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期律师的身份及其管理体制

北洋时期的法律把律师定位于社会法律工作者，即自由职业者，与清末相比则是历史的进步。北洋政府受传统“无讼”观念和“讼棍”观念的影响，对律师制度仍存疑虑，突出强调律师的义务，确立了以司法机关监管为主，律师工会管理为辅的管理体制。     

中国文明的复兴和融合西方文明

中国的近代史是与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相碰撞和融合的历史，中国传统文明的复兴取决于合理地吸纳西方文明，同时作出新的创造。西方文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国文明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简单的“拿来主义”是行不通的。当我们吸纳某一部分的西方文明的时候，我们的文明的机体就会作出调整，或者会排斥这部分异体，或者要跟着吸纳其他部分的西方文明。从整体论的观点出发，考虑中西文明各自的特点，然后在吸纳的过程中作出创造性的转化，才是一条切实可行的复兴中国文明的道路．     

论生育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

“生育文明”,仅有4个字,内涵却颇为丰富。“生育”二字,不难理解,通俗地说,就是生孩子。而“文明”的含义则不像“生育”这样一目了然,此二字在现代汉语中属多义词。《辞海》有关“文明”的义项共有5个:犹言文化;指人类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光明,有文采;唐睿宗年号(公元684年);日本后丈御门天皇年号(1469-1487)。《现代汉语词典》有关“文明”的义项有3个:文化,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的;旧时指有西方现代色彩的(风…     

“文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的东亚

“文明”与“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明与“技术因素”（包括科学技术与管理技术或制度）相联系，而文化则与“非技术因素”相联系；文明具有可变性和传播的强迫性，而文化则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可选择性；文明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而文化则具备区域性的意义。西方现代的产权制度、法治体系、政治民主与参与等制度上的因素，都是“技术因素”，属于文明的范畴而不是一种文化。东亚地区现代化进程的主线是各个国家或地区对现代文明的态度以及引进的时间、机遇、范围及深度，而不是自身的或外来的文化因素的作用。从科技与管理两个方面的技术因素考察，不能断定世界文明的中心在２１世纪会转移到东亚。世界文明中心的转移决定于吸收眼下世界文明中心区的科学技术与管理技术的能力和以此为基础的创新的能力     

看待历史过程的形态观和文明观

俄罗斯协会中央理事会哲学部曾举办过形态与文明问题的“圆桌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看待历史过程的形态观和文明观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的。形态观揭示了历史过程的逻辑,而文明观则揭示了历史过程的多样性。需要对社会主义形态的特点问题及其与社会的文明状况(社会主义的民族特点)的对比,作专门的研究,等等。本刊将陆续译载这些论文,以飨读者。     

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研究

构建适应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需要的社区管理体制新模式,是一项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在简要回溯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历史变革的基础上,总结了现存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模式的问题,并结合历史和现状客观分析阻碍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症结点,认为创新社区管理体制改革,要继续调整社区管理的工作模式,充分利用社区现有的建设资源,加快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     

迈向三维正义的农民工社会管理体制

农民工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管理现实建设与理论探讨的重点与难点。本文依据南茜.弗雷泽的三维正义理论,分析农民工在文化身份承认、经济资源再分配、政治代表权方面的非正义境况,指出当前农民工社会管理体制的不足,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在户籍管理、社区管理、工会管理三个方面创新农民工社会管理体制的具体方案。     

文化与文明之辨

“文化”与“文明”这两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极其重要的概念,内涵虽有相互重合和相互渗透的地方,但却又大不相同。“文化”是人类超出自身之自然状态的诸多发明创造,而“文明”则是相对于人类自身的野蛮状态而言的;辉煌的文化成就或悠久的文化传统并非意味着文明的优越。只有弄清楚“文化”与“文明”的异同,才能理性地理解历史和把握未来。     

文化与文明

在科学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文明的定义。“文明”概念往往标志着整个人类共同的文化或其发展的现代阶段。在社会哲学文献中,野蛮期后面的人类历史阶段称为文明。摩尔根和恩格斯持这一思想。三段式“蒙昧——野蛮——文明”迄今仍然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概念之一。同时,文献中还常常出现以下定义:“欧洲文明”、“美国文明”、“俄罗斯文明”     

青少年现代社会管理体制与途径的文化学探析

青少年社会管理是人成为社会人并获得发展的起点,是国民社会化最基础的一环,是实施义务教育、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奠基工程。进入新世纪以来,高速发展的现代科技加剧了世界各民族文化间的文化冲突,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增加了增强民族文化力的紧迫感,中国青少年社会管理事业在增强民族文化力过程中的文化地位日渐突出,建立健全青少年现代社会管理体制任重而道远。如何以提高人的文化本质为目的建立青少年现代社会管理体制?如何实现青少年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社会合力最大化?提出了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科学性问题。其中,关于青少年现代社会管理体制发展的模式与途径是最重要的动态的与时代紧密相连的课题,本文试图从文化学的角度对相关问题给予探析,其意义在于探究青少年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科学结构,其目的在于提出研究视野。     

由大一、浑沌说礼－兼论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

“大一”，“浑沌”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概念或范畴，“大一”或作“太一”，“泰一”，实与“道”，“一”及“太极”同物而异名，“大一”主要指向自然，属天道，是关于宇宙本原的概念，而最终演化为天帝，“浑沌”由“大一”而来，则主要指向人类社会，属人道，是关于社会本原的概念，并最终演化为人（皇，黄）帝。人类社会乃由浑沌为始，一步一步分别，一步一步开通。分化浑沌，则男女有别，是礼现出，告别蒙昧，则排除血婚，是礼事现，战胜野蛮，则夫妇定位，是礼形生，礼器成。而随着群臣有正，上下，贵贱，等级有分，则礼制确立。于中是中国历史由浑沌，而三皇，而五帝，终于实现三代文明，总之，礼生于分别，成之文明，礼是中国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话题“文明与野蛮”作文导写与示例

作文题目 “文明”是具有较高文化的状态，“野蛮”是指蛮横残暴的行为或不文明的状态。“文明与野蛮”既可以指人的具体行为的特点，也可以指人类历史、社会的特点。     

纵论辽河文明的文化内涵与辽海文化的关系

文章从“辽河文明”的释义出发,从自然生态资源、多元经济形态、人类文明起源、区域民族文化和社会人文艺术等五个主要方面,阐述了“辽河文明”的独特地域文化内涵.认为“辽河文明”的命名,是基于历史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其本质特征是“文化特质”和“文脉基础”.而“辽海文化”的命名,则是基于地域文化学、人文地理学和方志学,其本质特征是“文化符号”和“文化表征”.二者的关系,不应当是如有些学者认为存在“非此即彼”的排他性,而是以辽河为“圆心”,互为表里的姊妹文化关系.辽河文明与辽海文化,就如同“黄河文明”与“齐鲁文化”的关系一样.由此提出“辽河文明”是“辽海文化”文脉基础的论见.     

从“两个文明”到“五个文明”

从叶剑英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到邓小平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再到江泽民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再到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即“四个文明”，最后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生态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今天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发展变化，对于新时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刍议我国法治文明的文化创新

近年来,社会管理创新对法治文明的文化创新提出了新要求。文章从法治文明的含义入手,认为法治文明的核心是保障公民权利;提出进行法治文明的文化创新之必要性在于,社会管理创新势在必行,必须设计出符合市场化、民主化进程的新社会管理体制,在法律层面就是要求实现法治,法治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需要在文化层面进行改良、吸收与借鉴;并从法律宣传、主体意识、幸福指数等方面提出了文化创新的基本思路。     

从古代世界文明之交流看文明的汇聚与传播

陈恒在《学术月刊》2007年第9期中撰文指出，人类交往的过程也是不同的文化汇聚、升华的过程。西部亚洲、中部亚洲在东方与西方文化交流事业中一直扮演着“桥梁”的角色。这些“桥梁”不仅传送东方文明到西方，而且也传递西方文明到东方；同时，“桥梁”自身独特的文化对东西方文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是属于“桥梁”本身的各文明之间也是互动的，从而产生了独特而灿烂的各种文化——苏美尔文化、巴比伦文化、波斯文化、希腊化文化、阿拉伯文化，等等。这说明，任何一种文明都不能封闭自守，一种文明要想永葆青春，必须积极吸收各种外来文明。如果一定要讲究文化的“纯正性”，那么反而会因世世代代近亲交配而有退化淘汰之虞。     

论新工业文明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工业化是人类走向进步和文明所不可逾越的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表明,传统的工业文明已经走到了尽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找到新的工业文明之路,使人类摆脱目前的困境,走向新的文明。21世纪不仅会成为一个经济发展多元化的世纪,也必然会成为一个文化多元化的世纪。我们认为,通过整合并激活中国优秀的文化资源,创造出新工业文明文化,使这种文化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深地融入到国际社会中,用先进和能得到广泛认可的文化理念,去影响和改造现存不合理和不公正的世界秩序。在实现新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天人合一”与生态文明

现代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日益凸显，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正逐渐被视为解决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精神良药。“天人合一”生态自然观，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视角，蕴含了与现代生态文明相吻合的自然观。本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人合一”自然生态观为典型表征的生态伦理思想进行了诠释和剖析，阐述了“天人合一”自然生态观的现代价值，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新时代文明进步方向与行动文化选择

在新的历史方位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以及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新时代文明指明了进步方向,明确了行动文化。全面理解新时代文明的进步方向,需要深入研究文明与文化动力关系,其中动力源泉在于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和文明形态的演进,而推动文明进步的总体性逻辑则在于以中华文明为基础的文明交流互鉴。在此基础上,新时代文明进步的时空跨越和行动文化方向选择,应以中国实践来打破“西方中心论”,在继承与开拓中实现文明元素跨越。同时,以新发展理念、“五位一体”构想和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性为指导,把握文明进步方向的总体性逻辑,并在行动中体现文化选择,为全球文明倡议谱写了新时代的新篇章。     

汤因比的文明理论

汤因比的文明理论包括对文明、社会文化共同体的起源、复兴或者产生等问题的深刻的哲学历史分析。汤因比的批评“绝对者的挑战”是“创造性的少数”的思想,对许多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