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腐败：政治腐败不容忽视的诱因

政治腐败不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但我们不能仅仅把腐败等同于国家公职人员为个人利益而滥用公共权力和资源的行为。除此之外,作为非国家公职人员的社会公众也同样存在着腐败现象。本文是在承认公众腐败客观存在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给政治腐败带来的影响,并指出公众腐败在某种程度上诱导了政治腐败的产生,进而提出了一些反腐败的策略。     

论完善公共权力的监督体系

公共权力异化是导致商业贿赂产生的起因,加强行政监督及健全公共权力的制约机制来完善公共权力的监督体系,进而从源头上预防国家公职人员以公共权力异化谋求利益,产生商业贿赂。     

论政德

要使一个国家得以“长治久安”，就必须加强作为社会道德体系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的政德建设．本文重点分析了我国政德的基本特征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与产生的原因，并探讨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我国政德建设的途径．     

浅论健全法律监督体系是遏制权力主体腐败的基本手段

滥用权力是产生权力主体腐败和渎职、失职行为的直接原因,建设以国家权力机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监督体系,是防止、遏制、惩治权力腐败,使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廉政及社会风气清明的基本手段。     

论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力事实上是一种合法的公共权力，是社会公共意志的集中体现；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强制性力量，具有一种以外推力的形式发挥作用的强制性影响力和控制力，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根本手段：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领导者是人民权力的委托行使者，而不是权力的所有者；权力必须为民所用：人民对国家权力及其具体的运行具有法定的监督制约权力。了解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特点．对于领导干部更好地运用手中的权力、正确处理社会事务，具有重要意义。     

政德论——论党政干部的职业道德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人们从事着各种职业活动。反映在伦理关系上,就有各种职业道德。国家党政工作人员也有职业道德,即干部道德,我们称之为政德。鉴于政德问题在四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理论界和我国广大党政干部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笔者试从政德的性质、社会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党政干部职业道德的本质特点、政德规范以及政德修养等方面,提点看法,以期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论以德治国与政府自觉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道德建设。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和国家治理的最重要的部门,应该以道德建设的成效影响社会。以德治国需要政府自觉,政府自觉促进道德建设。政府道德作为行政伦理文化的重要内容,要求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觉成为具有时代精神以及高尚道德情操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理论内涵与中国语境

公共权力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由于对公共权力的认识角度不同，不同的政党常常会形成不同的权力观。作为一种对公共权力的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主要内容包括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察、权为民所用。在建设学习型政党过程中，每个党员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本质，内在地将马克思主义权力观融贯其中，在实践过程中奋力争先创优，切实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建设和谐“新农村”：问题、路径与措施

目前国家权力格局处于演进中,乡村治理需要拓新思路。如何让“社会权力”发挥作用,实现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良性互动,如何整合社会资源、协调各类社会关系,是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所面临的重大社会课题。要统筹兼顾,精心谋划,有的放矢,全面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治国方略与制度设计: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思考

任何一种制度设计，都有其特定的人性预设作为逻辑前提，从而构成了“法治”与“德治”两种不同的政治范式与治国方略。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既不能是西方法治模式的简单移植，更不能是古代德治模式的原型重现，而应是法治与德治“两极互补”式的制度安排。依法治国必须依法治权，其重心则是依法治官；以德治国必须以德治官，其重点则是官德建设。在制度设计上，以“经济人”假定为基础来约束权力的利己冲动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在价值导向上，则不能对公职人员的“经济人”行为予以肯定或提倡。从民主理论对“公共人”的价值定位和社会期待上看，公职人员作为“公共人”在应然性上必须符合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价值标准。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仆理论与实践

无产阶级国家的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应当是社会的公仆,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观点。可是,无产阶级国家建立之后,怎样防止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是一个有待继续研究解决的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表明,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     

论从政道德的率先垂范性

文章从党政领导干部的职业道德和其他社会职业道德的比较中，得出了政德的鲜明特征是率先垂范性，然后从三个方面对这一特征进行了论证。首先，从党政领导干部从事的政务工作性质出发，阐述了政务本质所具有的率先垂范要求，并指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政务活动的本质强化了政德的垂范昭示作用。其次从社会心理认定的角度，论述了政德的率先垂范性是由人民群众对干部的潜在心理认定所决定的，人民群众要求和冀望领导干部的言行必须具备先进性和效仿性。其三，人民政权下的党政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性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所以政德的率先垂范性特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探析

市民社会理论在历史发展中经历了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和文化社会三个阶段,哈贝马斯在市民社会理论第三阶段即文化社会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公共领域理论。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是国家权力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缓冲地带,其核心诉求是通过观念和文化的力量对抗政治权力,用观念启蒙来影响公众和政治权力持有者,不断发扬和扩大民主。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对于规范政治权力、促进后发国家理解现代性问题、启示人类解放的途径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现代国家建构理论:从二维到三维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国家建设的理论大多是围绕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两个维度展开的,对资本权力的忽视无疑是国家建设理论的结构性遗漏。本文从市场脱嵌和战争制造国家两个角度,检视了作为"自然权利"的个人财产权演变为主宰他人、俘获国家的资本权力的过程,资本权力成为与国家并驾齐驱的另一种形式的"利维坦"。资本"利维坦"有公共权力的属性,主导着公共政策的议程并塑造着公共话语权。资本权力是理解国家建设的不可或缺的结构性变量。这样,国家建设理论由二维变成三维,这是国家建设理论的重大突破,它让我们重新审视流行的政体理论和民主化理论。     

论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时代要求——基于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分析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充分尊重人权发展,扩大公众知情权的客观需求;是努力建设法治政府,约束公共权力的必然要求;重视制度反腐途径、追求社会制度文明的现实需求.我们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权力现重新审视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概念之重构——以党内法规法属性定位为视角

在中国党政一体双轨权力结构中，软法说、国家法律说等均难以对党内法规的法属性做出准确定位，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义法概念不但具有紧迫性，且切实可行。鉴于党在权力结构的重要位置，应将传统法概念中的“国家”修改为包括党组织的“公权力机关”，“国家强制力”修改为包含党纪的“公共强制力”，从而为将党内法规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基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应当是指特定公权力机关制定或认可的、并以公共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规范体系。     

和谐社会视野下政府与社会合作模式探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上是国家权力与社会公共权利实现良性互动的社会，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治理的社会。和谐社会实现的关键要件是政府主导下的政府与社会的和谐互动，即政府与社会合作模式。该模式实现的基本路径应是从统治性行政到民主性行政，从行政集权到有限分权，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     

马克思主义权力学说与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

当一个社会发展到需要拥有公共权力才能调整其公民权利运行秩序的时候,国家就会作为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而产生,直到进入共产主义才消亡。作为调整公民权利运行秩序的工具,公共权力来自于社会公众,但其自身固有的相对性、支配性和稀缺性等特征决定了其存在扩张倾向甚至可能侵蚀公民权利,故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和结果必须受到制约和监督。在社会主义中国,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要不断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尤其要发挥国家审计在制约监督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     

公共预算中的政治:对权力与民主的审视

公共预算作为一种国家活动,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预算过程中的各种冲突实质上就是政治冲突。权力作为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影响公共预算资源分配的关键变量。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权力被广泛地运用。预算过程分配着决策权力,预算是权力的体现,预算过程中做出的资源配置实际上反映了政治权力的分配、运用与控制。预算是配置资源的公共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是一个制衡结构,本身就是一个民主政治程序。当前中国公共预算的民主性明显不足,为了达到政治民主化这个目的,就必须进行预算改革,推进预算民主。实行预算民主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促进权力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同时也有助于增进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与政治体制改革

“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列宁选集》第3卷第171页。)本文试图结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一般本质、特殊性质的初步探讨,论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近期目标的正确性。一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的一般本质是脱离社会的特殊的公共权力,而不是阶级统治。这是我在《从国家和社会团体在社会管理职能上的区别看国家的本质》(《湖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一文中,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的角度,也可以说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国家本质问题所得出的结论。我为什么不同意把阶级统治和脱离社会的特殊的公共权力都看作是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