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老年人口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分析——一个少数民族村寨的经验启示

家庭养老仍然是当前中国农村的主要养老方式,在现代化各种因素的冲击下,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家庭养老功能也逐渐在弱化,在现行养老保障制度仍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时,家庭代际关系变迁、文化习俗、社会关系等各种因素交织影响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本文以云南德宏少数民族村寨G村为例,试图探讨影响农村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各种因素的作用机制,以对完善现行家庭养老模式提出有益启示。     

家庭养老困境中的“诉苦”——基于农村老年人心理干预的探索性研究

社会变迁中,农村养老,特别是家庭养老困境不利于老年人生活质量与身心健康。本研究以北京农村开展的老年心理干预研究为基础,把“诉苦”作为一套技术,组织和联系起老年人,并通过聆听和透视“苦”的真相,来揭示农村老年人面临的养老困境,其根本是家庭养老弱化、代际关系脆弱带来的一系列现实问题。这些困境使得本项干预研究具有了事实基础。“诉苦”这套技术作为干预策略的核心与线索,研究者通过“诉苦”技术的采用,一方面帮助老人获得正向意义与支持,一定程度上满足老人表达情感的需求、渴望国家关注的需求、期待体制精英的关注和寻求群体认同等;另一方面研究者发展“诉苦”成为一套技术手段,有效地组织老人参与干预活动,从而提升老人心理健康。     

关于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探讨

本文从心理、文化和经济发展状况方面，探讨了我国农村家庭养老功能正在衰减、农村老年社会保障短期内难以普遍发挥效能，随后提出了在农村社区推行“老年集体自我养老”的构想，并分析了这一养老形式的可行性依据，列举了它对老年人与社会的价值和意义，主张将其作为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保障的补充，与之共同构成一个家庭、社区集体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     

转型期农村家庭养老困境解析

随着社会转型和家庭结构的变迁,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并陷入严重的困境,主要体现在经济上供养水平不足、生活上日常照料欠缺、精神上慰藉需求匮乏等方面。基于“结构—关系—主体”的分析视角,系统阐述了农村养老困境产生的机理。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家庭规模小型化、社会养老氛围淡化、土地保障功能弱化以及社会保障功能不足等是 “结构性”因素;村庄共同体中传统长老秩序弱化、父权制衰落引发中青年崛起和女性地位上升带来的婆媳矛盾显化则构成了“关系性”因素;老年人生理机能衰退以及“顾彼失此”为“主体性”因素。即便如此,家庭养老模式因其特有的功能无法被替代,仍为现阶段农村社会最主要的养老模式。     

论家庭关系变动中的农村老年赡养问题

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传统的家庭制度向夫妇式家庭制度的转变,夫妻关系取代父子关系成为家庭中最重要的关系,传统的三世同堂的居住方式演变为夫妻独居和老年人分居,子女对老年人的支持和帮助减少,从而削弱了传统的家庭养老的功能。必须发挥国家、社会、个人和家庭四个方面的作用,继续增强家庭养老的功能,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养老模式,发挥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主导作用,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解决农村老年赡养问题。     

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劳动力养老主体选择的影响——基于信任理论视角

从信任理论视角出发,借助CGSS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劳动力养老主体选择现状,并着重探究了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劳动力养老主体选择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对社会养老主体的信任与偏好存在“亲知识分子现象”,即农村劳动力不断提升的受教育程度能促进其养老主体选择从家庭向社会的转变;基于受教育程度的经济效应和相对易损性理论,选取个人收入与受教育程度进行交互项检验,结果显示,教育对养老主体选择的影响存在经济和非经济的双重效应。养老主体选择从家庭向社会或复合型主体的转变其实也是特殊信任向社会信任转变的过程。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不应只重视农村养老设施等外在条件的改善,还应重视农村养老信任培育从制度化向社会化的转变及对农村养老社会化实质性的推进。     

对当前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的思考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社会转型,农村养老面临土地保障功能弱化、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以及代际支持弱化的问题。要走出目前农村养老的困境,必须选择“社会养老保障为主导并充分结合社区服务和家庭保障”的复合型养老保障模式,并且依靠完善养老立法和发展农村老年组织来解决。     

社会转型期的农村养老:家庭方式需要支持

从宏观视角及制度扩张和静态均衡角度对农村养老的关注多具有政治考量和货币补偿的特点,据此推行的社会养老政策迄今为止绩效不佳。对家庭规模小型化、人口流动及家庭权威分散所做的分析表明,家庭结构变化对农村养老的影响是双重的,在弱化的同时也存在某些促进方面。农村养老现行而有效的方式依然以家庭为主。家庭不仅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而且在经济支持上也占据着最大份额。社会转型对农村养老的冲击不在于动摇了家庭养老的主体角色与核心功能,而在于削弱了家庭养老的传统方式,拓展或改变了家庭养老的存在形式。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农村养老制度建设应围绕稳定、扩展或补充而不是抑制家庭的模式来展开。家庭养老需要政策支持。     

农村家庭变迁与女儿养老

女儿参与赡养娘家父母已经成为了农村社会的普遍现象,通过对强村的实地调研发现,家庭性质的变迁是导致该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农村家庭的变迁路径是一个宗教性弱化、社会性弱化和生产性改变的过程,这导致家庭逐渐朝向单纯的生活单位转变。家庭性质变迁在形成儿子养老危机的同时,也释放了女儿的养老潜力,从而形成了女儿参与养老过程的新现象。同时,在激烈的变迁中农村家庭依然保持了相当的文化韧性,这构成了对传统儿子养老模式的结构性支撑,并给予了行为主体实践能力发挥作用的博弈空间。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儿子和女儿的实践能力对比和行为取向共同发挥作用,一起塑造了当下“共同赡养、儿女分工”的新型家庭养老秩序。     

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与社会发展相关性分析

社会转型过程中,人口学及地理学意义上的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受到文化、养老能力及意愿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家庭的基本养老功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选取5个民族自治区农村作为研究对象,以人类发展指数(HDI)为指标分析家庭养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通过完善家庭养老内外部机制,加大政府对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构建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模式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是解决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问题的途径.     

“养儿防老”还是“以地养老”：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分析

家庭养老仍然是当前我国农村主要的养老方式.江汉平原J村的实地经验表明,家庭养老中“土地”的重要性大于“儿子”,大部分农村老人是“以地养老”而非“养儿防老”.土地对于老人的意义体现在三个层面:解决了老年人的生活问题、维护了老年人的家庭地位、为老人提供了一种休闲娱乐方式.当前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冲击了“以地养老”模式,加剧了家庭养老的危机,因此,应谨慎推行.     

复兴孝道: 老年组织与农村养老保障 ———以洪湖渔村老年协会为例

许多研究表明,随着家庭结构、家庭权力与代际交换逻辑等的变迁,孝道不断失落,进而使农村老人在获取养老保障时处于不利地位。本文以洪湖渔村老年协会为调查对象,重点关注老年协会在农村养老保障方面的地位与功能。认为孝道失落并非孝道文化的全面崩溃,而主要在于孝道的组织依托遭受到重大的冲击。而洪湖渔村老年协会的成立与实践,证明可以通过组织建设的方式来复兴孝道,改善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障状况。     

城市化给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带来的新问题

城市化给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带来了冲击,使得家庭权力结构逐渐分散,子女孝养的功利性增加,家庭养老经济保障变得脆弱。但是基于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现状,农村家庭养老的深厚文化土壤以及国家和政府为农村家庭养老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和具体的物质支持,这些都使农村家庭养老仍有其生存的空间。为了更好地适应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原有的家庭养老模式需要进行新的调整。例如积极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和其他养老保障,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集体养老相结合,更注重老人的内心感受和精神需求。     

农村养老困境与乡村“草根”型养老模式构建

在分析传统农村养老面临的困境和农村社会养老制度绩效的基础上，提出应积极探索乡村“草根”型养老模式，以弥补正规制度的缺位，走出农村养老困境。农村“草根”型养老模式主要类型有“宗族型”、“华侨型”、“先富型”、“村集体型”、“喜事型”、“互助型”、“自助型”等。该制度的成功运作需要乡村政府、乡村有识之士、村民等充分挖掘本地资源，再辅以配套的管理办法。家庭养老制度、社会养老制度以及“草根”型养老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农村当前及较长时间内走出养老困境的理性选择。     

家庭在养老服务中的作用:传承、变迁与展望

在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过程中,家庭结构与家庭职能发生了明显变化,家庭在养老服务中的作用也随之产生变化。在传统社会,家庭在养老服务提供中占主导地位,几乎提供老年人的全部养老服务,尤其是在农村。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化养老已成为必然趋势,但是,家庭的养老服务作用依然十分重要,在日常照料与精神慰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庭在提供养老服务方面面临着诸多困境,比如:家庭养老服务资源缩减,政府对家庭支持力度不足,传统的家庭孝道趋于衰落。未来需处理好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关系,从多个方面助力家庭,更好地发挥家庭在养老服务中的作用。     

中国农村网络家庭中养老支持的趋势与变迁------来自七省调查的发现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10年七省区城乡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调查数据,揭示了农村网络家庭中养老支持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前农村网络家庭中子女家庭给予父母的养老支持水平较低,且重视经济支持,日常事务性支持与情感支持欠缺。因子女外出就业、结婚而形成的网络家庭中的亲代得到的养老支持显著高于因儿子分家而形成的网络家庭中的老年人;亲代与子代配偶相处得越好,亲代得到的养老支持越多。当前农村网络家庭中亲代家庭与子代家庭在代际支持上“分而不离”,但受居住距离的影响,加之家庭子女数减少,未来网络家庭的养老功能将趋于弱化。在居家养老仍为农村主要养老方式的现实下,为提高农村老年人养老水平,改变农村地区的养老模式,发展农村养老产业,实现农村养老资源多元化的同时,重视农村现代养老文化建设已成为必然。     

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研究

农村养老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农村秩序的稳定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固有的道德体系的崩溃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通过构建和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法律体系来规范农村养老已是大势所趋。“以家庭养老为主导 ,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 ,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价值定位既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 ,又有利于操作和实施。     

中国养老模式:传统文化、家庭边界和代际关系

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当代中国的养老模式,从亲子间互动的角度解释了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及由此引出的家庭养老模式;社会经济变革剥夺了老年父母在家庭内部的核心地位,当父母失去了经济控制力及孝道所赋予的权威,子女也不再对父母绝对顺从,亲子之间必然会出现一种新的代际关系;虽然中国的社会结构性变化削弱了家庭中长辈的权威,但维持良好并持久的亲子关系的客观经济需求却仍然存在;在中国包括孝道在内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下,父母通过投入大量家庭资源以建立强有力的亲子关系,并由此保证成年子女履行代际之间的"合约"不失为一个非常有效的选择;父母和子女这种互动行为的结果是家庭的边界涵盖了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的相对独立的家庭,而且家庭养老能够在没有来自国家或个人家庭负面惩戒的情况下得以保证.     

场域视阈下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分析——基于闽西地区SM村的个案调查

基于对12名农村老年人的访谈,以场域理论为分析视阈,以文化惯习约束与社会场域型塑相融合的研究路径来深化对中国农村老年贫困现象的认识：微薄的家庭经济收入、失衡的农村家庭财富支出结构、不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农村老年贫困的原生性型塑因素;农村孝道文化的式微、“养儿防老”社会风俗的固化、“代际互惠”的依赖型养老心理是农村老年贫困的次生性建构因素。二者相互依存交互影响,将农村老年贫困的型塑与建构融合于农村老年生活的实践。要解决农村老年贫困问题,需要破除农村老年贫困的养老惯习,建构改善农村老年贫困的生活场域,强化突破农村老年贫困的社会实践。     

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往调查

利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农村老年人养老情况调查＂数据,探讨了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往的现状与特点。结果表明,农村代际之间的经济与劳务交往仍然十分普遍,子女对上代的支持依旧是代际交往的主要方向。然而,在经济发达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对代际关系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老人的经济独立性提高,子女养老的经济负担大为减轻。但是,当老人生病时,子女依然是照料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今后,在农村,除了要继续扩大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并提高保障水平外,还需要解决老年社会化照料服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