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自然主义艺术观与十八世纪中国思想的发展

郑板桥实是清代乾隆时期著名的艺术哲学家.作为研究中国早期近代思想特征的一个特例,本文通过对他兰、竹、石画卷中所体现的各适有性、各全其天自然主义思想的分析,认定其提倡物物平等、物吾平等、人人平等的思想意义;同时又考察其思想源头,指出郑氏思想形似张载之<西铭>,而实为阳明后学之余绪,企图进一步拉开与伪道学的距离.然而,这一思潮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直到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重民权、重理性的思想观念相比较,显示出重民生、重直觉感悟的特征,因而,承阳明后学之余绪而出现的戴震"新理学",虽然表现出"断神性而重人生"的近代思潮的性质,但同时也预示着,实现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将是一个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     

由故训以明理义——戴震哲学方法论思想的新阐释

受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 ,戴震将其经学方法论应用于哲学的建构 ,提出了“由故训以明理义”的哲学方法论 ,这引起清代中期哲学的建构由对原典的主观体证转向对原典的客观分析 ,并最终导致了清代汉学家哲学典范的创立。这一方法论的缺点在于忽视了哲学方法论的多样性及训诂系统与义理系统之间的相互独立性。     

性,道,教:戴震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

将"性"尤其是人的本性提升至学术思想的理论端点,是戴震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环节.由于人的本性天赋即具"血气心知"的本质规定性,因此,遂欲达情而无不得其平,也就既是人道又合天道.而且,由于天道自然人道必然,通过必然而实现自然正是教化的本质.以"性"为基点的性、道、教一以贯之的内在理路.为戴震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圣人之道"提供了思想支持,也为戴震检验和确证"圣人之道"提供了评判标准和理论依据.     

从血气心智到内心和谐:论戴震的人性论

在中国哲学史上,戴震是第一个从"血气心智"上为人性学立论的学者。他通过对"血气心智"的内在思想逻辑结构解析,来展现人性论中"血气"之自然与"心智"之必然之间的内在和谐关系,把人的自然属性提升到人的本性高度。与传统人性论不同,戴震人性论把人性从自然哲学过渡到人的内心世界,把人性论看成是人之为人的一种素质、一种境界和一种修养的新内涵。     

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刍议

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分期聚讼未决,原因之一是“封建”等核心术语概念有待厘清。在给历史段落命名时,应“制名以指实”、“循旧以造新”、“中外义通约”、“形与义切合”。秦以下两千年命名“封建社会”,名实错位,形义脱节,亦与外来义相左,而称之“宗法地主专制社会”较为名实相符。     

道德哲学视野下的戴震重“知”哲学——以《孟子字义疏证》为中心

为了消除"意见当理"的理学流弊,戴震重视化解"蔽"、"愚"、"疑"、"惑"、"偏"、"差"、"谬"等负面经验,通过后天道德之"学"、切近人伦日用之"事",发挥"心"的分析裁断能力和感通能力,从而消除人事之隔和人我之隔,明于"理义"而进于"智"。戴震哲学的旨趣,不在为经验认知提供哲学基础,而是在道德哲学的框架下突出人的察识、判断和情感的参与,在具体道德情境中得事之情实,从而使行动中正无失。     

"哲学vs.科学"与"哲学vs.宗教"——兼论儒学在现代中国的身份之争

要重探"儒学"在新时代的定位问题,在我看来,要再度考察"儒学"与"哲学"、"宗教"、"政治"这三维的关系问题.首先,作为"中国哲学"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学"的近代化问题,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命题息息相关.其次,"儒学"究竟是"哲学"还是"宗教"？新的"现代化"的"儒学",应该往哲学的路上走？还是往"宗教"的路上走？再次,"儒学"如何介入"政治领域"并成为中国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本文拟回到"现代中国哲学"之建立／发展的萌生阶段,重审现代学人／哲人对重建新儒学／现代中国哲学的努力,以此思考"儒学"之重展活力的可能.     

章学诚对戴震的学术评价

章学诚对戴震学术的评价,有一定的阶段性。伴随着自己学术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他在乾隆五十四年、五十五年集中点名攻驳、评价戴震学术,一方面是针对当时学风病痛而发,另一方面,则有着完善自己的学术体系、推扬自己学术主张的目的。他与戴震学术主张中某种契合的主张,正是为乾嘉主流学术所摒弃之义理。戴震以训诂明义理的新学风难以拓展和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在当时难以引起共鸣,皆可见乾嘉学术风气影响之深刻。     

戴震与 《阅微草堂笔记》

戴震和纪昀是清代学术思想史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二者共同拥有反宋儒、 反程朱理学,以及崇实黜虚思想倾向.在 《阅微草堂笔记》 中,纪昀借助戴震学术思想惩艾宋儒,"两个戴东原"影响着纪昀创作小说."两个纪晓岚"也注定他的笔记小说的学术思想和戴震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性.这种思想上的影响对后来仿 《阅微草堂笔记》 系列小说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精神现象考古的知性价值与文化学意义--读许苏民《戴震与中国文化》

如果说，２０世纪初，以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戴震研究，凸显了戴震哲学的现代性价值，那么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哲学界的戴震研究则主要展示了戴震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其突出成就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安徽学术界同仁整理、出版了《戴震全书》和《戴震全集》，为全面、深入地研究戴震提供了最为丰富、全面的资料。二是以周兆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对戴震与“新安理学”，进而上溯到朱子学的关系进行了明晰的考察，而以实证材料揭示了戴震与朱子一系的“理学”的学脉关系，揭示了清代哲学与宋明理学的继承性一面，补救了侯…     

中国哲学中的理性观念

在中国哲学中,体现于"思"的理性,首先与"心"相关。心之"思"既展开为具体的活动,又以理、道等为内容。从思维的趋向看,中国哲学视域中的理性,更多地呈现辩证的性质。与之相关,在这种理性形态中,认知意义上对事(物)与理的把握以及评价意义上对价值的判断和确认,构成了彼此相关的两个方面。与赋予认识意义上的理性(心之"思")以认知和评价双重内容一致,中国哲学对实践过程中的合理性(rationality)也作了广义的理解,使之同时包含"情"与"理"二重涵义。以上二重趋向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中国哲学对广义理性的理解。进入近代以后,传统哲学对理性的理解依然得到某种延续。在这方面,梁漱溟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对"理性"的诠释,可以视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理性观念在近代的回响。     

尊理性而道中庸:浅析《新世训》之于冯友兰哲学

<新世训>是一部根据于新理学世界观、并与其人生境界说相表里的生活方法新论,是"贞元六书"中唯一对"道中庸"和人伦日用之理进行充分阐述的著作.在冯友兰人生哲学的建构过程中,具有承启和转折的作用.作为一部泛伦理学的著作,<新世训>发展和更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论.在诸多哲学概念上,与<人生哲学>和其他"贞元之际"所著书之间存在着逻辑联系.<新世训>从尊德性到尊理性,完成了对宋明道学的超越,同时,又从重思辨到重觉解,实现了"新理学"的内在超越.     

严儒释之辨,破图貌之误——论戴震的佛学观

戴震是清代卓然的考据学大师和独具个性的儒者.拙文在简要回顾清朝前期佛教现状基础上,就戴震对于佛学的基本观点进行探讨.戴震既主张“老释同质论”,又反对儒释调和论,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佛学观;戴震不加区别地将老释并作批判鹄的,且严厉指责儒释融合,既有缺乏严谨之处,又有不够宽容之嫌.尽管如此,戴震为了“求观圣人之道”而不惧权威、大胆质疑的儒者情怀和批判精神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阅微草堂笔记》的时代文化特征

在中国文化的历程上,清代(清前期)处于由中古文化向近代文化悄然演进的阶段:一方面,清代统治者以文字狱与“钦定”、“御纂”,造成极为严酷的文化专制主义的表象,传统文化仍象梦魔一样纠缠着人们的头脑;另一方面,伴随着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复活和滋长,封建意识形态的理论结构已开始绽裂,其突出表现便是,封建社会后期最为完备和精致的哲学理论体系——伦理,已经“竭而无余华”,失去了对士子的强大吸引力。尽管清初统治者运用政权力量将程朱理学重新推上宗主地位,但是,在哲学思辨的领域,已再也不能产生朱熹、王阳明一类唯心主义哲学的大师,也再也无法诞生带有新鲜活力与巨大感召力的新的理论体系,与此同时,在哲学、文学等领域出现了蕴有近代文化趋向的思潮,这正是封建文化趋向衰微的标志。清前期文化的这一特质,必然地渗透于士人阶层的文化意识中,并多方面地从他们的文化活动中显现出来。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便从人-鬼-狐-神的志怪描写中,不同侧面地透露出清前期封建文化趋向式微的时代文化特征。     

论戴震本于条理思想的治学特色

戴震以"理"为事物的条理、规律,并将其条理哲学思想运用于各学科的研究。他的经学本于汉字条理,走上"由词通道"之路。通过对文字体用的分析,戴震沟通了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因声以求义。为使因声求义之法有章可循,戴震从发音部位、发音方法的角度探讨古音音转规律,从而使因声求义之法成为清代训诂学一大钤键。戴震的人伦道德研究本于人性自然条理,认为血气心知是人性的实体。有血气便有喜怒哀乐之情、声色臭味之欲;有心知,便能不惑乎所行。人伦日用无不本于血气心知。作为调节人伦事为的道德规范,自然也要本于人性。仁义礼智之德就是能达人之情、遂人之欲,而又无过无不及之失。戴震条理哲学思想体现在方志编修中就是严考地理沿革,理清一地的历史条理;不守陈规,根据山水人性的条理对编纂体例进行大胆创新。戴震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条分缕析,掌握了研究对象的不易之则,然后顺势而为,因而在多个领域做出了独特的建树。     

霍克海默与批判理论的早期规划

霍克海默认为,当时的哲学研究或者体现为一种经验实证主义,或者体现为与经验实证主义相对立的抽象形而上学,马克思哲学的解释也受此影响.批判理论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出发,强调从社会生活的历史性规定中展开内在的辩证批判,实现人类发展中的自决.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实现一种学科问的融合,重申政治经济学批判意义上的"批判"理念.     

一本与二本:也论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以《孟子字义疏证》为中心

一本论与二本论之争是戴震对程朱理学之批判的思想实质。戴震所谓"理"实则是流行不已的"气",这与程朱所谓"理"已经截然不同。虽然文章篇幅所限没有分析程朱理学可能存在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戴震用以反对程朱的"气"一本论所将会导致的命定论,事实上无法应对他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     

胡适的戴震哲学研究:拒斥形而上学

胡适从杜威实验主义思想出发,对戴震哲学作拒斥形而上学的解读,认为戴学是真正具有拒斥形而上学品格的新理学。这一研究具有反“五四”前后兴起的玄学之意义,具有启蒙精神     

明清之际哲人与基督教的人性论对话——兼论对话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

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就人性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对话,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看待人性与兽性的区别以及"灵"与"肉"的关系?如何看待基督教的"原罪"说和作为"善恶之原"的自由意志?道德之善是"率性"还是"克性"、是"复其初"还是在实践中生成?对话既使西方学者加深了对中国哲学人性论的理解,也从多方面启迪了中国哲人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李贽、徐光启、杨廷筠、王夫之、黄宗羲、戴震、焦循、赵翼等人的理论创造.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哲人既吸取了西方哲学的精华,又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加以淋漓酣畅的创新,从而把中国哲学的人性论提高到了一个比基督教哲学更高的水平.     

清儒会通传统与现代化思想的“义利合一”观

把儒学"义利之辨"的核心概念,置放在传统与现代化的比较视野中观察,可以看到儒学思想早在清末因西力入侵而融入世界性现代化进程之前,在明清之际到清代前中叶,尤其是戴震所领军并集大成的乾嘉新义理学,就已经先行迈向现代化转型了。以义利观为例,已历经了从义利对立的"贵义贱利"、到认同义利可以同趋的"兼重义利"转变过程,故清代思想可以被视为传统与现代的会通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