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发展模式的哲学思考

在人类制度发展中,自然演进和理性建构是制度发展的两种模式。前者是经验模式,后者是理性设计的模式;它们源于人类实践活动的自发性和自觉、自为性。但二者各有其优点和局限性,对中国制度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哈贝马斯对康德的理性兴趣概念的扬弃

哈贝马斯考察了康德的理性兴趣概念。康德为了说明自由是如何可能的而提出了理性兴趣概念,这一概念是康德从道德情感中引申出来的,然而,难以解释纯粹理性何以伴随着感性经验的因素。哈贝马斯认为,康德在解释理性兴趣和自由时处于困境的要害在于,康德割裂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仅仅强调后者优于前者而不是前者从属于后者,这是需要修正的关键环节。哈贝马斯则重新对兴趣概念进行定位和规划,来说明自由如何可能。     

国家理性:国家禀赋的或是社会限定的

国家理性或国家理由,是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关键问题.这是涉及到国家是一个工具性的存在还是目的性存在的大问题.基于前者,导出了限制国家权力、促使其理性运作的国家理性论说;源于后者,引申出赋予国家权力、保证国家成为自证其理性、正当的国家理性言述.国家理性是需要深入探究的问题,从政治观念史和政治实践史两个角度可知,国家理性有两类论说.国家理性表现出现代国家建构中两个鲜明的路径,即威权主义国家和民主主义国家,这两条路径各自获得了界定它们的理由.     

分野与融合: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

建构理性承认人类理性能力的至上性,认为人可以明智地运用理性,设计并改造不合时宜的制度,为人类社会发展指路。演进理性认为人类理性并不完全,各种现存制度与秩序,如法律、道德、惯例、习俗等等,都不是理性预先设计之物,而是以一种累积性发展的方式逐渐形成的。只有依据这一累积性发展的框架并在此框架内,人的理性才能得到发展并成功发挥作用。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证明,演进理性与建构理性的分野在逐步消融,融合趋势日益鲜明。现代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其赖以建立分析框架的基础,已经从对理性不加限制的建构式理性逐步进化到受认知、习俗、惯例等多种因素制约的演进式理性,演进理性正在融入主流经济学并成为其分析范式的基础。     

制序分析中的理性定位问题

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探讨制度变迁的理论更是纷繁复杂.纵观整个理论发展过程,我们发现合理定位制序分析中的理性问题,是正确处理人类社会发展尤其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理性建构制序和自发演进制序关系的前提.本文在综合比较凡勃伦-康芒斯-诺斯建构理性观和斯密-门格尔-哈耶克演进理性观两条传统分析理路的基础上,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观定位制序分析中的理性问题,整合两种社会制序,并推测人类有限理性的"有选择建构"模式可能是制序变迁的作用机理.     

皇帝专制的理性逻辑分析--后战国时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视角

专制与理性之关系可分为两个层面:人们创设专制制度时所运用的理性,人们在专制制度架构中所能运用的理性.就前者而言,它是一种理性化的制度;就后者而言,它是一种制度化的理性.我们引出两点结论:一、不能低估皇帝制度所赋予皇帝可能有的理性;二、不能高估官僚制度所赋予官僚可能有的理性.对于皇帝个人的自由意志来说,官僚集团并不能构成一种统一的集体意志.     

皇帝专制的理性逻辑分析——后战国时代觹政治思想史的一个视角

专制与理性之关系可分为两个层面:人们创设专制制度时所运用的理性,人们在专制制度架构中所能运用的理性。就前者而言,它是一种理性化的制度;就后者而言,它是一种制度化的理性。我们引出两点结论:一、不能低估皇帝制度所赋予皇帝可能有的理性;二、不能高估官僚制度所赋予官僚可能有的理性。对于皇帝个人的自由意志来说,官僚集团并不能构成一种统一的集体意志。     

制度建构的理性构成及其困境

现代社会的制度建构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们的理性设计和价值选择,是由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构成的,具有双重的价值取向.也正是由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相互伴生又彼此对立的关系,给制度建构带来了诸多矛盾和困境.对此,必须加以密切关注,以共同维护现代社会的同一性与和谐发展.     

哈耶克进化理性主义中的建构理性成分

哈耶克理论认为文化规则、道德、制度等是进化而来的,而不是理性建构、设计的结果,但他的理论也表现出许多的建构成分,如认识理性自身的局限性需要理性、理性具有许多建设性使命、理性可以改造传统等,这就使他的理论出现了建构与进化的范式矛盾。     

对话融通·价值关涉·自主创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的三重理性向度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思想是有效引领社会发展实践的经验积淀与理论升华,从哲学理性的视角看,它相涉对话融通的交往理性,内蕴价值关涉的价值理性,蕴蓄自主创造的实践理性。其在交往理性向度中呈显了主体融通、文化会通与界域联通并存的对话意旨,在价值理性向度中彰显了人文关怀、共富关切与生态关照并重的价值趣旨,在实践理性向度中凸显了本质坚守、辩证推进与方法引领并进的创构宏旨。三重理性向度虽各彰其质、各显其能,但却不能离散而视、分割而论,它们共同建构和绘就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理性运思的逻辑内核与时代景观。     

理性的超越性及实现途径

理性具有超越性特征,它认为经验世界是不可靠的,无法获得理性所要寻求的确定性,总是试图超越经验世界,寻求至善的理想价值,型构人类自身和社会的完美形象,用理想的尺度来反观现实,克服人类自身的有限性,按照理想的要求建构属人的世界。需要区分形而上的理想和一般理想的界限,限定它们各自的权界范围,否则将会损及人类自身。只有马克思的实践观才有效地将两种理想结合起来,实现了二者的真正统一。     

理性合理性的现代诠释——基于高兹生态理性的视角

理性的合理性维度在现代社会被埋没在理性的假象之下,理性失去了对人类生活世界的指导性作用。高兹在此意义上提出了具有现代性的理性批判——经济理性批判。经济理性批判启发的不仅是理性重新思考的必要性,而且指向了人类生存维度的理性建构,即高兹提出的生态理性。生态理性把人类理性引向生存维度,凸显了理性的现代性张力,理性不仅要顾全自身的发展,更要在自身的发展中实现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生态理性把握住了理性在生存维度上的合理性。     

理性如何建构意义世界

理性具有超越经验世界的特征,这是由理性自身的特点决定的。理性的超越性追求,体现的是人类对自身有限性的超越,它源于人的本性,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创造性的表现。理性借助这种超越性的追求,来探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为人类建构完美的自我形象和至善的理想社会原型,以体现人性的崇高和尊严。但理性所建构的理想世界,乃是一种形而上的理想追求,为的是唤醒理性的反省和批判精神,以避免僵化、停滞以及功利价值追求,鼓励人超越现存,激发人的指向未来的内在创造潜能,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向更符合人性需求的方向发展。     

国际政治中制度化动力的分析

国际制度是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柱。制度化是制度的动态发展,是一个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国家参与和遵守制度规范的过程,其核心要素是制度化动力问题,这涉及到国家为什么参与制度化进程。制度化动力包含理性选择和社会建构两重因素,两种动力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在高级制度化形式下,制度化动力能够实现转变,以理性选择为起点,制度化进程吸收社会性因素,转化为战略性社会建构动力,理性和社会性因素有机结合在国家问社会化进程之中,将制度化从工具性制度化推向建构性制度化,对国家产生根本性影响。     

略论理想主义的理性基础

理想主义的理性基础在于人们确信理性能够获得真理性的认识,并由此建构人类的理想世界。尽管理性获得真理的能力遭到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质疑,理性也确实无法获得绝对真理,但理性在经验世界认知能力则得以确认。而对超验世界的追求,虽无法达到绝对真理,但对人类探寻至善的理想世界,为人类建构价值世界也是有意义的。此外,人类理性功能的多元化,则为理想的建构和实现提供了更好的理性保障。     

艺术资助政策:关于资源配置及可持续性发展议题

现代国家、政府不仅要为促进艺术民主及培育民族创造力提供资金,而且亟需建构一个社会各界支持艺术发展的制度体系。西方学界对艺术资助的研究主要立足于社会科学理论分析及应用性政策研究,前者重在解释,后者旨在应用,它们共同推动了艺术资助政策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从历史变迁角度看,当代西方艺术资助政策有在范围上扩大艺术使用权的导向,建构了政府津贴结合慈善捐助、商业赞助的艺术资助体系。本文结合西方经验及中国实践,探讨提高我国艺术资助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平衡艺术管理公平与效率的可行性发展路径。     

实践理性:现代性道德重构的路径选择

现代性道德危机的症结在于人类理性的过度张扬,这种理性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人类中心主义,体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是个人主义。前者引发生态伦理的兴起,后者引发对道德共识的强烈诉求。对现代性道德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人类理性的彻底否定,而是要对现代性道德进行重构,这种重构得以发生的基础是实践理性。其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为旨归,从自然之维、社会之维等方面来推进现代性道德的建设。     

马克思主义理性思想及其历史来源——基于理性主义法学的视角

极具辩证性的马克思主义理性思想,根源于西方悠久的理性主义传统,理解马克思主义理性思想须以准确把握其思想的历史来源为前提.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理性归属于上帝,而中世纪神学家悄悄地将理性从上帝转移给人,启蒙运动颠覆了理性的信仰范畴,而将理性彻底交给了人类,同时也催生了建构理性思想,法律亦被认为可由人之理性建构而成.建构理性思想夸大了理性的限度,遭到了后世的广泛批判,但这并不应该削弱理性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正是在西方理性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理性观.     

从延河到施洗的河--50、90年代:想象知识分子灵魂得救的不同方式

<青春之歌>、<施洗的河>显示了20世纪50、90年代汉语言文学想象灵魂得救的不同方式.前者置于现代民族国家创建之初,面对建构历史理性神话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从国家意识形态和个人生活政治出发,将灵魂得救之途锁定在社会科学理性上.后者遭遇准后现代社会,形而上学的普适性、普世性被动摇,科学理性在解构化思潮中受到普遍质疑,俗世的神话破灭,人的无根性表现得触目惊心,于是,小说又将灵魂得救之途指向马太福音书.形而上学的上帝和圣经的上帝相继现身,反映了此间知识分子的精神变动和中国的文化政治困境.     

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

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呵护与培育,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