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福利的可再生能源R&D激励政策评价

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技术的R&D投资策略通常对企业价值和消费者剩余起到作用相反的不同影响,从而对基于社会福利的可再生能源电力R&D激励政策的科学制定带来挑战。针对旨在通过研发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技术从而垄断清洁能源新兴市场的两非对称企业,结合投资时机选择期权博弈和社会福利模型,通过数值模拟以分析社会福利与影响其变化的补贴政策及其它诸多因素间的动态变化特征并提出相应的可再生能源电力R&D激励政策建议。结果表明：若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在发电新技术R&D补贴和上网电价补贴政策的各组合应用中,企业间的R&D能力差距越大、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技术的初始价值越大以及R&D成本越高,政府越应该鼓励可再生能源企业进行合作研发,反之则应鼓励竞争;随着电价补贴的提高,企业间的R&D竞争应受到鼓励;一定范围内,R&D补贴和电价补贴均能提高社会福利。论文创新性地揭示出可再生能源电力R&D投资的最优投资时机选择、电价补贴政策组合与社会福利三者间应有的内在联动关系,为政府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有效激励和管理提供富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基于差异产品的政府最优R&D补贴策略研究

本文建立考虑产品差异的三阶段双寡头博弈模型:第一阶段政府选择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补贴率,第二阶段企业确定自己的R&D水平,第三阶段企业确定产品价格进行伯川德竞争。根据双寡头在第二和第三阶段是否合作,给出了R&D竞争、R&D卡特尔、共同实验、技术共享联盟和研究共同体等五种R&D策略,得到了相应的政府最优R&D补贴率。研究表明,当技术溢出程度较低且产品水平差异不大时,政府给予采用R&D竞争策略企业的补贴率不高于采用R&D卡特尔策略的企业;当技术溢出程度较高且产品水平差异较大时,结果则相反。在政府进行最优补贴后,从促进技术进步、扩大企业规模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来看,五种R&D策略中,共同实验最差,技术共享联盟和研究共同体则最优。     

基于差异产品的政府最优R&D补贴策略研究

本文建立考虑产品差异的三阶段双寡头博弈模型:第一阶段政府选择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补贴率,第二阶段企业确定自己的R8LD水平,第三阶段企业确定产品价格进行伯川德竞争.根据双寡头在第二和第三阶段是否合作,给出了R&D竞争、R&D卡特尔、共同实验、技术共享联盟和研究共同体等五种R&D策略,得到了相应的政府最优R&D补贴率.研究表明,当技术溢出程度较低且产品水平差异不大时,政府给予采用R&D竞争策略企业的补贴率不高于采用R&D卡特尔策略的企业;当技术溢出程度较高且产品水平差异较大时,结果则相反.在政府进行最优补贴后,从促进技术进步、扩大企业规模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来看,五种R&D策略中,共同实验最差,技术共享联盟和研究共同体则最优.     

我国R&D强度的影响因素——基于局部调整模型的实证检验

采用1991～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实证研究了影响我国R&D强度的因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影响R&D强度的5个因素:企业因素、政策因素、公共R&D部门、投资因素、经济因素;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设计了企业R&D经费投入强度、企业R&D人员投入强度、行业结构、政府直接R&D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公共研发部门R&D支出的力度、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人均GDP、GDP增长率、外贸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12个变量。以局部调整模型为基础设计了实证模型,通过分析实证结果,发现企业R&D经费投入强度、行业结构、知识产权保护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对R&D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基于NASH谈判模型的上下游企业R&D合作与协调机制研究

已有研究往往孤立地分析企业横向或纵向R&D合作问题,而现实中,企业有可能同时采用两种合作形式进行技术创新。针对这一现象,建立了上下游企业同时进行横向与纵向R&D合作的博弈模型,并与下游企业只选择横向R&D合作的情形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1)与下游企业只进行横向R&D合作的情形相比,同时进行横向与纵向R&D合作将带来更高的均衡产量、R&D投入水平和行业利润;(2)当R&D成本分担比例较低(较高)时,上游企业具有(缺乏)R&D合作动机,该结果与技术溢出水平高低无关;(3)当上游企业R&D成本分担比例较高或技术溢出水平较低时,下游企业必然同时选择与上游企业R&D合作。为保持合作的稳定性,通过构建基于满意度的NASH谈判模型,设计了上下游企业R&D合作的利益协调机制。算例表明,该协调机制能避免传统R&D成本分担法引起的合作冲突。     

政府R&D补贴对国家及区域自主创新产出影响绩效研究——基于中国28个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国家和区域自主创新投入产出的视角实证考察了政府R&D补贴投入对我国自主创新产出的影响绩效。研究结论表明:(1)我国政府创新R&D补贴投入政策对提高国家及区域自主创新产出有十分显著的影响,且通过对专利产出与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创新产出指标弹性系数比较分析,发现我国对专利产出R&D投入为规模报酬递减,对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为规模报酬递增;(2)我国政府创新R&D补贴投入对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和科研基础较好地区(如湖北高校、科研院所较多)自主创新产出影响的弹性系数整体上明显大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这说明我国政府R&D补贴投入对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和科研基础较好地区自主创新产出影响绩效要高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其中我国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和湖北等地创新绩效较高。山西、新疆、甘肃、青海、广西和四川等地创新绩效较低。     

具有双向溢出效应的上游企业R＆D政策研究

本文在具有纵向关系的两个上游企业和一个采用Leontief生产技术的下游企业的框架内,研究上游企业具有双向溢出效应的R＆D政策.政府应鼓励兼并、补贴上游企业的R＆D,并加速R&D成果扩散.     

金融危机、政府补贴与盈余操纵——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3~2011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金融危机背景下,上市公司是否为获取更多政府补贴进行盈余操纵及其经济后果。结果发现:(1)负向盈余操纵的公司获得更多政府补贴;(2)金融危机之后,负向盈余操纵与政府补贴关系更强;(3)公司使用负向盈余操纵获取更多补贴,会降低政府补贴的边际价值,且操纵程度越大,政府补贴边际价值越低。进一步检验还发现,盈余操纵至亏损状态的企业获得更多政府补贴,而盈余操纵降低政府补贴边际价值现象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样本中。该结果说明,政府在对企业进行补贴时,需考虑其可能存在盈余操纵,借助非会计信息以提高补贴的科学性,降低政策性风险,以促进补贴资源更加合理配置。     

政府补贴、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研发决策

本文将企业研发行为分为"是否研发"和"投入多少"两个阶段,就政府补贴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进行研究.理论方面,构建企业研发决策的两阶段模型,讨论了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机制.实证方面,以中国工业企业为对象,选择Heckman两步法和2SLS分别处理了样本选择性偏误及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对来自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的分类样本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所有权性质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存在一定差别,国有企业面对优惠政策的倾斜和需要担负的社会责任,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概率较高,但由于特殊的产权关系和预算软约束等原因,缺乏扩大研发投入的动力;对于治理机制完善的外资企业和处于市场竞争弱势地位的私营企业而言,政府补贴的研发激励效果更为明显.     

吸收能力、研发合作创新激励与补贴政策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具有吸收能力的非合作研究与发展博弈模型,比较了有和没有吸收能力情况下的R&D投资影响,结果表明有吸收能力的企业R&D投资要更高,接着探讨了产品替代与互补关系下的技术溢出选择对产业的影响和社会最优选择的R&D投资水平及其补贴激励政策。     

双寡头R&D合作与非合作时的最优溢出

本文考虑一个双寡头模型,其中两个企业都从事存在溢出的R&D活动。每个企业在产品市场上进行竞争之前,首先确定自己的R&D投资。根据在R&D阶段和产量阶段是否合作,讨论三种情况下使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溢出水平。在每种情况下,都讨论了溢出的变动对R&D支出、产量、利润、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研发项目投资决策与最优政府补贴研究

补贴是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政府采取研发项目资金补贴策略的基础上，构建政府和企业家双方博弈的不确定性投资与融资模型，并给出博弈均衡下最优投资时机、投资成本、融资策略以及最优政府补贴的显式表达式。研究发现企业家的债务协商能力会影响到政府对企业的补贴策略，只有当企业家在债务市场拥有一定议价能力的时候，政府补贴才能有效缓解研发项目的投资不足问题。另外，随着企业收益流的不确定性的增加，均衡下政府补贴出现先增后减的趋势，政府应尽可能根据不同风险的研发项目来采取补贴策略。本文的结论从理论上丰富了已有研发补贴政策的研究，为政府更有针对性实施补贴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考虑决策者期望的企业R&D项目投资路径演化博弈研究

企业在对R&D项目投资时的路径选择行为受到决策者期望的影响。本研究在分析R&D项目投资路径及其决策者期望的基础上,根据政治关联性将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构建了考虑决策者期望的企业R&D项目投资路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表明：民营企业是否选择最优路径的策略影响着演化均衡;对民营企业来说,初始投资额差异对该类企业选择最优路径的概率的影响完全一致;乐观决策者的数量、群体规模、决策者期望差异和初始阶段的投资额差异对两类企业选择最优路径的概率的影响程度不同。影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路径选择的主要因素是乐观决策者的数量、期望差异和初始阶段投资额差异。以上结论有助于企业和政府更好地进行管理策略实施。     

绿色耐用产品的节能补贴合同设计

通过建立“政府-企业-消费者”三阶段的博弈模型来研究节能补贴政策对绿色产品设计的作用机理,并给出了政府在两个目标(最大化单位产品节能指数或最大化总节能指数)下节能补贴合同的最优设计.此外,论文还分析了企业利润和消费者剩余总量在两种合同下的差异,结果表明:当补贴预算较低时,两种目标下的最优合同是一致的,此时企业和消费者并没有从节能补贴政策中获利;在最大化总节能指数的目标下,当补贴预算较高时,企业和消费者皆从节能补贴政策中获利.     

内生溢出与R&D竞争、合作的激励问题

在AJ模型的基础上,将技术溢出率作为内生变量.当政府采用平衡预算后,企业依次决定均衡R&D水平、溢出率和产量.如果企业共同决定R&D水平和外溢率,则可以避免技术共享中的"囚徒困境"问题.但是,在创新组织的选择中,社会福利与企业利润之间存在矛盾.     

政府的公共补贴对风险投资的促进作用

结合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契约设计和存在双边道德风险的激励问题,考虑在风险投资者和创业者之间的最优契约关系中,政府的公共补贴对风险投资者和创业者之间的收益关系的影响。发现在风险投资者和创业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财富传递效应",即政府对风险投资者投资损失的补贴可以增加创业者的期望收益,因此这种补贴政策可以激励更多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投入到创业活动中来。在没有政府公共补贴时,一些因投资价值相对较小而无法获得风险资本投资的项目,在有政府公共补贴后能够获得风险资本的投资,即政府的公共补贴不仅能增加风险资本的供给,也能增加创业企业对风险资本的需求。     

强制性约束下企业信息安全投资与网络保险的最优决策分析

研究了强制性约束下企业信息安全投资和网络保险的最优决策问题,对比了可观测企业损失和不可观测企业损失两种情形下基于破产概率约束的最优安全投资和网络保险保费厘定。研究结果表明：在可观测损失和公平保费情况下,当最大化单个企业的期望效用时,存在最优安全投资额,并且政府补贴和强制性约束都可以激励企业增加安全投资;但是当最大化所有企业效用时,只有强制性约束才能增加企业安全投资使得总效用最大化,并且企业的最优安全投资与损失的可观测程度无关。在不可观测损失情况下,当最大化单个企业期望效用时,企业的安全投资增大,而最大化所有企业效用时,存在正网络外部性,即任何企业均不敢轻易的减少安全投资,即使同在一个网络中的其他企业减少了安全投资。此外,在破产概率约束下,随着保费的增加,当损失可观测时,企业的安全投资也增加,但期望效用减少了;而当损失不可观测时,企业的安全投资和期望效用均减少。本文所得结论对政府设定强制性标准,以及企业利用安全投资和网络保险进行信息安全风险控制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双渠道回收模型及政府补贴作用研究

目前我国的大部分废旧电器电子产品没有得到环保回收,回收市场上存在以有拆解资质的回收处理商为主导的正规渠道和无拆解资质的回收处理商主导的非正规渠道。鉴于此,本文建立了双渠道回收竞争模型,刻画了两种渠道各自的回收处理途径和盈利模式,给出了均衡时的回收价格和翻修比例,讨论了不同竞争情景下政府补贴的影响。结果发现当补贴额度较低时,政府补贴可以有效刺激回收量的增长、扶持正规企业的发展,但随着补贴的提升,补贴对回收总量的刺激作用减弱。研究还发现当翻修品价格较高时,旧货市场的存在可以帮助正规企业牵制非正规拆解商的发展,同时提高翻修质量门槛可以限制废旧品流向非正规处理渠道。     

政府生产性补贴是否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基于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的微观计量分析

为分析生产性补贴是否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本文选取2003~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8649个样本企业的微观面板数据,首先采用Logit模型、FractionalLogit模型初步分析生产性补贴与企业出口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然后,基于二者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本文进一步使用"倾向指数匹配方法"(PSM)分析生产性补贴与企业出口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生产性补贴与企业出口行为之间不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还存在着显著的单向因果关系,即生产性补贴既是促使潜在出口企业做出出口决策、也是促使在位出口企业提升出口密集度的原因,总体而言,生产性补贴确实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行为产生了正向促进作用。最后,本文提出了以促进企业出口为目标的政府补贴政策实施建议。     

非对称管制下垄断企业R&D投入决策研究:价格竞争模型

本文旨在探讨非对称价格管制对于双寡头市场上企业R&D投入决策的影响.通过构造无管制基准,对不同管制环境下价格竞争的均衡解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非对称价格管制会对企业的R&D投入产生影响,政府许可的价格下调幅度δ的大小决定了影响的方向:(1)当δ足够大时,在位企业和新企业都会增加R&D投入;(2)当δ较小时,在位企业会选择减少R&D投入,而新企业决策者仍会选择增大R&D投入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