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体系的不同特点--从开放教育两种文论教材的学习使用谈起

文艺理论是民族文化的精髓。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由于所赖以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民族文化心理、文艺实践活动的不同,具有明显的差异。从文学理论体系的本体特征、概念内涵、文艺观念等几个方面加以比较,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和各自表现,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理解。     

论“人民性”文艺创作与批评的学理基础

"人民性"问题是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核心问题。深入研究"人民性"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思想和学理基础,有助于学习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精神。新时代语境下,"人民性"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学理资源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理论,是"人民性"文艺思想生成、话语表现的逻辑起点;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民本"思想、"人学"文论,为当下"人民性"文艺理论的思想建构、文化传承提供了话语资源和精神血脉;中国现当代"文艺社会学"思想、"人本主义"文论,为文艺创作与批评的"人民性"本质认识、内涵掌握创造了条件和语境;西方文论中"现实主义"的理论阐发,可为"人民性"文艺创作与批评的问题反思、艺术表达提供思想资源及方法路径。     

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方文论的比较

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西方文论共存于我国当前的文学理论学术话语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交流与对话。从纵向来看，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之间存在着实际的影响关系。通过比较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方文论，我们发现中国古代思想哲学是西方当代文论或隐或显的思想来源，而西方思维反过来又影响着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     

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

在充分肯定当代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建设产生的积极影响的同时,有必要对当代西方文论本身进行辨析,考察其应用于中国文艺实践的有效性,并最终思考中国文论的重建问题。当代西方文论的主要局限有:脱离文学实践,用其他学科的现成理论阐释文学文本、解释文学经验,并将之推广为普遍的文学规则;出于对以往理论和方法的批判乃至颠覆,将具有合理因素的观点推延至极端;套用科学主义的恒定模式阐释具体文本。当代西方文论生长于西方文化土壤,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语言差异、伦理差异和审美差异,这决定了其理论运用的有限性。中国文论建设的基点,一是抛弃对外来理论的过分倚重,重归中国文学实践;二是坚持民族化方向,回到中国语境,充分吸纳中国传统文论遗产;三是认识、处理好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关系问题,建构二者辩证统一的研究范式。     

日本近代文论的系谱、构造与特色

日本近代文论,以文学思潮、文学运动为依托和动力,以"主义"为标榜,以启蒙功利主义为开端,经历了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的相生相克,发展到总括性的自然主义文学主潮,又由反抗自然主义而衍生余裕派文论,由顺应自然主义而衍生出私小说论与心境小说论,显示了较为清晰的理论系谱和内在构造。对西方文论的东方化的理解与改造、用汉字词组所创制的一系列文论概念与范畴等,都体现了日本近代文论的独到贡献与理论特色,并对中国现代文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显示了日本近代文论大规模汉译的意义与价值。     

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的现代性及其借鉴意义

西方文论尤其是西方现代文论,脱离了文学的主体以后,成为解构和分析文学及其相关学科的一把利器。自"五四"以来,西方现代文论进入中国,影响了中国文学的更新和再造。西方文论的现代性、流派、思想渊源等问题,是我们了解并准确使用其的重要前提。了解西方文论的现代意义和思想价值,有助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创新。     

“文道论”与“理念论”

中国古代文艺是以“道”为核心的,反映在文艺理论上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首屈一指的“文道论”。西方文学艺术也有个类似“道”的东西,称之为“理念”,反映在文艺理论上,就是西方文论中赫赫有名的“理念论”。本文试图将“文道论”与“理念论”加以比较研究,以期探索中西美学与文论各自不同的民族特色。在中国,各家“文道论”皆是各道其所道,歧说纷纭,五花八门:有“自然”之道,有“阴阳”之道,有“圣人”之道,有“义理”之道。西方美学与文论中的“理念论”,也是一个歧说纷纭的概念,     

面对西方文论的学科策略--在借鉴中超越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移植"切换还是"嫁接"改良?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西方文论在中国如何"化"?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游于艺”而“进乎技”——对文学理论之“元理论”的反思

中国古代文论毫无疑问是构建中国当代文艺学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但如何认识、把握这一资源,使之真正成为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有机部分,却涉及一系列的问题。张晶一文提出必须建立从古代文论到当代文艺学的转换中介;韩经太一文则提出了解读古代文论的新视角,即从语言艺术切入古代文论,使之回归艺术本位;林继中一文则坚持以发展流变的眼光,把通变中富有生命力的文论范畴作为今天文艺学建设的生长点,以此拓展本土文论的内涵;蒋述卓一文则对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作了系统的梳理。     

传承与延续:叩问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

中国古代文论毫无疑问是构建中国当代文艺学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但如何认识、把握这一资源,使之真正成为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有机部分,却涉及一系列的问题。张晶一文提出必须建立从古代文论到当代文艺学的转换中介;韩经太一文则提出了解读古代文论的新视角,即从语言艺术切入古代文论,使之回归艺术本位;林继中一文则坚持以发展流变的眼光,把通变中富有生命力的文论范畴作为今天文艺学建设的生长点,以此拓展本土文论的内涵;蒋述卓一文则对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作了系统的梳理。     

中介的寻求与打通:古代文论进入当代文艺学之途径

中国古代文论毫无疑问是构建中国当代文艺学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但如何认识、把握这一资源,使之真正成为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有机部分,却涉及一系列的问题。张晶一文提出必须建立从古代文论到当代文艺学的转换中介;韩经太一文则提出了解读古代文论的新视角,即从语言艺术切入古代文论,使之回归艺术本位;林继中一文则坚持以发展流变的眼光,把通变中富有生命力的文论范畴作为今天文艺学建设的生长点,以此拓展本土文论的内涵;蒋述卓一文则对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作了系统的梳理。     

放眼寻求传统文论的生长点

中国古代文论毫无疑问是构建中国当代文艺学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但如何认识、把握这一资源,使之真正成为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有机部分,却涉及一系列的问题。张晶一文提出必须建立从古代文论到当代文艺学的转换中介;韩经太一文则提出了解读古代文论的新视角,即从语言艺术切入古代文论,使之回归艺术本位;林继中一文则坚持以发展流变的眼光,把通变中富有生命力的文论范畴作为今天文艺学建设的生长点,以此拓展本土文论的内涵;蒋述卓一文则对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作了系统的梳理。     

治学三境界与境界说

王国维集宋代三位词人所作词中的句子为一体,运用词句中的某种意象,通过诗歌的兴发感动作用来抒发联想,次第展开境界层次,形成了他独特的文艺理论。作为王国维评论古诗词艺术品位高下优劣的美学标准的词学理论———“境界说”,是王国维诗学理论的最高成就,也是近现代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文学理论之一。     

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研究的五条路向——兼论其对当代文学语言研究的借鉴意义

二十世纪的西方文论在文学语言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我国新时期文学语言研究大力吸取了西方的有关研究成果 ,但忽视了对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研究成果的借鉴。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学语言的论述是相当丰富多彩的 ,所论问题也非常广泛和深入 ,有些论点极富启发性 ,是当今文学语言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宝库。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研究的丰富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五条路向 :文质论 ,“言、象、意”理论 ,“赋、比、兴”理论 ,文体学 ,诗歌音韵学     

“文学的自觉时代”论理

鲁迅先生首先提出了魏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后来的文学史界采信并发展之。考查中外各种文学史著。“文学的自觉”都是经过许多次。中国文学史在魏晋前后,至少还有四次“文学的自觉时代”,即先秦“摆脱巫文化束缚的时代”,中唐至宋金“摆脱文人垄断的时代”,明清之际“注入市民意识和市民精神的时代”,“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文学时代”。中国古代文学据此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德学才识"说——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主体论

在中国古代“内重外轻”的文化模式和表情达意的文学倾向中,文学创作主体的能动作用和心灵素质一直受到关注。中明以后启蒙思潮的勃兴和个性意识的伸张,孕育、催生了一系列完整意义的创作主体说。综合而言,古代文学的创作主体论讨论得最多的是作家的“德”、“学”、“才”、“识”及其相互关系。它恰恰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本体强烈的表意特征对创作主体的内在要求。     

审美范畴“气象”的生成与内涵

古典文论范畴气象根植于传统气论,但不由气论直接衍生,也不由文气论创造。受制于古汉语由单音词向复音词的历史演进,气与象各自的哲学意义均出现分化,具象性特征渐趋明显,气象由“气像”到气之象开启了向“特征之特征”这一语义的衍化过程,进而被古典诗文创作和批评所引进。气像论于唐渐入诗歌理论,于宋臻于兴盛,最终由哲学理论演变为表示诗歌审美空间或审美形象的审美品格的代称,并在情景交融之作与纯粹论理之作中产生了用法的分化。     

古希腊命运观念的现代阐释

"命运观念"是古希腊文学和哲学的核心概念。古希腊悲剧被称之为命运悲剧,它以神谕这一感性的意象形式抒写着命运的神秘可畏,以及人与命运冲突的悲剧必然性;在希腊哲学中,毕达哥拉斯的"数",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以及柏拉图的"理念",其实都是"命运"这一意象的哲学表达。现代基因理论从分子这一微观水平上较为科学地解释了什么是命运,基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人类的现代命运。从古希腊文学的命运悲剧到现代基因理论对命运观念的科学阐释,西方文学似乎完成了一个有意味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