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再探讨——基于政策转移接续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视野下,政策目标应定位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缓解相对贫困、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四个主要方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在于路径衔接,具体体现为微观政策的转移接续。依靠乡村振兴战略接续推动长效减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需要把握多维扶贫、城乡扶贫、制度扶贫、社会扶贫四个战略重点,建立覆盖工农、城乡一体的扶贫体制,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要在保持脱贫攻坚政策总体稳定的基础上,从政策退出、政策加强、政策转化、政策新设四个方面展开研究,提出长效减贫的实现路径,重塑减贫政策体系。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还需要尽快明确政策过渡期限,重启新一轮扶贫改革试验,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加强扶贫领域国际合作。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

探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进展、问题及对策,有利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然而,四川省在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面临着产业发展支撑力度不足、搬迁后续问题逐渐凸显、脱贫村（户）与非贫困村（户）的政策不平衡突出、基层对政策依赖性极强、衔接的体制机制未理顺等问题。因此,建议完善产业发展的支撑保障、聚焦搬迁后续问题的解决、强化脱贫村（户）与非贫困村（户）的政策均衡、谋划相应政策的转型路径、实现体制机制的转型升级,以此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实现有效衔接。     

关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思考

脱贫攻坚是贫困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推进乡村振兴也有利于从根上改变贫困地区的面貌和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在乡村振兴的起始阶段,如何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建立可持续脱贫的长效机制意义深远.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应在战略、责任、政策、工作四个层面有效衔接,要重视战略部署和规划,坚持将"精准"思维同时贯穿两个战略,充分吸纳脱贫攻坚中具有实效的体制机制,政策上要做好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扶贫减贫"与"惠农支农"的衔接;在工作上全力推进产业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加大农村基础设施、人才队伍、乡风文明建设,以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脱贫攻坚夯实乡村振兴的基础.     

由点及面: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的战略思考

确保乡村振兴无缝链接脱贫攻坚,已经成为全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着眼整体治理视角可知,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呈现出了"由点及面"的特征,包括治理对象扩大化、治理任务丰富化、治理场域拓展化、治理资源全面化和治理思维合作化等内容。当然,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依然有着较多治理任务延续,如产业振兴立足扶贫产业发展、振兴主体队伍吸纳扶贫人才、文化振兴承袭扶贫扶智工作、组织振兴借鉴扶贫行动架构以及振兴机制传承扶贫治理经验。同时,为了开展更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工作,也要推进较多的治理升级,既要依托乡村振兴发展消解相对贫困,借助多元主体合作改变治理思维,也要积极尝试乡村振兴区域合作模式,并系统构建完整的乡村振兴制度体系。     

梯度推进与优化升级：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都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两者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脱贫攻坚改善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条件,以产业扶贫为抓手,提升了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为贫困地区创造了益贫式的发展环境,同时也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创新,为贫困地区的发展打下坚实了基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既巩固了产业扶贫的成果,又化解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的非均衡矛盾,有利于建立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从而巩固提升了贫困地区的脱贫质量,为进一步稳定脱贫攻坚的成果提供了新的保障。做好脱贫攻坚战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既要抓好梯度跟进、又要抓好优化升级,进而提出继续推广脱贫攻坚形成的经验、推进产业扶贫的优化升级、提供高质量的金融供给服务、提高农村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强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力度。     

资源禀赋、政策调适与乡村振兴的治理逻辑——基于“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的个案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贫困问题。脱贫不是简单地解决温饱问题,而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的工程。本文以资源禀赋和政策调适的理论视角,构建乡村振兴的治理分析框架,并通过对"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的个案研究,探寻乡村振兴的内在治理逻辑。研究发现,资源禀赋、政策工具理论可以对中国独具特色的扶贫"政策试验"实践进行学理性阐释。资源禀赋条件和政策工具各自对农民的脱贫减贫治理效果产生影响外,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交互现象。资源禀赋条件作为振兴乡村的基础性资源;而政策调适作为乡村振兴治理的行动机制,起着重要的保障性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相对贫困多维治理策略研究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的贫困样态发生转型,相对贫困问题日益凸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缓解新时期 的相对贫困是乡村振兴初级阶段的重要课题。 在分析相对贫困多维表征和治理困境的基础上,根据“三支柱”的治理策略,建 立了“制度供给—能力提升—机会公平”的分析框架。 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主要抓手,通过提升贫困人口可行发展能力,发挥基 本公共服务的减贫效应,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等路径,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提供可行参考 路径,为新时期实现乡村振兴目标提供理论借鉴。     

后脱贫时代脱贫村有效治理的实现路径研究

2020年国家脱贫攻坚任务就将结束,脱贫后脱贫村的振兴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要实现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因此,刚刚摆脱贫困的脱贫村亟需从治理有效着手推动乡村振兴。但脱贫村的治理面临着内生治理能力不足、行政化扶贫力量淡出、脱贫村内部矛盾激化以及乡村振兴的多重压力和挑战,亟待优化调整。实现脱贫村的有效治理可以从构建合作治理模式、重塑困难群体合法性、建立开放的农村治理体系以及强化村民内部政治参与等多个角度推进。     

新时代脱贫攻坚:特征、经验及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的成就,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脱贫攻坚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坚持精准扶贫方 略、汇聚脱贫攻坚合力、开发式扶贫大格局为重要特征的扶贫工作方法,蕴藏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建立中国特 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等丰富实践经验。 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需参考借鉴脱贫攻坚的 成功经验,其经验对乡村振兴作出有益的价值贡献,在完善乡村振兴制度体制、稳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乡村治理体系 改革等方面取得重大进步,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有效的治理保障。 时值建党百年之际,回顾新时代脱贫攻坚历程并总 结经验,既为解决相对贫困治理提供理论论证,也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经验指导。     

深度贫困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问题及对策

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之后,我国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时代。深度贫困脱贫地区是我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与关键,而其内生动力,则至关重要。深度贫困脱贫地区曾经历了持续长期绝对贫困,贫困亚文化机制形成并在脱贫后延续作用;深度贫困脱贫地区仍普遍存在集中连片相对贫困,贫困的邻里效应机制明显且强大;深度贫困脱贫地区长期受援被照顾,受益依赖机制程度不同存在与作用。通过突出劳动导向的预防返贫政策、消解贫困亚文化的负面影响、促进激发相对贫困户健康的家庭动力等措施,可有效提升深度贫困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中国农村的动态贫困：状态转化与持续——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微观数据的生存分析

利用1989-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通过生存分析研究家户贫困或非贫困状态的转变,以及转变发生前,初始状态的持续期限对这种转变的影响。结果表明:家户陷入贫困与脱离贫困的过程以非对称的比例同时存在,持续贫困或持续非贫困的时间长度对贫困状态转换的影响,因选择绝对贫困线或相对贫困线而呈现不同的变动趋势。而且,就贫困动态变化而言,尽管从绝对贫困理念看,贫困家户具有很大的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但从相对贫困的视角看时,却发现贫困表现出持续性特征,从而揭示了社会阶层的固化趋势。     

中国农村贫困动态特征及其区域差异

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利用Kaplan Meier法分析农户入贫和脱贫风险率并使用离散时间Cloglog模型考察了贫困状态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农户脱贫和入贫风险函数均呈现明显的负时间依存性;家中健康人口比例对于东部地区农户脱贫和入贫的概率影响最大;中等教育人口比例对于中部地区农户脱贫和入贫的概率影响最大;户主教育年限和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人口抚养比以及家中工作人口比例对于西部地区农户脱贫和入贫的概率影响最大。     

后2020贫困问题初探

作为发展中大国,后2020中国仍然存在贫困问题。考虑到世界各国经验和扶贫成效,结合中国国情,应根据人的基本需求变化来确定新的贫困标准,这既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通常做法,又能够体现中国扶贫成效。扶持对象更加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解决难啃的硬骨头。扶贫战略应推动反贫困走向城乡一体,因为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低保和扶贫两项制度一体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能够为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贫困问题奠定基础。后2020贫困问题的政策取向可以是区域政策解决制约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外部约束,开发式扶贫政策提升一般贫困人口向上流动的能力,精准滴灌式扶贫政策解除特殊困难贫困人口的特殊困境,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解决扶贫的“真空地带”。     

新世纪我国农村贫困的特征及未来政策选择

新世纪我国农村贫困现象的基本特征将由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 ,且相对贫困将逐步成为农村贫困问题的核心和扶贫开发的重点。因此 ,必须及时转变农业、农村及扶贫开发政策 ,通过制度改革和创新 ,建立起有效的反贫困治理结构 ,提高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生存能力和农业生产率 ,在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中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邻里效应对农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构建贫困脆弱性测量模型和Manski社会互动效应模型实证研究邻里效应对农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我国农村地区贫困脆弱性处于较低水平，2017年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较2015年有所提高，同时呈现不同区域和个体具有显著差异、非贫困群体中存在高脆弱性群体的特征；贫困具有邻里效应，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当期贫困状态和未来贫困状态均产生显著不利影响，个体关联效应与社区情景互动效应对贫困与贫困脆弱性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提高家庭人均纯收入发挥显著阻碍作用，对低收入群体发挥的阻碍边际效应明显高于高收入群体；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影响存在明显区域差异，东北地区邻里效应对贫困脆弱性不具有显著影响，在西部地区邻里效应对贫困脆弱性加剧边际效应高于其他地区。     

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研究

金融扶贫是贫困地区顺利脱贫的重要手段,在分析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的关系变化,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与扶贫政策对农村脱贫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在扶贫政策的影响下,金融支持对农村脱贫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变化趋势,在东部地区不存在显著脱贫效应,在中西部地区金融支持的脱贫效应显著存在。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力度,因地制宜推动区域间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金融发展在农村扶贫脱贫过程中的政策效应。     

水库移民多维介入型贫困的动态测度与致贫因素研究

将改进的A-F多维贫困测算方法与搬迁前后移民贫困状态的变化相结合,构建了“多维-动态”的介入型贫困测度体系,利用三峡库区农村移民的生计跟踪监测数据,对移民多维贫困指数和致贫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水库移民虽已摆脱高维度数贫困,但仍陷入低维度数贫困;工程建设并没有引发严重的冲击型贫困,然而水电开发也没能有效地缓解持久型贫困;搬迁前后移民所处的贫困维度有明显改变,且不同致贫因素对各类动态贫困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据此提出了完善非自愿移民贫困识别与退出机制,区分贫困各维度并精准施策,创新水库移民安置模式,将移民后期扶持与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有机衔接等建议。     

资本的培育:我国农村社区多维贫困治理路径

贫困现象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虽然近些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减少,但贫困现象仍然存在,尤其是农村社区。我国农村社区发展基础差、底子薄,贫困人口数量多且有返贫问题,治理难度大,可以说,我国扶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解决贫困的有效手段。然而事实证明,经济增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贫困,但却不能永久地消灭贫困。我国农村贫困不仅仅是传统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和制度安排问题。贫困与资本缺失密切相关,我国农村社区因物质资本匮乏、人力资本不足、文化资本缺乏、社会资本缺失而呈现出经济、人力、文化及社会权利多维贫困。基于我国农村社区资本缺失导致的多维贫困,通过增加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再生产文化资本、保障社会权利资本和建构社会关系网络资本来培育农村社区资本,是治理农村多维贫困的有效新路径。     

贫困线与我国农村贫困

农村贫困问题已成为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协调发展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对比国内外有关贫困及贫困线测度方法的异同,中国贫困线的划分应根据具体国情,因家庭规模、收入状况及地区分布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对我国农村贫困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对策建议。     

精准脱贫：中国治国理政的新实践

中国正在开展的精准脱贫攻坚战不仅仅是单纯地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经济社会行动,更是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发展之后,国家发展议程开始将社会公平列为其治国理政核心内容之一的新的政治实践。在扶贫场域通过“五级书记挂帅”的机制先行探索了党的集中统一权威的运行模式,强化了在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下“政府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由此可见精准脱贫攻坚战事实上是中国治国理政的新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