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

本文描述了民族认同在中国古代的表现形式,即通过认同儒家文化而认同一家一姓之王朝。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通过想象“中华民族”的历史,从而为“中国”命名,并且建构起我们的民族历史。而由于中国民族国家仍在建构之中,我们面临着很多思想上的障碍与争论,只有通过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文化认同的回归,才能把民族主义从一种情绪转化为一种思想。     

社会组织演进与北方民族中国认同的形成

北方民族大多在由前国家社会向国家演进的关键阶段，必须解决认同改造的问题。这一关键阶段恰逢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密切互动的时期，因此对中原王朝的认同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其自身认同改造的一种选择。中原王朝包容四夷的政治理念和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对北方民族的吸引力，促使后者在认同转换的过程中逐渐突出中原王朝认同，最终建立起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北方民族的中国认同是北方民族自身发展的合理路径，有其历史必然性。     

中国历史上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

瞿林东认为,研究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的统一进程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考察历史上各民族的历史及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发展;另一种是考察历史上人们在历史文化认同问题上的思想观念的发展;而从历史认同的传统、文化认同的传统等角度论述这种思想观念之发展尤其需要加强。许殿才对先秦到两汉时期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进行了考察,指出这种认同对以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巩固产生了积极影响。李鸿宾从西晋江统的《徙戎论》的冷落命运谈到隋唐“天下一家”的格局,认为排斥文化认同的狭隘民族观念并不符合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大势。向燕南认为,从10世纪到19 世纪的中国史,无论是分裂阶段,还是统一阶段,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意识都在不断发展和加强。周文玖论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大中华的民族意识对全民族抗战的兴起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坚持的深层次作用,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民族认同和民族精神的胜利。张越梳理了从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共同纲领》所展示的民族认同思想的发展脉络,认为确立正确的民族观,对促进全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论"以人为本"之"文化本体"

人的文化本体是人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根基,人的社会性、自然性和心智性等各种属性和本质,只有在文化本体的基础上,方能综合成为一个人有机的整体系统。因此第一,“以人为本”必须基于合理的“文化本体”,第二“以人为本”与“文化本体”相互作用,文化认同与人的同一性,“人本”即是人之“文本”,第三,中国人必须对中华文化本体关注和保护。     

"他者"之镜中的"自我"--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近代民族认同

近代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强大的“他者”———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落后,使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面临尴尬境地:一方面,如果要自强于世,必须全方位地追求现代性;另一方面,如果要保持本民族的独立品格,又需要对带有浓厚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现代性保持高度警惕。对于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近代中国既爱又恨,对于自身的文化传统,既忧又憎。处于自我与他者、传统与现代夹击下的这种双重困境,促成了近代中国民族认同矛盾品格的形成。     

全球性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身份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在非西方的民族文化与价值观层面引发出一种普遍的认同焦虑与危机。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具有现实必要性,但由于处于全球化这样复杂的历史语境之中,面临着诸多困难,对其建构应持有开放的态度,有必要采取切实国家策略,推动民族文化的新生,实现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建构。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

本文描述了民族认同在中国古代的表现形式,即通过认同儒家文化而认同一家一姓之王朝.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通过想象"中华民族"的历史,从而为"中国"命名,并且建构起我们的民族历史.而由于中国民族国家仍在建构之中,我们面临着很多思想上的障碍与争论,只有通过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文化认同的回归,才能把民族主义从一种情绪转化为一种思想.     

论跨界民族的多重认同

民族认同是民族的自觉行为,表现为一种归属感.跨界民族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在认同方面具有多重性,即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历史表明,在国际关系中,政治认同和社会认同的作用最为敏感,要处理好跨界民族问题.必须解决好跨界民族的多重认同问题.     

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思想史的视角——基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对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所做的审视

民族"历史"一旦承载太多的现实政治砝码,思想的民族史注定重新划分与书写。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与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流变具有内在学理一致性,二者都围绕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递嬗了如下轨迹:从狭隘的"普遍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以西方现代性为依托的政治民族主义,再转向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文化民族主义。必须承认,梁启超的思想转变是西学与东学、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等多重交互的必然结果,如今以梁启超为切点考察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演进,不仅在学理上契合着国际学界近年来"文明转向"——通过厘定"轴心文明"和"现代性"的关系来澄明"多样现代性"之进路,而且在历史和现实上契合着中华民族"现代"追寻的思想节点和"国家"形象塑造的"民族"语法。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必须以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建构为前提,以文明国家擘画为着力点,充分借助"自塑"与"他塑"双重力量,确保"外形"与"内神"同频共振。     

中华民族的中国认同意识及其影响因素

长期以来,在中华各民族人们的脑海中都客观地存在着一种忠诚、持久而且强烈的对“中国”的归属意识,即中国认同,它包含中华大地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四项基本内涵,它受到来源于传统的具有既定性、持久性和可继承性的“被给予”因素和与后天的对现实利益需求的被满足程度密切相关的“选择”因素的制约,对各民族人们的中国认同有着重要影响,从“被给予”和“选择”两方面入手,强化各民族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的中国认同,对于构建边疆社会稳定与民族和谐、祖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均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全”、“都”和“全都”

从实际语科出发，详细分析了“全”、“都”和“全都”用法的异同，总结了它们各自适用的场合。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辨"齿、牙"

一些大型字典、辞书或齿、牙不分,或认为牙是臼齿。依《说文》、古文献、动物形态,牙实为尖锐的犬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