酬分配比例仍有提升空间；行业收入较高会弱化提高薪酬分配比例带来的激励作用；劳动密集度会提高薪酬分配比例带来的激励作用；薪酬分配比例显著影响企业价值，产权性质、行业收入差距和劳动密集度影响薪酬分配比例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结论在用工具变量和外生事件考虑二者的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 研究结果丰富了企业价值的影响因素和薪酬契约激励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也为职工薪酬分配比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同时对上市公司制定合理的薪酬激励政策和中国当前提高劳动分配比例的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建议监管者在制定薪酬管制政策时应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如产权性质和非货币性福利等)对不同的公司进行监管，以促进企业发展。     

基于差异产品的外资渗透、私有化程度与社会福利研究

考虑到企业产品差异性、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外国资金的渗透等因素,研究了伯川德竞争情形下私有化程度、外资渗透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以及私有化程度、外资渗透对混合双寡头市场的影响。首先建立混合双寡头的伯川德竞争模型,得出伯川德均衡解,然后在社会福利最大化下分产品为替代产品和互补产品两种情形分别得出了最优私有化程度的解,进而分析了外资渗透（或国内控股）对私有化程度与混合双寡头市场的影响。研究表明,生产替代性产品的企业进行价格竞争时,部分私有化企业为纯公共企业时社会福利达到最大,企业国内控股比例的增加将增大最优社会福利;生产互补性产品的企业在价格竞争下,实行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时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并且国内控股比例的增加将降低最佳私有化程度,社会福利最大化下政府要鼓励产品多样化和减少国外资金的渗透。从整个社会和企业角度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策略为最佳策略。     

基于循环经济模式的政府激励与监督问题

为了研究循环经济模式下政府如何引导企业推行逆向物流战略,本文设计了二者之间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激励和监督模型,分析了政府和企业如何订立优化合约,以及政府如何选择可行有效的监督力度.分析结果为政府激励和监督企业推行逆向物流战略进行制度设计提供了理论支持.     

中国国资改革：困惑、误区与创新模式

2020年是实现国企与国资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的开局之年,关键是要解决当前国资改革中的困惑,走出误区并探索创新模式。传统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主要是为了解决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微观问题。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资改革应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角度,全面、系统地进行管理方案设计,这既是构建竞争中性营商环境的客观需要,也是"三年行动方案"目标指引下国资改革引向深入的必然选择。总结国资改革30年来的困惑和误区,中国国资改革关键在于把宏观运行机制和微观运行载体实现创新性结合,构建三层次国资管理体系,让国资委作为营利性国资的统一监管者,让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作为企业的直接出资人,将国家战略运用于国有企业中,实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重大变革。     

市场化环境、企业家政治特征与企业政治关联

以市场化环境及企业家政治特征的视角,分析我国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研究发现,我国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等制度环境深刻影响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建立。市场化程度越低、政府对市场和企业干预程度越高、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越低、金融业市场化程度越低和法律保护环境越弱的地区,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程度越高。研究还发现,政治关联型企业家控制的企业,其政治关联的程度也较高。     

产权性质、管理层权力与薪酬差距激励效应——基于政府补助的中介作用

 薪酬差距激励效应一直是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热点。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忽略了管理层权力的影响，因而对薪酬差距激励效应的解释能力有限。        将管理层权力引入研究框架，以政府补助为中介变量，检验管理层权力通过政府补助作用于薪酬差距的具体过程和经济后果，以及公司内外部机制的治理作用。特别地，考虑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国有企业改革导致管理层权力不断提升和膨胀，基于产权性质的视角展开对比研究。以2010年至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7 999个观测值为样本，运用SAS 9.2和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在管理层权力的作用下，政府补助加剧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更能加大薪酬差距；进一步地，将薪酬差距分解为管理层从政府补助中攫取的权力性薪酬差距和剔除政府补助影响后的薪酬差距后发现，权力性薪酬差距起负向激励效应，降低企业未来绩效，并且在国有企业中权力性薪酬差距的负向激励效应更强；剔除政府补助影响后的薪酬差距能够起到正面激励效应，提高企业未来绩效，并且该效应不因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改变。        深入研究还发现，以董事会和政府干预为代表的内外部机制能够起到有效的治理作用，董事会规模越小、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董事会会议次数越多、政府干预程度越高，权力性薪酬差距的负向激励效应越弱。        研究结论不仅为薪酬差距激励效应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补充，也为上市公司制定更优的薪酬契约和完善的治理机制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     

政府隐性保险政策与银行业风险承担行为——对“国家信用悖论”的理论解释

本文在一个两期经济的框架内,研究了国家隐性保险对银行业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给出了隐性保险对不同银行风险选择的激励条件和边界,并对基于政府隐性保险的"国家信用悖论"给予了理论解释.政府隐性保险并不必然鼓励所有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它只是可能地鼓励了问题银行的风险承担激励.政府隐性保险对问题银行的风险承担激励取决于银行自身的资本充足状况和实体经济的微观基础.当实体经济缺乏竞争性的微观基础时,政府隐性保险越有可能鼓励了问题银行的整体性风险承担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