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奸转通奸"司法解释的困境与出路

由＂庄志伟案＂可知,两高一部《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的司法解释存在不合理之处。该司法解释在适用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只有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才能根本上改变现有状况。     

论生育权在私法领域的存在——兼解读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九条

生育权是作为基本人权的一部分而被提出和接受的。然而,生育权应有在私权领域存在的必要性。民事立法文本中生育权规范的缺失有其历史原因,并非立法对该权利的否认。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规范生育权的初衷在于为司法界解决有关＂生育权＂的实际纠纷提供立法指导,但它同样也可以为＂生育权私法化＂的实现提供立法支持。     

关于“两高”确立的刑法罪名再探讨

为了刑事司法的适用,作为掌握司法解释大权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准确地把握刑事立法精神,使"两高"作出的罪名解释都具有准确性和科学性,为刑事司法的具体操作指明方向。从目前我国的刑事司法解释来看,"两高"的罪名解释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存在着较多缺陷。因此,进一步加强对刑事司法解释确立的罪名的研究,对现行司法解释中存在的问题做进一步的完善,对于切实保证司法适用的高度统一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论我国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权

司法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基础和前提,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应能保证刑事诉讼法的正确实施。基于此,本文从法理学的角度,探索了现行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在解释主体和解释权限方面存在的种种严重问题以及对刑事诉讼法本身的影响,提出了完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权的具体出路。     

禁止刑法司法解释溯及既往原则之提倡

禁止刑法司法解释溯及既往原则,是罪刑法定主义禁止事后法原则在刑法司法解释领域的自然延伸。该原则意味着刑法司法解释不仅具有独立的时间效力,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刑法司法解释都应坚持刑法溯及力问题所奉行的从旧兼从轻的立场。这既是罪刑法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刑法司法解释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从总体上看,我国现行刑法司法解释在溯及力的问题上基本采取了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但仍存在一些具体问题,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予以完善。     

亲子关系确认制度的反思与重构——基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讨论

亲子关系的确认是亲子法的基本问题。在传统法中,它由婚生子女的推定与否认、非婚生子女的认领与准正组成。当代亲子法以子女为本位,对子女不再作＂婚生＂与＂非婚生＂区分。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和兼顾亲子关系真实性与稳定性,成为亲子关系确认的基本原则。统一的亲子关系确认制度由亲子关系的推定、亲子关系的否认、子女的认领构成。婚姻法司法解释应对有关子女否认和认领的实体法规则作出解释。     

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危机——以《婚姻法解释(三)》为视角

当下中国,司法解释的立法化倾向已非常明显,由《婚姻法解释(三)》引发的争议即可见司法解释在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司法解释权力依据的不统一、解释权限的不明晰、法律解释方法的恣用等。要解决司法解释陷入的合法性危机,就必须在立法上首先统一司法解释权的权力来源,并在立法中规范权力行使的界限和程序,将司法解释权限定在具体个案围绕法律文本的适用过程中,最后在行使司法解释权时应围绕解释的目的慎用法律解释方法,在坚持"尊重法律"的基础上,首选语义解释,对其他法律解释方法的采纳必须负担论证义务,由此才能确保司法解释的合法性。     

民事诉讼快速裁判的法律障碍及其解决思路

越来越严重的诉讼拖延问题无疑是促使法院寻求快速审结民事案件的直接动因,但民事诉讼制度中的缺陷和漏洞已成为法院快速裁判的主要法律障碍。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应该是完善我国现有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存在缺陷的程序和制度,弥补立法和司法解释中的法律漏洞。     

附带民事诉讼起诉条件解构

刑诉法解释第88条规定了附带民事诉讼的起诉条件,并在其它条文和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对该起诉条件做了具体的规定。笔者结合相关司法解释及理论话语对附带民事诉讼的起诉条件进行具体的解构,并对其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建立法官、民意与判文解释三位一体的刑事司法适用机制——化解司法和民意冲突的第三条道路

在我国,司法解释权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权力,判文解释不属于司法解释,因而不具有司法解释的效力。在现实生活中,法官的能动性常常受到抑制,多数法官只是机械地适用法律,这就远远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社会现实的司法需求。这样一来,严格依法办事的结果与＂民意＂相背的情形难以避免。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吸纳民意已成为民众参与社会管理、参与司法和对司法实施监督的重要问题。鉴于此,正确认识司法实践中运用判文解释的必然性,探讨其与吸纳民意的内在关系,并通过法官建构判文解释以有效吸纳民意,是化解社会矛盾和司法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我国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本文介绍了司法解释的含义及功能,认为传统的学术观念应与司法实践相结合;归纳了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司法解释的特点,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     

刑法应增设交通肇事逃逸罪

近年来,交通肇事逃逸问题一直是我国刑事司法和刑法理论关注的焦点.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对此问题的规定不够明确,学界对此问题的认识也存在分歧,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这类案件的处理极不统一.为了更好地打击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消解学界关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定性的纷争及相关司法解释存在的理论问题,统一司法实践,最佳的选择是修改刑法,将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从交通肇事罪中分离出来单独定罪,在刑法中设立交通肇事逃逸罪.     

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危机--以《婚姻法解释(三)》为视角

当下中国,司法解释的立法化倾向已非常明显,由《婚姻法解释(三)》引发的争议即可见司法解释在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司法解释权力依据的不统一、解释权限的不明晰、法律解释方法的恣用等.要解决司法解释陷入的合法性危机,就必须在立法上首先统一司法解释权的权力来源,并在立法中规范权力行使的界限和程序,将司法解释权限定在具体个案围绕法律文本的适用过程中,最后在行使司法解释权时应围绕解释的目的慎用法律解释方法,在坚持“尊重法律”的基础上,首选语义解释,对其他法律解释方法的采纳必须负担论证义务,由此才能确保司法解释的合法性.     

论家庭暴力防治立法中“家庭成员”之界定

我国在家庭暴力防治立法中对＂家庭成员＂界定时,需厘清民法通则、刑事诉讼法和两高司法解释等法律对＂近亲属＂规定的混乱局面,遵循大陆法系传统,借鉴大陆法系典型国家或地区成熟经验,以＂近亲属＂概念界定＂家庭成员＂。应借鉴国际社会和两大法系典型国家或地区的成熟立法经验,扩张＂近亲属＂概念,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对于具有同居、恋爱及其他相关亲密关系者,准用家庭暴力防治立法的相关规定。     

论刑法第12条的立法与适用——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为对象

刑法第12条将本条适用局限在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这一立法存在缺陷,缺乏预见性。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案例部分弥补了立法的缺陷。立法将追诉时效不纳入到轻重比较的范围,但司法解释却反其道而行之。死刑复核程序适用溯及力,是错误的。＂处刑较轻＂,包括法定刑和涉及刑的事项,还包括构成要件的改变,如果改成＂有利于行为人的法律＂更好。     

“共同遇难”时的保险金给付疑难问题探析

＂共同遇难＂概念已为中国新《保险法》所采纳。由于这一概念在中国沿用的时间并不长,加上现行法律与司法解释并存,导致实务中一旦发生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共同遇难的情形,保险金的给付往往因为理解上的分歧而显得复杂。只有严格遵循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所确认的有效规则,以受益人的人数为标准,即区分受益人为一人和多人的不同情形,准确把握受益人的死亡顺序和保险金的分配比例,才能有效化解这一现实难题。     

医生、教师商业贿赂的刑法认定

对医生收取患者＂红包＂、教师收取学生＂红包＂案件要根据医生和教师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来定罪,但对医生、教师在从业过程中收取商品销售方财物的却一律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案件的司法解释中对医生、教师涉足商业贿赂案件的规定,突出了职权特征,淡化了身份特征。为销售方谋取利益作为一种主观要件,是医生、教师涉足商业贿赂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     

刑法司法解释:现状、成因及其走向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存在解释权力的异化、解释主体的泛化、解释内容的分散化、解释效力的矛盾化等问题。目前,"两高"发布具有普遍效力的刑法司法解释具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但从应然性的角度看,刑法司法解释最终将还原成为一种司法技术。     

论我国的司法解释体制及其改革与完善

司法解释体制的建立是司法解释规范化的重要标志,但不合理的司法解释体制会成为司法解释规范化的内生性障碍。在对司法解释界定的基础上,从制度、体制的层面上就现行司法解释的运作方式和过程进行反思,探讨了现行司法解释体制存在的弊端及原因,对我国司法解释的规范化与科学、理性的司法解释体制的建构等提出了改革与完善的建议。     

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初探

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民事审判司法实践中已适用得相当普遍，而刑事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却被排除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外。如何突破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的阻碍，使刑事被害人的精神权利得到更好的法律保护，是司法实践中应高度重视的紧迫问题。针对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和司法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现象，对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