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礼”的演变及其当代价值

儒家传统“礼”通常被用来教化个人修养、协调人际关系、维系社会治理和服务国家统治。儒家传统“礼”不断接受洗礼,历经“礼”的萌芽与形成,“礼”的完善与宣扬,“礼”的传承与创新,其蕴含的进步思想对当今“治国理政”有着重要借鉴意义。从个人层面,儒家传统“礼”为培育公民优良品格提供了文化基石;从社会层面,儒家传统“礼”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当代和谐精神提供了重要启示;从国家层面,儒家传统“礼”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重要借鉴。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要对儒家传统“礼”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做到根植于民,坚持以文化人,培育民众优良品格;理路并举,坚定文化认同,推进社会和谐建设,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儒家生命伦理对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品格与形态形成的根基性意义

树立和形成当代中国公民的道德品格与形态,需要建立适当的宪政原则,要"依法治国"。从儒家生命伦理出发,适宜的宪政原则不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原则,而是个人的基本美德及其培养的原则,诸如仁、义、礼、智、信、孝、和等等。这将意味着以下六个方面的原则内容:后备权利;差等责任;公平待遇;社会宽容;伦理设防;教育优先。首先,这些美德及其原则乃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主流及其优秀成分的概括和重构;其次,中国历史中的其他文化传统都可以利用这些美德原则;第三,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找到真正的价值中立原则来建构自己的宪政。面对虚无主义的挑战,我们的事业不但需要对付消极虚无主义,也要对付积极虚无主义。     

卢梭公民理论探析

卢梭在其社会契约理论中提出了公民概念,并将公民和自然人、臣民、人民做出区分。卢梭认为,公民是主权权威的积极参与者,拥有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卢梭还在公民和法治之间建立起必然联系,认为法律是公民自由和权利的保障,同时公民必须服从法律的统治;卢梭还赋予了公民以道德人格,把公民美德作为共和国良性运转的内在要求。围绕卢梭的公民理论,人们展开了关于共和主义公民观和自由主义公民观的争论。争论的实质在于,如何既能保障个人享有充分自由权利,又能维护共同体稳定的秩序     

先秦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之几点异同——一个法理学角度的比较研究

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和法家,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两大家。从思想核心、法律与道德、对民众的态度和治国方针等角度对~4J＇l的法律思想进行的法理学式的比较可见,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既有着较大的差异,也有着相同之处,这也是儒法两家在传统中国能发生融合的一个重要原因。     

权利与美德——现代公民伦理与中国传统伦理的分野

源自于古希腊的公民伦理蕴含着民主的萌芽.启蒙所确定的人的主体性,奠定了现代公民伦理的基本.公民伦理主要是建基于主体性之上的现代公民在宪政社会中所应具备的行为意识和规范.传统道德尽管不可或缺,但它和公民伦理是处于不同的话语体系和文化体系之中的.以儒家伦理为主的传统美德其价值取向是内向度的个人品德的追求,而现代公民伦理是外向度的政治权利的要求,二者在价值取向上颇有相悖之处.     

再论儒家德行伦理学：与黄勇先生商榷

黄勇认为,"美德伦理学"比"德行伦理学"能更好地反映儒家伦理学的特质.他的证说至少有三处值得商榷.首先,作为具有互释性的儒家概念,"德行"与"德"皆将品格与行为视为一体之两面,"德行"并非以"德"作为"行"的修饰词.由此,virtue虽然不能被翻译成"德行",但从语言翻译的角度否定"儒家德行伦理学"的结论亦不能成立.其次,"德行"而非作为品格的"美德"才是儒家伦理学的首要概念.在儒家那里,从品格无法派生出情感与行为,而"德行"则能定义品格与行为,所以,"儒家德行伦理学"才是更为恰当的表达.最后,"儒家德行伦理学"并没有排除对情感的关注,而是在品格评判中同时兼及情感与行为两个向度,由于特定原因而未发行为的不正常情况得到了儒家式的独特应答.由此,我们不能认为其限制了儒家伦理学的范围.要彻底走出以西释中的研究路径,唯有"德行伦理学"才能表达儒家伦理学不同于西方伦理学的理论特质.     

荀子礼法关系论

荀子推崇礼治 ,同时又提高法律的地位。其隆礼重法视野下的礼法关系理论包括礼的内涵层面的礼中有法 ,政治和社会价值层面的礼法并重 ,儒家理想层面的礼尊法卑等三方面的内容。     

“公民文化”道德视域的哲学反思

现代社会,“公民文化”成了全球发展话语的一部分,然而,它却起源于欧洲哲学传统。许多思想家用哲学、政治学话语来讨论这个概念的演化及其社会作用．在学理层面上,一些为“公民文化”思想所吸引的政治家们不约而同地成为复兴公民美德传统的代言人,这是建立在个人没有能力处理复杂事务的信念之上．以至对道德一致性的关注在社会思想中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实践证明,非制度性的“公民文化”的缺失将导致现实中公民的政治感情淡漠,即公民缺乏对政治体系及其权威的归属感、眷恋感和公民生活中的功利主义、机会主义盛行,以及无法认同政党或国家的目标,甚至可能导致群体行为的无理性。而某种“公民文化”能否被贴上文明的标签,不在于其秩序的优良与否,恰恰在于其德性或美德的建构成败上．“公民文化”的美德作为一种非制度性的观念,其对推进和保障民主政治这部机器的正常运转起着非常重要的润滑作用、探讨或建构“公民文化”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而且有利于深化公民对国家的热爱和尊敬。     

论儒家伦理对当代编辑出版管理的启示

文章将传统儒家伦理与西方现代出版管理模式相结合,从树立"和谐伦理观"、法治与德治相融合、仁爱与诚信等伦理因素的现代应用等方面探讨了儒家伦理对当代出版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和谐伦理观"对编辑出版管理中人与人、人与价值利益、人与生态的矛盾关系都起到调和作用,并指出儒家伦理中的仁爱、"礼"、诚信等道德因素可契合并丰富当代编辑出版管理理论,以儒家德治为中心的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结合是现代编辑出版管理发展的新趋势。     

礼的法典化——论荀子的礼法观变革

在先秦儒家,荀子首先提出了"礼法"概念,开启了儒家礼的法典化进程。荀子释礼为法,将礼从内在心性引向外在法典,展现了儒家内部的礼法观变革;又以礼纳法,批判了法家以严酷刑律治国的思想,提出以礼为国家法典之主导的思想。荀子的礼法思想,以"重建"整个社会制度为归旨,故而为儒家进入政治生活领域打开了通道,提供了范式。     

儒家道德法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道德法”是泛道德主义观念影响法律领域的一种表现。儒家的法律思想实际上是一种道德法思想 ,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在立法方面 ,主张把道德的法律化作为基本的价值追求 ;在司法方面 ,主张把“中庸”与“慎刑”作为司法公正的实现途径 ;在治国方面 ,主张把刑法辅助下的德教优先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     

儒家德治思想运行机制的考察及其现代启示

儒家德治思想不仅适应中国古代国情 ,而且具有一套近乎完善的运行机制 ,主要表现为 :教化、修养与自觉的内在机制 ;礼、法与规范的保障机制以及表率、举贤与劝善的激励机制。正是这一运行机制的作用 ,使得儒家德治思想具有很强的可行性与操作性。考察儒家德治思想的运行机制 ,对我们贯彻“以德治国”的方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儒家自然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德福思想

儒家天命及其德福一致信仰是以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特质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为思想基础的。而以“天人相分”为哲学基础的自然理性主义(荀学)传统,深刻检讨、批判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观念及天命神学,从而在哲学上瓦解了天命德福一致信仰的根基。天人相分观念下的德福思想,就其追究天人关系事实的客观性与知识理性而言,确有其进步的一面,但这种儒家自然理性主义的极端追求对天命德福一致信仰本身的社会意义的漠视,也丧失了儒家更为本质的精神---人文关怀。这是儒家精英主义的一种典型的弊端。     

从体用关系角度理解儒家的道德论述——兼论当代儒学的核心价值观

在中国哲学史上,＂道＂的概念是一个富有理性的具有本体意义的哲学范畴。儒、墨、道、法诸家均然。但百家所论之＂道＂的涵义各不相同。儒家的＂道＂是集政治、伦理、道德功能于一体的本体性概念,有多种涵义,而最重要、最根本的是以＂道＂为根本之德,是人生的根本原则、政治的最高理想和治国安民的战略。儒家之＂德＂,是指对＂道＂的体悟、实践,是＂道＂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儒家思想逻辑中,道、德关系实质上是体用关系,＂道＂是根本之德,是＂体＂,＂德＂是道之体现,是用。在儒学诸多价值观念中,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仁＂,儒学的根本之道就是＂仁＂道。＂仁＂与其他德目（如义、礼、智、信、和、敬等）的关系,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体用关系。仁是道之体,义、礼、智、信、和、敬等是道之用。历代儒家对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就根本之道而言,都指仁道。但对体现＂仁＂道的＂常德＂,认识不尽一致,有四维、五行、六德、八德诸说。文章认为,从立足于当今时代的精神需求、同时又最具普世性的价值视野而言,还是以＂一道（仁道）五德（义礼信和敬）＂来概括儒学的核心价值观比较恰当。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与道德失落,正在呼唤儒学的核心价值。作为＂以道自任＂的儒者,应该自觉承担起弘道责任,为弘扬儒学的道德人文精神、为建设民主文明、多元和谐的的未来世界而克尽其责!     

和谐社会应是多样性的统一——关于儒家文化“和”理想的现实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贯穿着一种和谐、和合精神，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和”理想，在哲学上说，这是对“多样性”的一种追求，是处理“多样性”关系的一种方式，是保持“多样性”的一种联合。它通过选择与重构以后，应当是今日构建和谐社会汲取精神滋养和文明动力的宝贵资源。     

论孔子德治思想的方法论视角及现实意义

孔子德治思想的方法论从社会个体修养人手,着眼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强调道德的作用,突出人文教育。它与西方人文学说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论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互换的关系。对孔子德治思想的批判继承要从三个层面进行对孔子所主张的道德内容加以创新,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对孔子所夸大的道德作用加以限定,使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相互促进,经济建设与道德建设协调发展;对孔子所倡导的道德修养方法加以借鉴,使中华民族注重精神自律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道德榜样背后的两个伦理学理论问题——论美德的统一性与连贯性

人们对道德榜样的质疑牵涉到两个伦理学理论问题,一个是美德的统一性,另一个是美德的连贯性。前者与道德主体拥有美德的数量相关,后者与道德主体美德的稳固程度相关。道德榜样不一定具有所有的美德,也不一定在所有情境下都表现出美德。进行道德人格评价时既要谨慎又要宽容。     

法治与德治的双轨建构

法与道德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两类行为规范 ,二者的关系历千年来一直就是一个探讨不衰、争论不休的法理学问题。从中国古代的儒法之争 ,到西方三大法学派的观点演变 ,二者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 ,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作为同属社会调控系统子要素的法律与道德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通过不同机制对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发挥着不同的影响和作用。作为治国方略 ,既要坚持以依法治国为主导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又要坚持以以德治国为基奠 ,深入强化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通过合理的双轨建构使其功能达到最优化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 ,也是党和国家在新世纪提出的基本治国方略 ,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即为其实现的必要途径。     

“以德治国”对教育发展的启示

在肯定“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辩证关系的基础上,认为“     

论菲尔丁小说中的合理利己主义思想

作为一位富有道德诉求的小说家,菲尔丁在《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和《阿米莉亚》三部主要小说中明确提出了＂美德有报＂的伦理思想,其中蕴涵的道德奖励意味,深刻反映了这一思想所具有的利己主义特征。与注重观念推演的伦理学家不同的是,菲尔丁充分关注利己主义道德行为展开的具体情境：他强调主人公的仁善动机源于自然的感性冲动,并通过助人美德客观效果的讲述,提出了助人才能助己、个人幸福与他人幸福相结合的基本模式。而其中有关强调情感而非物质的现实报偿及荣誉问题的描写,也充分反映了菲尔丁为主人公道德成长寻求价值回馈的叙事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