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写诗要用形象思维

毛泽东强调“诗要用形象思维”,无论从诗歌创作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看,还是从唐诗与宋诗的对比看,亦或从诗歌的审美效果看,形象思维对诗歌创作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毛泽东运用形象思维创作的诗词,成为中华诗词史上一座震铄古今的奇峰,是弥足珍贵的“红色经典”与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毛泽东“诗要用形象思维”的诗学理论与创作实践,为当代诗歌的创作和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实际操作指南。     

古今“毛诗“:赋、比、兴

古代"毛诗"(<诗经>)开创了"比、兴"传统,当今"毛诗"(毛泽东诗词)继承发展了这一传统.毛泽东的诗论和诗词创作都足以说明"诗要用形象思维"、"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它体现了对诗歌本质的认识和对诗歌创作规律的把握,对诗歌鉴赏和诗歌创作以及今后中国诗歌民族化的发展方向都有积极的意义.     

论邓肃对杜甫的接受

邓肃是宋南渡时期著名谏官和爱国诗人,诗词文兼擅。其诗歌创作师承多家,而受李白、杜甫沾溉最多。南渡前邓肃以学李白诗为主,诗歌豪纵俊爽、磊落旷放;南渡以后,则以学杜甫诗为主,诗歌沉郁顿挫,雄浑劲健。他学习杜甫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实录"的诗史精神和以史笔入诗的艺术表现手法,把个人身世之叹与抒写家国之痛密切结合,诗歌充满忧患意识与感人力量,比前期追踪李白的作品更显厚实、凝重。在杜诗接受史上,邓肃的创作值得重视。     

庄昶的诗学观念及其理学诗初探

在"天机"和"自得"两种哲学思想的交互影响下,庄昶在诗歌理论中形成了"天机自得"的核心诗论.他将"天机之境"作为其诗歌创作的最高标准,也就意味着他要求在诗歌创作中将天理的表述作为其创作的核心.同时因为"天机"中包孕着自然的含义,所以他在强调天理的同时也并不排斥诗歌中对自然的描摹.他把"自得"作为诗歌通向"天机之境"的有效手段和验证诗歌是否达到这种境界的基本方式,这就意味着他重视诗歌创作中主体性情的介入.总之,他"天机自得"的诗论要求在诗歌创作中将天理、自然及自我情性三者巧妙地融合为一,从而达到"天机之境".在"天机自得"诗歌理论的影响下,庄昶创作了大量理学诗,这些理学诗既有哲学思想的玄妙,又具有诗人情性和艺术美感,摆脱了传统理学诗"语录体"和打油诗的弊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成为明代弘治、成化年间诗坛重要的一脉.     

辛弃疾诗歌新论

辛弃疾现存诗歌数量虽少,但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其创作的基本情况。鲍照、邵雍不如学界所论是辛弃疾诗歌创作学习的主要对象,而陶渊明诗的内容、白居易诗的朴拙风格对辛弃疾的诗歌创作影响巨大。从辛弃疾诗歌的理性思辨色彩、大量用典的特点以及运用"点石成金"的江西诗法进行创作等方面来看,辛弃疾诗是典型的宋诗。     

白居易诗歌对高丽文人李奎报影响研究

白居易是中唐杰出的诗人之一，其诗歌远播古代朝鲜、日本。白诗自新罗时期传入朝鲜半岛，高丽时期已然风靡文坛，出现了一批如李奎报、崔滋等文坛巨擘对白居易诗歌进行品评、模仿和创作。白居易诗歌影响李奎报诗歌创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李奎报创作了一系列追和白居易诗歌的作品，因视白居易为楷模而追和，并仿其神韵；李奎报晚年承袭白居易“感伤诗”,成为其诗歌创作重要的内容；李奎报模仿白居易“讽喻诗”,创作了一系列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品。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诗味意象的选择与诗美意境的创造

众多的研究者都强调诗歌的创作重在意境创造.本文认为,诗歌创作一开始就强调意境创造是抽象的、空洞的,诗歌的创作应是意象选择在先,意境完成在后,即起点在意象,终点在意境.由诗味到诗美,其实就是意象组合形成意境的过程.     

西南联大诗人群对奥登诗风的接受与转化

英国现代诗人奥登曾于1938年访问中国，他的诗学观念和诗歌创作带给中国诗人新的启示。奥登受到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用一种“临床”的手法来剖析社会、介入现实，使诗作带有明显的现实取向。在形式上，奥登采用“轻松诗”的体式处理严峻的现实题材，使诗歌呈现出反讽性的结构张力。奥登介入现实的诗学思想和轻松反讽的诗歌风格都影响了西南联大诗人群的创作，西南联大诗人群在接受奥登的时候也结合了中国的现实语境，将其转化为本土化的诗歌实践。探究西南联大诗人群对奥登的接受与转化，对于理解194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的形成有着积极作用，也有利于探寻西方文学资源对中国新诗带来的有益影响。     

论萧红诗歌的美学特色及其创作转向

从萧红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描写萧红儿时跟随祖父学习《千家诗》的视角切入，探索萧红的诗歌与古典诗词之间的内在联系。将萧红的诗歌创作带入新诗时代语境，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挖掘其诗歌的叠词美、意象美、色彩美、图式美等美学特色。从其诗歌中个人情感的弱势抒写、现实关怀的相对不足、高远境界的升华不足等方面，分析其诗歌存在的缺陷，考察其创作由诗歌转向小说、散文的内外之因，以及这一创作转向后她所取得较高艺术成就的原因，从而更好地全面把握萧红创作的美学特色与艺术追求。     

唐代题画诗对题画诗体例的开创之功

中国诗与画的融合在唐代取得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进展,唐代题画诗集中反映出了这种进步。它开创和奠定了题画诗的基本体例,使题画诗作为一种特殊的诗歌品类得以成立。唐代题画诗的开创之功主要表现在:它拓宽了题画诗的诗体范围,各体齐备,改变了前代仅局限于以四言和五言诗的画赞、咏画诗题咏的局面,尤其是以律诗评画,对诗与画的结合有重要的意义;在题画方式方面,出现了自画自题和画上题诗的题画方式,并基本完成了评画赏画手法上的探索;从题画诗人来看,唐代的杜甫、白居易和刘商为后人树立了三种不同意义的典范。唐代题画诗对题画诗本身的发展和中国文人画的形成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刘白诗人群的唱和活动及其诗歌创作——以刘白唱和诗的四次结集为中心

刘白诗人群的唱和活动从大和三年（829年）起至会昌六年（846年），历经19年之久。创作活动可以以刘白唱和诗的四次结集为主线进行研究考查，此期作品已不见早期兼济天下、关注民生、针砭时弊的社会责任感，而是处处可见的对当下苟安现状的满足，是对物质生活的享乐及追求，作品中充斥着“纵酒”、“醉舞”、“狂歌”、“追呼”、“大笑”、“谑浪”等字眼，已失去了唐诗阔达明朗、玲珑蕴藉之美，这一现象为宋诗风格的形成提供了可资变革的依据和范例。     

论朝鲜朝诗人白光勋诗歌的宗唐风韵

16世纪中叶后,朝鲜朝著名的“三唐诗人”——白光勋、崔庆昌、李达翻然改道而学唐,使得“宗唐”成为诗坛主流。白光勋的绝句具有盛唐风韵,尾联多散句单行,三四两句构成转合,他还善于借鉴盛唐诗人融情于景,言在意外的手法;其咏史绝句具有中、晚唐风味,内容取向上,类似中唐刘禹锡,着眼于现实,艺术手法上,类似李商隐,主意事,不主情景;其歌行在内容取向上,类似初唐歌行,大都写女子闺情、边塞、歌咏文人的高风亮节等。另外,其诗歌创作并不仅仅限于宗唐,其五言古诗具有魏晋风范;其歌行的体式特征类似南北朝及隋代的歌行,用韵上,则类似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的韵律特点。其诗歌存在模仿的弊病。     

刘禹锡“刺和”三题

长庆四年八月,刘禹锡由夔州赴任和州开启“刺和”生涯,刘禹锡的“刺和”生涯给和州留下了短暂的惠政,也给后世留下深刻的文学记忆。关于“刺和”起迄时间、“刺和”诗文创作和“刺和”影响颇惹争议。经逐一辨析后认为:“刺和”起讫时间为长庆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宝历二年冬;“刺和”诗文中《晚泊牛渚》写于赴任和州途中,《金陵五题》写于和州任内,《洗心亭记》非作于和州,《陋室铭》宜为刘禹锡所作,另有赠答白居易的佚诗未被今之《刘集》收录;“刺和”影响功非一代,至今仍有遗泽。     

乞灵白少傅 佳句倘能新——试论元好问对白居易的接受

金源著名诗人元好问对中唐诗人白居易颇为推崇。通过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元好问在思想上和文学上受到白居易的一定影响。元好问对白居易的这种接受，既是元好问的个人喜好所致，也是白居易在唐末至宋金时期较普遍地受到文人推崇的反映。元好问与白居易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唐代论诗诗的诗学价值及其意义散论

唐代论诗诗承前代发展而趋成熟。杜甫组诗《戏为六绝句》,开创了论诗绝句组诗体的先河,这种新的文学批评样式由此确定而盛行于世。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继承与发扬初唐陈子昂诗歌革新、反映现实的精神,直接以诗来发表对当时诗歌创作实际的观点、立场和主张。其思想倾向与艺术手法,或褒或贬,或破或立,或扬或弃,及时有效地引领唐代诗歌创作步入光耀风骚传统而健康发展的正确轨道,从而使唐代论诗诗呈现出一种承传风骚、反映时政的现实主义诗学精神,这对后世反对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诗风起到了典范作用。杜甫论诗绝句的组诗样式,开启了后世论诗绝句组诗体的不二法门。     

从屈原看白居易的人生哲学

人生挫折失意难免。屈原作为中国贬谪失意人生坐标。耸立在世代官场无数人的心头。看过屈原这么壮烈投水自沉的呐喊后r面对失意时,调适心情,选择乐活,这是汉代拟骚体龙蛇人生哲学的体现。与中唐韩愈、刘禹锡、柳宗元相比,自居易应该是运用龙蛇哲学最成功的一位。勤读儒家经典的中国读书人。应举入仕。期待经世济民。施展经国韬略的初衷应该是一致的;但遭受挫折后的转向则有所区分。韩愈贬潮州刺史嘱咐十二郎在瘴江边等着收骸骨。刘禹锡、柳宗元对屈原的接受是同声哀叹。经过早年《秦中吟》、讽谕诗。贬江州作的《江州司马厅记》,应该是自居易龙蛇人生哲学最明确的宣告。自此以后。自居易都以龙蛇哲学。追求知足保和。放达适意的人生。     

中、晚唐诗人“风”、“骚”情结简论

从中唐元稹、白居易写实派,到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风雅“美刺”比兴的积极倡导,再到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颂美讽刺”的文学主张,均是《诗经》精神的最好体现。至于屈骚精神,则得到了中、晚唐诗人普遍而自觉的接受。韩愈、柳宗元继承并发扬了屈原“发愤以抒情”的言说方式,揭露黑暗,反映社会,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杜牧、李贺、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优秀诗人,或追慕屈骚精神,或力仿屈骚作品,或承传“香草美人”,或同情屈原遭遇,屈骚精神得到了人们普遍的称颂与赞美,并取得“风骚共一源”的认同,尤其是屈原为唐哀帝诏封为昭灵侯之后,屈原形象则更是空前高大。     

艳体乐府诗的复兴

艳体乐府诗是指内容香软、风格艳丽的乐府诗。它的首次兴盛是在梁、陈至初唐时期。到了中晚唐,李贺、张祜、温庭筠、李商隐等人又大力写作艳体乐府诗,使艳体乐府诗复兴。其复兴的原因:一是补写六朝宫廷乐歌,一是模仿六朝乐府诗。中晚唐的艳体乐府诗基本上已不入乐,多是借南朝兴衰之史针贬现实。尽管他们四人都写艳体乐府诗,但在新旧题的运用和表现风格上有所不同。     

李白与孟浩然中后期交游新考论

以唐人神龙元年说为基点,在《李白与孟浩然初识交游新考论 》的基础上,对李白与孟浩然中后期的交游及诗歌进行了新考探,提出了李白与孟浩然中后期交游为：开元十七年秋,于溧阳作《游溧阳北湖亭瓦屋山怀古赠孟浩然》,是年冬于扬州作《淮南对雪赠孟浩然》;开元二十三年,作《赠孟浩然》的新观点和新系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