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董西厢》和《王西厢》的迭词运用艺术

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王实甫的《西厢记》(以下简称《董西厢》和《王西厢》),是两部闻名中外的名作,历来研究者和研究文章很多,但主要集中在关于作者作品的主题思想、情节结构、艺术成就等方面,对于遣字、用词、造句方面的研究甚少。为此,本文就《王西厢》和《董西厢》里大量迭词的运用,从重迭方式的多样化、迭词集中的高潮、表情达意的丰富多彩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试图弥补这一遗憾。     

《董西厢》的叙事艺术

《董西厢》的叙事艺术［韩国］李禾作为一部宏伟的长篇叙事诗,《董西厢》借鉴并丰富和发展了以往叙事文学的叙事艺术,从而将中国古代文学的叙事艺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是《董西厢》取得的又一令人注目的艺术成就。（一）叙事视角的灵巧转换任何叙事文学,都会有...     

从薄情郎到至诚种——论张生形象的演变

《西厢记》故事,最早起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叙述书生张生与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在西厢约会,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剧中张生的形象在动态的发展中变成了作者和其所处时代的代言人。本文试从《莺莺传》、《董西厢》、《王西厢》三部作品中分析张生形象的演变和转型,进行逐层分析,以期把握形象实质,挖掘作品精髓。     

诸宫调与《董西厢》

诸宫调的说唱艺术形式主要从变文、教坊大曲、杂曲的基础上错综变化发展而来,《董西厢》则是现存最完整和艺术形式发展最为完美的诸宫调说唱文本。     

陈继儒论《西厢》、《琵琶》、《牡丹亭》

陈继儒是明末著名的杂家、戏曲批评家。他的思想带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人文主义色采，强烈地呼吁个性解放．他有关《西厢》、《琵琶》、《牡丹亭》三剧的批评，实际上对传统文化，尤其对传统道德是一种有力的冲击．     

叛逆精神的绝世女孩儿──从《小亭送别》到《长亭送别》看鸳鸯形象的发展

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与王实甫的《西厢记》中的莺莺形象都是美丽、灵慧的,既有相同的地位和身世,性格、感情等方面也有许多相似之处;通过微观考察,我们可以看出《王西厢》继承并发展了《董西厢》的主题思想,并具体体现在人物形象上,这使得《王西厢》在心理描写、思想内容等方面更具艺术感染力。通过对莺莺形象的变化发展原因及其审美价值、社会意义的探究,可以明确,莺莺形象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从《秦淮歌妓董小宛》到《金陵八艳》——谈刘培林的新著《金陵八艳》

著名传记作家刘培林20年前就创作了长篇传记文学《秦淮歌妓董小宛》。因各家出版社争夺出版,即以《秦淮名姬董小宛》、《董小宛传奇》为书名由广州花城出版社、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出版。时隔十年,花城出版社又以《多情名姬董小宛》为书名分上下册出版。海南影业公司更以电视连续剧的形式搬上荧屏,一时之间董小宛的故事风靡海内外,并引发出图书市场盗版者蜂涌,从而形成了以董小宛为主的艺术形象遍及图书、影视领域的繁盛景观。可见他的作品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最近刘培林又推出煌煌七十万言的新著《金陵八艳》(2006年1月光明日报出版社版),这…     

论《西厢记》系统的文化内涵

本文根据历代“西厢”故事所表现出的不同主题,把“西厢”故事分为南、北两个系统;并以“西厢”故事的发展历程为线索,从纵的方面论述了造成这两个系统差别的文化根源,结合整个文学史对《西厢记》系统的文化内涵的意义做了宏观上的阐述。     

《玉茗堂批订董西厢》为汤显祖作考论

徐朔方先生认为《玉茗堂批订董西厢》系伪托,其主要证据是屠隆在万历二十三年春天没有到过遂昌,而时间署为“乙末上巳日”的《玉茗堂批订董西厢》序中提到“适长卿访余署中”。其实汤显祖的两首赠诗证明了屠隆在春天有过遂昌之游,其他资料也说明了序文的真实性。事实上,汤显祖与屠隆在遂昌对《董西厢》的讨论及批订,是汤显祖创作《牡丹亭》前一次极有意义的艺术酝酿。     

社会期待与“西厢”流变

《莺莺传》—《西厢记》（金·董解元）—《西厢记》（元·王实甫），这一流变过程也是读者（接受者）、作家、作品相互影响进行再创作的过程。以往对“西厢”的研究多囿于作家、作品而忽略了文学发展进程中的接受过程和在这一过程中起着积极能动作用的读者。没有读者参与的文学创作是不可想象的。通过读者这一媒介，“王西厢”才会完成它的再创作，才会取得如此成就。     

阴阳两界的生命轮回——贵州黎平县述洞村侗族“再生人”故事调查研究

侗族的"再生人"如今已成为侗族神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再生人"口述文本在侗族村寨中流传甚广,逐渐成为一种特殊的口述故事类型。"再生人"故事听似荒诞,却有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依据;其深层文化逻辑即侗族对阴阳两界的解释和认识;在侗族民众祭桥、过阴等信仰生活中也有诸多表现。这些代代相传的信仰习俗也为"再生人"口述文本的传承提供了相应的民俗环境。     

《水浒后传》作者事迹新证

关于《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的生平事迹历来都存在着一些模糊和错误的认识,现根据《东池诗集》和有关资料,对其进行了澄清和辨正。其实陈忱不仅是“惊隐诗社”的成员,同时还是“东池诗人”中的核心人物,依据《东池诗集.初集叙》可证实陈忱生于明万历乙卯仲春,即公元1615年3月,且自号“默容居士”。另外,《东池诗集》中有陈忱的八首诗为前人所未发现。这些都为研究陈忱的生平事迹和诗歌提供了新的材料。     

侗族曲艺艺术研究述评

1985年“侗族曲艺交流会”的召开,是侗族曲艺艺术研究的开端,也是侗族曲艺研究中的里程碑,同时也是“曲艺”这个概念首次进入到侗族文化系统内部.侗族曲艺的研究对侗族歌谣系统中的说唱艺术进行了梳理、归纳、分析及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为侗族民间艺术的整体研究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对散杂居湖北侗族的祖先崇拜的阐释

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文化体系是散杂居湖北侗族最关键的族群象征,他对湖北侗族生计文化、社会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进行限定、引导和影响。对其进行阐释有利于概括处在“文化孤岛”的湖北侗族的文化特征。     

董加耕事迹的发现与宣传

1961年5月,江苏省盐城地区农村青年董加耕放弃上大学的机会,自愿回乡务农。1962年8月8日的《新华日报》报道了他的事迹。此后,董加耕被中共江苏省委领导发现,并经由各级组织的培养、宣传而被树立为全国青年的先进典型。截至＂文革＂前,董加耕的事迹有一个被发现、宣传的过程,媒体在宣传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考察董加耕及其事迹被发现、宣传的过程,可以发现这一过程在国家形势的需要、领导机关的培养方式、董加耕的个人思想品质三方面留下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情感乌托邦:《闯关东》叙事结构的审美蕴藉

"情本体"理论是李泽厚实践美学观中的核心观点,作为哲学思想的"情本体"具有双重品格:既是一种积极的情感评价,又具有形而上的内涵。《闯关东》叙事结构中以"情"作为"本体",既诗性演绎着故事情节,又刻画出有情有义的朱开山、亲善慈爱的"文他娘"和坚韧悲情的鲜儿等形象。观众在情感乌托邦世界中沐浴着"诗教"文化,在日常情感体验中产生家园认同感,并由一己之情上升到家国之爱。《闯关东》在"讲故事"的同时向观众播撒情感,在演绎"情本体"过程中践行伦理文化实践,这一"美善统一"的内蕴既是中国传统诗教文化在当代的回响,更是《闯关东》带给我们的审美体验。     

侗族民间故事“珠郎娘美”文本研究五十年

＂珠郎娘美＂是侗族地区流传较广、影响深远的民间故事,具有重要的口传文学、史学、人类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研究价值。通过对＂珠郎娘美＂五十年搜集整理研究过程的梳理归纳,力求展现＂珠郎娘美＂近五十年的研究历程,总结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和经验,从而为进一步全面综合纵深的研究奠定基础。     

如何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与中国故事——访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凯瑞·布朗教授

凯瑞·布朗是享誉世界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2019年1月,凯瑞·布朗在访谈中谈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以及中国故事的理解。他主张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为基础,植根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解中国故事,分析中国政治与全球秩序。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植根于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一部成功的中国故事,就是具有积极愿景的未来的故事,是一个信仰团体的故事,是道德正义的故事;只有植根中国历史与文化,才可以理解并解决中西方的“幻象冲突”问题。     

考古学文化考证的瑶族千家峒

以考古学文化与瑶族<评皇券牒>、历史文献中的瑶族迁徙为依据探析千家峒的生成.据考古学文化与历史背景分析,辨析瑶族最早的千家峒在今天湖南临湘市龙窖山.江永大远千家峒、广西灌阳韭菜岭千家峒说,是世世代代不同人们的研究的诠释.     

民间规约的诗性展演：侗族款词研究

侗族款词是以民族古歌形式表达的乡规民约,是民间文艺和民间规约的复合体。它以“百科全书”的身份在广度上蕴涵了侗族的社会横向全景,并在深度上以“活化石”的姿态表征着侗族历史的纵向发生、承继与发扬。不仅如此,侗款呈现的文化底蕴、律法思想和表意机制,揭示了侗族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属性和共处原则,以此为基础生成的艺术精神和律法思想,及其两者悖论而统一的独特属性,又反过来支撑着民族的独特性与恒定性。因此,侗款在艺术与法律的领域,在处理人类自由与规约、情感与理性、人本与法本关系时凸显出和谐性、有效性与持续力,它以一种成功的文化精神模态昭示了人类社会、艺术创作发展的又一探索方向与行进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