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记忆研究与中枢执行机能

当代认知心理学开辟了记忆研究的新领域 :工作记忆、内隐记忆、前瞻性记忆、记忆歪曲 ,其研究成果突破了记忆模型的传统理论。我们系统地考察了近 2 0年来当代记忆研究方法的演变和实验的主要成果 ,分析了神经心理学在记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 ,中枢执行机能与记忆活动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预示人类记忆理论的重新整合要建立在中枢执行机能的基础上。     

学生的认知差异及其对教学工作的影响

在认知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是记忆和思维两个方面 ,在这两方面 ,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具体差异。首先 ,记忆的个性差异 ,要受已经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的影响和制约。比如人们往往对有兴趣的或者符合需要的东西记得快、记得牢 ,这种记忆的选择性正表现了人们的个体差异。这种差异也在记忆的品质上显露出来了。记忆有敏捷性、持久性、正确性等基本品质。记忆的好坏 ,要根据记忆的敏捷性、持久性、正确性、准备性等品质来判断。记忆的个别差异 ,也表现在记忆的类型特点上。例如 ,一些人有更好的记忆图形、颜色、声音等形象的东西 ,而另一些人则更善于…     

当代德国记忆理论流变

纵观记忆理论的发展,可以发现:记忆理论主要在20世纪得到了长足发展,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是集体记忆的理论鼻祖,但记忆理论主要在德国得到了突破性的进展,阿斯曼夫妇厘清了各种记忆的概念及相互关系,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文化记忆理论成为学科交叉研究的对象,联接了社会学、考古学、文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各个方向。     

谈英语单词的记忆

学习非本民族语言都面临着一个记忆单词困难的问题,在学习中寻求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采取象形记忆、形声记忆、联想记忆、归纳记忆等方法。     

集体记忆中的“生成性记忆”和“固化形式记忆”

集体记忆的提出与发展,超出了西方记忆理论的传统认知与探讨,成为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采用“生成性记忆”和“固化形式记忆”两个涵括性更强的术语,对集体记忆研究的开创者莫里斯·哈布瓦赫以降的理论发展和演进理路进行分类讨论。生成性记忆指集体记忆的流动与易变特征,是哈布瓦赫本人以及扬·阿斯曼所探讨的沟通记忆所具有的特征；固化形式记忆则强调集体记忆凝固化、意识形态化特征,具体以身体习惯记忆、文化记忆、记忆场等论题为研究者所关注和讨论。研究这两种不同类属记忆的功能与特点,可以推进集体记忆研究在更丰富、更广阔的视域中展开。     

城市文化记忆的媒体呈现研究——以《常州晚报》2015年报道为例

城市记忆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对地方历史、文化、传统的记录对唤起城市文化记忆有积极作用。在《常州晚报》2015年的报道中,常州城市文化记忆的媒介呈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城市景观记忆的媒介呈现。重大城事记忆的媒介呈现、城市风情记忆的媒介呈现和城市日常生活记忆的媒介呈现。媒体对这些内容有意识的挖掘、精心的策划、多角度的报道与记录可以唤醒市民关于城市的集体记忆,有助于重新构建城市文化认同感,提升凝聚力。     

《红旗飘飘》与中国共产党革命记忆的建构

中国共产党重视借助媒介建构革命记忆,以发挥历史记忆在形塑政治认同、建设政治文化和实施政治动员方面的价值功能。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红旗飘飘》丛刊,是中国共产党记忆建构实践中的典型。《红旗飘飘》通过多途径汇集革命史料、多形式呈现革命记忆、多主题聚焦时政热点,传达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史事记忆、主体记忆、价值记忆和精神记忆,彰显出保存革命历史、引领革命理想、传承革命精神、凝聚记忆经验等多方面价值。《红旗飘飘》办刊实践对新时代继续建构党的历史记忆和深化党史学习教育亦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多重记忆书写——论谭恩美

记忆是一种回溯过去的心理形式,其在功能上显示为一种储存机制。而文学作品是一种特殊的记忆形式,它既是记忆的载体,又是记忆的场所。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对记忆有着特殊的情感,在她的作品中记忆元素贯穿始终。如果从记忆书写的角度去审视《接骨师之女》则会发掘出该作品多层次、多角度的多重记忆书写及其含义。     

学习和记忆的个体差异研究进展

个体差异的实验室研究历来在学习和记忆领域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生理缺陷、智力水平、年龄等因素都可能引起学习和记忆的个体差异,它们一方面体现了学习和记忆的相关特征,一方面也促使学习和记忆向更细化的方向发展.从内隐学习、内隐记忆、前瞻记忆和错误记忆四个领域展开讨论并集中分析个体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它对学习和记忆多重加工机制的促进作用,这种思路和方法在未来的研究中是至关重要的.     

互联网语境中融合性文化记忆与融通性国家认同

文化记忆的融合性效应是在网络的互动中,与文化记忆的互补性、矛盾性一起产生的。它可以在与用户(读者)的互动之中使文化记忆变得更加生动具体;它还可以在交互之中通过矛盾性的异延使文化记忆变得更加特色鲜明;它又能够在交融之中使文化记忆变得融会贯通。因此,文化记忆经过了互联网的互动性操作处理以后,就会出现多副面孔,变得活灵活现,达到动态呈现。人们的文化记忆在经过了这种互补性、矛盾性、融合性效应处理以后,可以使人们更好地认同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刻骨铭心、不忘初心、矢志不移地构建自己的身份意识。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分权制衡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实行宪政是现代国家的根本标志,宪政事实上是一种平衡机制。成熟的宪政不仅是各种对立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结果,而且本身就是使各种对立要素达成某种程度均衡的制度机制。宪政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平衡,分权制衡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文章对分权和制衡这一制度的历史沿革作简要介绍,并剖析其对近代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