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诗歌的用典败笔

本文从艾略特早期哲学思想中考察其追求诗歌的“隐晦”目标，并通过中西诗学观点的比较指出艾略特的“哲学诗歌”误区，这一误区导致他在早期诗歌特别是在《荒原》中使用“生典”和“硬典”的修辞败笔。     

《天上的街市》中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作用

在郭沫若早期的诗歌中,诗人总是以他奔放的热情和磅礴的气势,反映自己对旧制度旧传统的诅咒和背叛,对光明和理想的向往和追求。我们知道,除了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和表现手法,除了激情扬越、风格突进、形式解放和新颖多姿之外,色彩瑰丽、想象丰富也是郭沫若早期诗歌的艺术特色。诗人正是以他新奇富丽、引人入胜的想象和艺术夸张,给他的诗歌增添了显著的艺术感染力。     

诗歌与生命同体——试论海子之死

海子是一个有自杀情结的人,"死亡"是海子诗歌中一个很重要的主体,海子在诗歌中讲述死亡,就像讲述一切语不惊人的故事;海子甚至在诗歌中表现出他对死亡意识的迷恋,表现出一切带有浪漫主义冲动的诗人的共同特点。海子就是这么一个残酷的诗人,我们总能在他的诗歌中寻找到他生命的轨迹。海子的诗歌与他的生命同体。     

花神的国度 想象的世界─—济慈早期诗歌浅析

本文着重谈了三个问题：济慈早期诗歌的主题是诗人怎样解决艺术（诗歌）同人类生活的关系，济慈认为，诗人应分享人的痛苦，诗应给人以慰藉；济慈在早期诗歌中所描写的领域是“花神的国度”，追求的是一种“想象世界”中的理想美，他不象雪莱寄希望于未来，而是寄诗情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济慈从热爱现在，热爱生活出发，在其早期诗歌中歌颂具体的，真实的，充满乐观情调的美感，济慈之所以视艺术（诗歌）如沙漠中之绿洲，之所以超脱现实去寻求一个想象中的美丽世界，正是他憎恨丑恶现实、寻找崇高生活，看到人心的痛苦和冲突的结果，这就是济慈早期诗歌的价位。     

人事的诗与人生的诗——论吴投文的诗歌创作

吴投文是近年来湘籍诗人中一位颇有实力的写作者和诗歌研究者。他的诗歌创作始于1980年代末,早期诗作着力在乡土风情中抒发青春的思悟,留下中国文化的投影。2003年是他的诗歌创作转折期,对人事与人生的书写,使他的诗歌表现出反讽与戏拟形态,他揭示存在的荒谬,同时又表达孤寂空虚的人生感受。     

坚定的宪章派领袖 人民的桂冠诗人——纪念艾·琼斯诞辰180周年逝世130周年

艾·琼斯是坚定的宪章派领袖、英国早期无产阶级杰出诗人。他不仅积极投身宪章运动,而且为国际工人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在英国文学史上,他与林顿等人一起,使无产阶级文学成为19世纪40年代英国文学的重要一章。琼斯认为:诗歌是人民斗争的武器和时代精神的反映,主张“诗人到人民中去,为人民而创作”。他的诗学主张及其革命实践决定了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倾向性、强烈的战斗性和终篇闪烁着的乐观主义精神,以及结构严谨、诗情豪放、用词浅近、音节明快等特点     

中越诗歌关系视野下的阮保诗歌创作考论

阮保是在以推行汉文化为实质的科举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一位具有重要个案意义的越南诗人。他留下了越南创作时代最早的应制组诗和七言应制排律诗,他的应制组诗风格清婉、用典丰富;应制排律诗具有初唐排律声格流丽、从容颂美的台阁风范。阮保同时还是越南早期留存送别诗最多的诗人,他的送别诗偏离了重在抒发离情别意的古典汉诗传统,其功能由抒情转为交际,造成了送别双方在情感交流上的疏离。阮保的诗歌创作深受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直接将唐诗移植到自己的诗歌中、化用和借鉴唐诗名句、以唐人名句为诗题和主题进行吟咏;应制寓目诗和送别诗沿袭中国诗歌的结构模式;根据中国古典诗歌的阅读体验和生活想象而进行虚拟化创作。通过阮保的创作可以看到,越南诗人在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过程中,由于对传统诗歌惯例、法则和标准的选择,推动了越南汉诗在诗歌功能上从抒情转化为应用。     

闻一多：一座连接古今中西的“诗桥”

闻一多的诗作和诗歌理论建设集古今中西之大成,得到了中外有识之士的充分肯定。闻一多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广泛接触外来文化特别是英文诗歌,早期新诗试笔即呈现“中西合璧”的艺术风貌;留学美国使得他更真切、更深入地感知了英美文化、英美诗歌;《死水》对英美诗歌的借鉴更自觉。与此同时,他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又鲜明地体现着对于传统诗歌艺术精华和传统诗学理论的撷取与承传。他的诗歌文学活动构筑了一座连接古今中西的“诗桥”。     

心灵的呼唤，情感的音符——托马斯·哈代自传体诗简析

哈代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其中大部分是自传性诗篇,记录了他一生中的点点滴滴,从青年时代苦涩的恋爱,到初见埃玛时的欣喜,到埃玛去世后的痛苦回忆,再到经历了人生悲欢之后的超然宁静,字里行间跳跃着他内心的感受,仿佛从他心田里流淌出来的音符。从哈代的自传体诗歌里,不仅可以读到他人生中经历的快乐、愤懑、悲伤和喜悦,而且可以欣赏到他在诗歌上非凡的创作能力和杰出成就。他的诗语言质朴清新,感情真挚深厚,内容与形式及韵律达到了完美结合。这使他成为20世纪初英国诗坛的一名伟大的自传体诗人。     

生命体验中的知性言说——吴投文诗歌创作略论

作为一位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诗歌辉煌时期的诗人,吴投文的诗歌创作历程对应了其人生转型的几个重要阶段：从狂热,到沉寂,再到回归,终至成熟。他的诗歌既无学院知识分子的玄秘,也没有一些民间诗人的随意,而是在孤独言说中剖析自我,寻找创新的可能,在生命体验中保持人文关怀,以求美感的再现。他在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越发显得成熟、大气,与其诗歌批评和文学研究形成互动,并相得益彰。     

“文化转向”视域下袁可嘉“十七年”(1949—1966)英诗汉译

"十七年"(1949—1966)是袁可嘉诗歌翻译的高峰期,他以深厚的英语文学与汉语写作的功底,将翻译作为展示自己诗艺的舞台,为中国新诗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处以"文化转向"为视角,将关注点投注于袁可嘉在这一阶段的译源选择与翻译策略,通过梳理发现他的译介活动是在当时政治语境、主流诗学及翻译政策等多因素规约和作用下发生的。而作为一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这一特殊时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诗才,在相对逼仄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进行诗歌译介,力求达到"限制中寻求完美"。     

《易经》研究与吉狄马加诗歌翻译——美国翻译家梅丹理先生访谈录

论文针对吉狄马加诗歌翻译研究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采访了当代著名汉学家、诗歌翻译家、诗人梅丹理先生。梅丹理先生重点阐释了《易经》研究对其解读诗歌意象的重要启示,并围绕吉狄马加其人其诗、诗歌音乐性、个人民族诗歌翻译方法、成果,以及民族诗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和自己未来的研究计划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些真知灼见不仅为吉狄马加诗歌翻译个案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也为长期受冷落的当代民族诗歌翻译与研究带来了信心和希望。     

融贯中西与古今文化诗学的意象体系——鲁迅诗歌意象的类型分析

意象是诗歌的生命.鲁迅诗歌使用了大量的审美意象,融贯中西与古今文化诗学,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体系.鲁迅诗歌意象为六种类型,以三组对立的形态出现,即历史性意象/现实性意象;东方意象/西方意象;社会性意象/人化自然的意象.这些意象的使用,昭示了鲁迅忧国忧民的伟大人格,并形成鲁迅自己独特的诗风.同时,他的诗歌与我国传统诗歌相比较,具有鲜明的现代性,与后起的新诗相比,又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诗学的底蕴.     

论卞之琳的诗歌翻译与格律论

卞之琳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诗人。他的诗被誉为"融古化欧",承上启下,影响深远。他又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和诗论家。论文拟从中国文化和文学建设的视角,用卞之琳的翻译理论和新诗格律论反观他的翻译与创作实践,探讨诗歌节奏的意义,探测卞诗、卞译给我们的启示。     

融贯中西与古今文化诗学的意象体系——鲁迅诗歌意象的类型分析

意象是诗歌的生命。鲁迅诗歌使用了大量的审美意象,融贯中西与古今文化诗学,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体系。鲁迅诗歌意象为六种类型,以三组对立的形态出现,即:历史性意象/现实性意象;东方意象/西方意象;社会性意象/人化自然的意象。这些意象的使用,昭示了鲁迅忧国忧民的伟大人格,并形成鲁迅自己独特的诗风。同时,他的诗歌与我国传统诗歌相比较,具有鲜明的现代性,与后起的新诗相比,又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诗学的底蕴。     

加里·斯奈德的中国情结

斯奈德受中国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禅宗、中国山水画、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都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广泛影响。斯奈德的诗有禅意,他特别钟情于寒山和王维等人充满禅机佛理、歌颂大自然的诗篇。斯奈德所翻译的寒山诗和他寒山式的生活方式使他成为美国的寒山。     

论意象的传递在诗歌翻译中的重要性

本文对诗歌的意象进行简要的论述,并说明了只有在译作中传达出原诗的意象,才能译出原诗的意境.以庞德及其译作为例,介绍翻译诗歌意象的策略是在理解原诗的基础上而不受原诗字面意义的约束进行诗歌再创作.     

论东干诗人雅斯尔·十娃子的诗歌

雅斯尔·十娃子的诗歌创作不但在东干文学中很有影响,即便在整个世界华语文学中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雅斯尔·十娃子的中国西北口语写作已经成为东干文学创作的基本模式,他的诗歌作品也成了东干民族宝贵的的精神财富。其诗歌主要构筑了土地和天空两大意象,表达了对自然、爱情和英雄的赞美;在艺术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温润的精神之花——生态文艺学视界下的黄礼孩诗歌

生于广东湛江的黄礼孩是国内当代诗坛活跃的优秀诗人,其作品温润而平和,没有坚硬晦涩的语词牢笼,没有复杂难解的修辞技术,有的只是简洁的意象和深邃的思想。他的诗歌具有丰富生态文艺学的内蕴,这种内蕴体现在了其对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方面的美学书写之上。在生态文艺学的视界下去审视黄礼孩的写作,具有拓展性的诗学价值。     

庞德翻译研究中东方主义视角的质疑

庞德在翻译中出现的诸多错译和误译是他为了构建新的诗学、重塑西方文明等原因对中国文字、诗歌和文化进行选择的结果,是他对中国文字、诗歌和文化进行理想化想象的产物,是把中国无限美好的浪漫误读,跟东方主义式的贬抑性误读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不能无视东方主义理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策略等方面的特殊性,将它生搬硬套、用来看待庞德翻译的错译和误译,这样才不致失于学理的偏颇,避免得出牵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