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眼中的“中国梦”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在国内外多次深刻阐述“中国梦”的内涵与意义,“中国梦”不仅成为中国的大众话语,也引起了国外官方、媒体与民众的广泛关注。有观点认为“中国梦”是“美国梦”的复制,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梦”是世界的“噩梦”,暗示着中国的世界霸权梦。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中国不能忽视世界的声音而自说自话,必须正面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梦”的猜疑与争议;说明“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区别;阐明“中国梦”的内涵,建立“中国梦”的理论体系,争取“中国梦”的话语权。     

“中国梦”的多维透视

“中国梦”昭示着对未来的美好愿景,意义重大,需要对其进行多维透视：从内涵之纬看,“中国梦”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第一要义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阶段性目标是“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国梦”是中国人的“梦”。从历史之纬看,中华民族追寻“中国梦”经历了五个阶段。从道路之纬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国梦”的政治保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坚持走群众路线是实现“中国梦”的可靠保证。从功能之纬看,“中国梦”具有警世作用、激励作用、凝聚作用和导向作用。     

毛泽东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

作为一个实践命题,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传入中国之后,便实际地开始了“中国化”的实践。作为一个理论的命题,要求我们从理论上搞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途径和机制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才能中国化？“中国化”必须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化概括;“中国化”必须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中国化”必须批判地吸取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合理成分;“中国化”必须总结现代新科技革命的成果。毛泽东曾强调“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就必须“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并“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     

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密码、生成路径和文明意涵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生成,在推动人类现代化事业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孕育了日益完善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引,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式成为“中国式”的思想密码;摆脱路径依赖,探索契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式成为“中国式”的重要保证;充分展现现代文明的创新性、示范性和自律性,切实推进人类文明进程,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式成为“中国式”的内在规定。     

回归“术”与“艺”统一的原点——百年中国美术教育的回顾与思考

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发端于实业教育,百年中国美术教育“纯美术”与“实用美术”、“术”与“艺”经历 了“合”与“分”的历史发展。回归“术”与“艺”统一的原点以实现新的创造,努力构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体系,是世纪 之交中国美术教育工作者的重大任务。     

中国梦的互文性分析简

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从纵向的历史传承中必须继承传统文化精神,从横向的比较中必须吸收“他者”的文化精神,从而实现不同文化的互容互鉴。中国梦的互文性表明：传统文化是中国梦的基础。中国梦的首要是坚持“以人为本”。美国梦是中国梦的借鉴、补充、修正。世界梦是中国梦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中国梦是“富强中国”、“民主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美丽中国”、“文化中国”和“世界中国”的有机统一。     

中国文化的公私观

作者认为,作为“正义论”的中国文化的“公”、“私”观,是剖解中国哲学和中国古代文化内在原则体系所必须正视的中心环节。从分析“公权”、“公共权力”、“私权”等基本概念着手,通过对“中西文化建立其公共权力体制的不同路向”的回顾,本文系统地论析了“公”、“私”观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的意义。文中触目皆是的新解,对于重新评价中国文化的历史根据和理解吾国现代化所面临的历史处境,以及澄清西人、国人对中国和西方文明背景的种种误解,提供了某种值得学界认真考量的思路。     

“中国模式”的辩证解读——兼评“中国模式”解释多元化的方法论根源

“中国模式”是一个完整的认识对象,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智慧,科学解读“中国模式”不能不讲辩证法。在国际话语场,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充满了误读与偏见,“中国模式”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陷入了“没有标准,怎么说都行”的解释怪圈之中。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除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形形色色的政治意图之外,不讲辩证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方法决定看法,方法不一样,看法也不一样,只有把方法搞对头,看问题才会不失偏颇,看法才能搞对头。科学解读“中国模式”,必选坚持“一”与“多”的统一,“变”与“稳”的平衡,“质”与“量”的互补,“中”与“西”的互鉴,“主流”与“支流”的兼顾,“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局部”与“整体”的呼应,“历史”与“现实”的贯通。这是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证法,也是理解“中国模式”的方法论。     

文化软实力与“中国英语”的关系

针对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及中国外语学界对“中国英语”的研究现状,从分析语言与文化关系入手,探讨“中国英语”和文化软实力之间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辩证关系。“中国英语”有益于传播中国文化,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促进中国的英语教学改革。     

“中国模式”话语奠基的尝试

历经认识论转向后,“中国模式”现在又开始了语言转向。欲通过精炼的词语传达复杂的内容,最好能想一个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短语。新自由主义的独白、西方左翼学派的哑然昭示着中国学派话语体系的应然出场。为“中国模式”话语奠基,进而向世界发出“中国好声音”,中国学界责无旁贷。中国学界应在厘清“中国模式”的话语逻辑基础上,坚持循序渐进,把握“中国模式”的话语节奏;坚持理论自觉,夯实“中国模式”的话语根基;增强理论自信,提升“中国模式”的话语能量;实现理论自强,建构“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     

中国诗歌的壮美品格及文质相衬情文并茂发展道路的初步确立 曹植

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艺术品格及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这是曹植对中国诗史的一大杰出贡献,应当给予高度重视和评价.     

曹植游仙诗新论

曹植游仙诗的创作年代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论 ,且都语焉不详 ,通过对有关材料的辨证可以拟定为黄初二年 ;这些诗作的主要思想意蕴是由“忧生之嗟”、对自由的无比向往与获罪被贬后的复杂心境等所构成 ;此外 ,还对游仙诗是否为曹植历经打击磨难之后进取心逐渐衰竭的表现之观点进行了商榷。     

对曹丕诗歌评价的再认识

魏晋以来,评论界对曹丕诗歌创作的评价普遍不高,不少评论家认为魏文帝得以立足中国文坛主要因为他的《典论.论文》,是以曹丕虽贵为帝尊,却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不及其弟曹植和乃父曹操。以客观公正的眼光对曹丕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曹丕诗歌的最大价值在于他的人性化的、情感充溢的抒情性韵味,刚柔并济的风格和多工语又不失自然音旨的语言特色。     

魏晋南北朝咏史诗简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咏史诗得到长足发展的时期。这时期的咏史诗 ,根据有无寄托 ,可分为赋体咏史诗和比体咏史诗两类。曹植的《怨歌行》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较成熟的有寄托的咏史诗。左思的《咏史》八首是这时期咏史诗的一个高峰。陶渊明的咏史诗继承了左思的传统而又有自己的特点     

从诗与乐的关系看三曹诗歌

曹操酷爱音乐,其诗歌创作与音乐活动密切相关,使其诗作留有明显的音乐痕迹;曹丕诗歌既有向民歌学习的一面,同时也注重辞采,其诗歌在形式创新方面的意义要大于内容创新意义;曹植的诗歌创作则基本脱离了音乐的束缚,他的诗歌开始寻求文字内在的声律之美,从内容上也渐渐摆脱“代言”的局限,从而完成了诗乐分离的趋势。三曹诗歌中的诗乐离合关系,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文学自觉的过程。     

论《诗品》之评谢灵运

钟嵘认为谢灵运与陆机均源出曹植,但谢之才气灵性与陆之才力学识大不相同.陆机主要致力于师法曹植诗所表现出的那种文人化、雅正化倾向,而谢诗则更多地发扬了个性化倾向.钟嵘又是第一个全面综合地考察谢诗艺术特征的人.<诗品>把曹植、陆机、谢灵运列为自五言诗产生以来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而谢灵运更被钟嵘看成是当时诗坛创作风气变革的终结者.     

论曹丕对汉乐府民歌文人化的发展性贡献

建安诗歌一代繁盛,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汉乐府民歌美化、雅化、情志化、个人化,即文人化的结果.在这文人化的过程中,曹操有开创之功,曹丕继而从量变到质变,作出发展性贡献,曹植则完成了汉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历史性转化.本文从六个方面论证曹丕的独特贡献.     

曹植的“慷慨”诗风及其历史渊源

"慷慨"诗风作为曹植个人文学趣味,和整个建安时期的审美趋向,成为文学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美学范式和艺术特征.本文从表现特征、社会风尚、时代共鸣、产生原因等角度分析了曹植的慷慨诗风,并对汉魏之际慷慨诗风的形成进行了论述,理顺了"慷慨"诗风的渊源.     

“六列”考释

曹植《叙愁赋》“承师保之明训，诵六列之篇章”句中“六列”一词，赵幼文《曹植集校注》认为“于此不可解”，而校改为“列女”。清代孙星衍曾指出“六列”是指《列女传》中的六篇。此外，“六列”有时还是帝王后宫不同等级妇人的总称。     

论双音词转型视角下的十九首与建安五言诗

建安五言诗和十九首、苏李诗等,共同实现了由两汉诗歌单音词为主体向双音词为主体的转型。汉魏诗歌的语言演变史,证明了十九首、苏李诗等古诗是建安之后的产物,并且主要与曹植为中心的诗人群体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