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作家为何创作古老神话

中国现代文学倡导以现代生存体验和人生思考为主要的表达对象,然而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作家却都曾创作过以古老的神话为题材资源的重要作品。现代作家之所以会创作古老的神话,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原因:第一,中国现代作家在对新文化的积极建构中,对包括神话在内的传统文化有积极的汲取;第二,现代作家的神话题材作品将远古神话与现代社会的现实关切结合在一起,表现出鲜明的现实指向;第三,创作神话题材作品的作家大都表现出对于中国民族文化和西方异域文化的多方关照,他们既是新文学的巨匠,也对包括神话在内的古代文学具有深厚的积累。对于现代作家创作神话题材这一文学现象的考察,也丰富了对于现代文学多元性的思考,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传统之间复杂的关联性提供了新的研讨视角。     

论《喧哗与骚动》神话世界的诗意建构

20世纪是神话复兴的世纪.正如许多20世纪西方现代作家纷纷把视野转向远古神话一样,福克纳在其代表作<喧哗与骚动>中诗意地建构了现代人的神话.作品继承了"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神话传统,代表传统南方贵族的沙多里斯世界和代表北方新兴资产阶级的斯诺普斯世界之间尖锐的对立与冲突,是构筑作品神话世界的宏观建构;而作品所潜隐的对位式神话结构模式,则可看作是福克纳神话世界的深层建构.作为一位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现代作家,福克纳之所以如此执着的构筑诗意盎然的神话乌托邦,其深层意义在于思索与探寻"迷路的现代人"救赎的希望与出路.     

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成果的品位认定

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作家身份认同与其创作成果品位认定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活动往往全景折射了民族文化融合的整个过程:作家族属的认同应当从主体融合的视角观照,而族属认同的价值定位,则应当从民族文化融合的整个发展曲线中寻绎轨迹.否则,这种认同就没有操作意义.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书写中对民族文学创作主体及其成果的品位予以认定时,必须首先走出三种误区:淹没趋向、淡化趋向、过度强化趋向.     

新加坡国家意识教育的三重文化路径及其当代启示

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就十分强调国家意识教育,面对特殊的国情和西方文化的冲击,新加坡政府充分挖掘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化资源进行创新性发展,在全社会弘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建构了包含新加坡身份认同文化、儒家伦理文化和国家危机管理文化的国家意识教育三重文化路径,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奠定了思想道德基础,对于我国加强中华民族认同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及国家安全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寻根文学”与民族认同的建构

民族化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所着力表现的主题,而1980年代勃兴的“寻根文学”也正是民族认同的文学话语建构。它是审视本土文化传统并受文化全球化的影响,尤其是西方文学艺术中对原始的崇尚与从原初寻根的潮流影响下的产物;它对民族认同的建构主要表现在神话叙事、文学传奇写作以及民族化语言与寓言式创作等文学话语层面;同时作品也表现了对本民族文化心理的暗示与书写。然而,寻根文学在民族认同建构方面仍显不够,不仅表现在需要深入的同时却嘎然终止,同时也有着对民族劣根性的过分暴露等。     

满族神话中的族群认知与精神建构

满族神话以其特殊的民族文化特质伴随并参与了民族的历史发展与族群建构。通过对满族神话发生学与叙事学视阈的追根溯源,在历史碎片中可以努力寻找满族神话的叙事内涵与历史踪迹。在满族神话中,不论是口传神话还是文本神话,都影响着族群成员的内在精神塑造,也成为凝聚族群共同体、建构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的文化表征。基于这样的考察,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满族的历史文化发展轨迹,更有助于我们探究满族共同体族群精神认知的建构与本体意识的文化想象。     

阿来和张翎小说时空建构下的民族文化解读

民族的“根”和“魂”决定着民族的文化。穿梭于不同中华子文化的阿来和张翎以故土的地域空间为“根”,运用时空交错的叙事策略投射个人精神价值和文化取向,呈现出民族文化的“魂”。置身于多民族交融、东西方文化交织的生存环境中,他们抛开身份认同的感性倾诉,对时空叙事的整体建构融入跨越民族和文化的独特生存体验,凸显一种跨文化的视角,理性地思考民族文化的传承、交流、融合。他们以文化故土作为空间原型扩展叙事框架,借助深厚的历史文化凝聚灵魂,以无形的文化空间掌控历史中的地域书写,力求塑造丰富的人物形象,并以此呼应故土情结、言说自我。他们在多种时空构建框架下耦合异质性文化的冲突与交流,思考跨领域文学书写的多维融合。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书写,如从古至今的交错,历史与现实的体验,他人与自我身份的投射,彰显出不同民族文化的包容与融合的渴望。因此,对两位作家作品的重新思考与再认识可以为更多跨文化领域的文本解读提供创新性的研究示例。     

从何处来?往何处去? ——小说《巨流河》中的身份问题研究

祖籍东北的台湾作家齐邦媛以其传记式小说《巨流河》书写了作家个体生命对宏大历史景观的审视和记录,作者发掘和展示了其对战争、家庭、成长、政治等诸多话题的思考,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小说中的人物身份问题.在小说《巨流河》中,除了建立在亲属伦理关系上的人物家庭身份,作者还成功地勾勒了三类能被清晰指认的人物身份——民族身份、知识分子身份和"流亡者"身份,文章探析了该小说中人物各类身份的建构过程,以及这些身份在不同处境中的认同问题.     

论田兆元的社会神话学思想

中国神话研究在中国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对于中国神话的相关研究,已有一大批有成就的研究者及诸多成型的学术思想。田兆元先生作为当代神话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人物,其学术思想从早期的神话史研究,到近年来对神话研究路径的探讨,均深刻表达了对民族国家认同、社会精神建构等现实话题的整体观照。因此,其思想可定位为社会神话学思想。田兆元的社会神话学思想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早期关于神话史的书写与解读,二是对当代神话学研究的三结构论即神话研究的民俗学路径的探讨。其社会神话学思想尤其具有开创性与继承性,在神话学、民俗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英国文学叙事中的民族认同建构

民族认同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身份认同,是民族成员对民族独特的价值观念、神话原型、象征体系和文化风俗的复制和诠释。文学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文学样态、创作范式叙述和建构着不同时期的民族认同,英国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叙述、复制和彰显了民族认同的时代特征。早期的英国文学叙述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文艺复兴以及17世纪文学准确地表征了民族认同中不断演变的英格兰性;18世纪以降的英格兰文学、苏格兰文学和爱尔兰文学的多样性准确建构出民族认同的不列颠性;20世纪少数族裔文学的兴起拓展了英国文坛的全球化文学叙事样态,同时建构出英国文学民族认同的世界性特征。     

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南洋”风景:花木与建筑简

中国现代作家笔下有许多描写“南洋”风景的篇章,其中以“南洋”花木描写与“南洋”建筑描写卓为突出。诗人杜运燮的《热带三友》笔致动人地写述了“南洋”椰、蕉、木棉的尤异姿态和精神内涵。“南洋”的佛塔寺可谓“南洋”文化“超机体”的一个泛例隐喻,而新加坡的“鱼尾狮”则是“南洋”文化记忆库里最微缩典型的一个特案象征,两者分别从宏观与微观的代表性视界具体而微地诠证了“南洋”建筑风景全部文化归属性的“情感结构”。     

中国近代神话传说研究与民族文化问题

中国近代社会关于"神话"概念的使用有着非常特殊的文化背景。我国明代就已经明确出现这个词汇,首次见于汤显祖的《虞初志》。我国近代社会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陈季同和梁启超、夏曾佑、蒋观云、刘师培、章太炎、孙毓修等学者积极关注民族命运,他们的神话传说研究结合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分别从不同方面展开论述。他们主要围绕以"三皇五帝"为重要标志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重新述说,对在不同民族中流传的洪水神话进行比较研究,而且自觉将神话研究与民族文化建设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是以古史重建即"新史学"为重要内容的文化选择与表达。     

从后殖民视角论中国菜名的翻译

中华饮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的中国菜名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将这些信息传递到目的语文化中去是翻译的重要使命。文章着重论述了中国菜名的文化性及将其传译到西方文化的后殖民意义,提出异化翻译是翻译中国菜名的最重要原则,此翻译策略能有效传播中华饮食文化,对发展中华饮食文化和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后殖民语境下对等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

在后殖民语境下，作为翻译研究的根本理论对等理论出现了文化转向。多层次对等理论在全面关照语言本体层面对等的基础上，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翻译学的研究视野，倡导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文化功能的等值，反映了后殖民理论消解霸权，弘扬弱势文化，承认文化差异，主张平等对话的思想，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均有着深远的意义，是翻译研究的深化。中国译学从中可以得到极好的启示，即加强汉外翻译实践，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进一步提升译者身份和译学地位。     

梁启超《新民说》对儒学传统的突破

以《新民说》为主线,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及其与儒学传统的关系进行了分梳和评析。作者认为,梁启超的国家思想和群治思想突破了儒学传统的民本思想,符合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潮流。但在伦理道德观方面仍保留了相当多的儒学传统,既有所继承,同时又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梁启超提出,一方面通过"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另一方面通过"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这种将两种文化的长处兼容并蓄的文化创新观念,即便在今天仍有启迪意义。     

现代语言观的兴起与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梁启超语言研究的文化意义

在研究晚清以来中国文化转型问题时,梁启超的语言文字研究常被忽视.事实上语言文字问题与文化变革紧密相关.梁启超的语言文字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倡导国语,进而倡导新小说,这是民族国家意识的体现;(二)推进汉语研究现代进程,具体体现在比较眼光、历史意识、科学精神三点;(三)坚持语言工具论,但晚年已意识到文学革新与语言之间存在的复杂关联,认识有所突破.梁启超的研究决不只限于学科意义,它实际关联到中国文化现代性以及文化认同的问题.这也是五四一代学人所面对的重大文化课题.     

论西学中译的文化杂合及非文化殖民性

通过明清以来的西学中译史,论证了西学中译的文化杂合及非文化殖民性,为防止后殖民翻译外延内涵无限扩大化提供了佐证。西学中译的主流不是后殖民翻译所能涵盖的,而是属于正常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中外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不但来自西方的学说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相和社会面貌．而且中国思想也在西方产生影响。     

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与容受

梁漱溟的“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所展现的东西文化观，是继“中体西用”模式后，中国人回应与容受西方文化之挑战所创造的最为圆融和形而上色彩最为浓厚的文化体系之一．他将文化定义为生活的样法，采用多元模式说，对西方文化给予了现实的肯定，但又作了终极性的拒斥．这一根本态度，使他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也成为２０世纪的中国文化试图重建堡垒的象征．     

后殖民语境下的中国文化身份建构

文化身份的建构是困扰着逐渐步入现代化的中国的一个现实问题。运用后殖民批评理论分析了西方汉学对于中国文化的再现过程中所隐含的权力话语的同时,也指出了后殖民批评家专于解构,无视权力背后的商品化,以及热衷理论轻实践的弊端对中国文化身份建构在理论话语资源的利用方面的可能影响。最后就中国文化身份建构的策略提出了建议。     

梁启超:重新勘定中国文学的现代认同——兼及其对于新文学家文化人格的构建

在早期致力于政治改良的宣传时代,梁启超积极借镜日本和欧洲近现代的文学经验,这对其启蒙主义文学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他强调借助欧洲文学革新中国文学,其文化认同明显向前者倾斜。欧洲之行中梁启超认识到作为国人现代想象的主要参照的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盲目推崇科学理性的偏颇,而将强调理性与情感均衡发展的文艺复兴作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样板。与此同时,他回归"诗言志"的诗学传统,对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给予高度肯定,并将中国古代诗人的崇高情怀和抒情精神作为新文学家文化人格建构的典范。这显示出不同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流话语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