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蒙古文学的民族性与国际性》

《蒙古文学的民族性与国际性》①是蒙古当代著名作家Л·图德布的一部文艺理论著作,1982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用俄文出版。Л·图德布的许多作品都译成俄文,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作家,而且写出一系列文艺理论性著作,如:《高尔基与蒙古文学》(乌兰巴托,1968年)、《蒙古人民革命党在文学艺术领域的政策》(乌兰巴托,1971年),以这个题目Л·图德布于1967年在莫斯科通过了副博士论文答辩。作者的第三部文艺理论专著是《蒙古文学的     

人的自觉性的表现——《典论·论文》理论意义再认识

将曹丕《典论·论文》论述的问题作为整体理解,并将它放在具体的时代文化背景中来认识,不同意学界将《典论·论文》看作“文学的自觉性的表现”的观点,也不同意将“文学的自觉”与“为艺术而艺术”作不同质的理解,认为“文学的自觉”在本质上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典论·论文》是“人的自觉性的表现”,同时也为“文学的自觉”揭开了序幕。     

论语言符号的可论证性、论证模式及其价值

论语言符号的可论证性、论证模式及其价值李葆嘉引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１］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从那以后，国外的大多数有着索给尔倾向的著作，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论述着与之相关的问题。然而，也有些学者，包括他的学...     

夸美纽斯教育学中的美育因素

杨·阿姆司·夸美纽斯是捷克的著名教育家.著有——《语学入门》、《大教学论》、《母育学校》、《世界图解》和《泛智学校》等教育专论.而《大教学论》是他的代表作,也是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教育学著作,在教育发展史上有很大的影响.《大教学论·致意读者》开篇便指出:“教学论(didactic)的意思是指教学的艺术”,这是“一种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类的全部艺术,这是一种教得准有把握的艺术”;“并且     

裴頠《崇有论》校释

裴頠字逸民,是晋朝的“名士”,也是一个政治上的重要人物。在当时各政治派别争夺政权的斗争中,为赵王司马伦所杀。他的著作有《崇有论》和《辩才论》。《辩才论》大概是讨论当时所谓才性问题的,还没有写成,他就被害了。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崇有论》,《晋书》把它完全载入裴頠的传中。《晋诸公赞》说:“頠疾世俗尚虚无之理,故著崇有二论以折之。才博喻广,学者不能究。”(《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照这个说法,《崇有论》共有两篇。《惠帝起居注》说:“頠著二论以规虚诞之弊,文词精富,为世名论。”(《世说新语·文学》注     

《蒙古文学发展史引论》出版发行

我校学报编辑部巴·苏和编审的学术专著《蒙古文学发展史引论》一书于 2 0 0 0年 8月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此项成果为内蒙古自治区“32 1人才工程”科技资助项目。本书由以下内容组成。绪编·蒙古文学发展史研究概述 :第一论·蒙古文学发展史研究及文学史著作概述 ;第二论·当代蒙古文学发展史编撰问题。第一编·蒙古文学主潮论 :第一论·蒙古族史诗文学主潮 ;第二论·蒙古族历史文学主潮 ;第三论·蒙古族训谕文学主潮 ;第四论·近现代蒙古族说唱文学主潮 ;第五论·现代蒙古族启蒙文学主潮。第二编·蒙古文学现象论 :第一论·蒙古族…     

高尔基是怎样教育儿子的

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是怎样教育和培养儿子的呢?俄文版的《高尔基和儿子》一书中的《高尔基和儿子的通信集》部分,向我们展示了这位伟大的世界文豪生活中的另一个有趣的世界。马克西坶·阿列克谢耶维奇·彼什科夫(1897——1934)是高尔基的独子(高尔基原名为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高尔基是笔名,生有一子一女,女儿卡佳年幼多病,不幸夭折)。马克西姆生于一八九七年,一九○六年随母亲侨居法国巴黎,在巴黎     

魏晋南北朝小说理论简论

一、“言乎政化”——小说与政治。 魏文帝曹丕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很注意文以致用,在他的《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著名论断,把文学和事功相提并论,是着眼于国家的治理与政治教化的,这个观点无疑会对小说理论发生影响。所以,魏晋南北朝的统治者和上层人物都很重视小说。魏文帝本人就是一个好读神怪小说的才子。《列异传》旧署由他编纂,不一定可信,但至少与他有点关系。著名文学家曹植也是一个小说的热心读者,史书记载他“日诵俳优小说数千言”。曹植能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表明他很有才学,也说明小说很流行。他     

钱谷融接受高尔基文学思想之反思——以《论“文学是人学”》为例

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学者在建构当代文学批评时,对俄苏文学批评多有接受,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对高尔基文学思想的接受就是例证。钱谷融之所以选择接受高尔基的文学思想,与当时的文学环境和政治环境有关。在高尔基的文学思想中,钱谷融又偏爱其人学思想。钱谷融对高尔基的接受,是一种阐发式研究,这种接受方法对中国比较文学批评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试论在小说中对于第一人称的运用

作为表现作品形式之一的第一人称手法,曾被狄更斯用来写过七十五万字的鸿篇巨制《大卫·科波菲尔》,也曾被鲁迅先生用来写成过八百七十二字的《一件小事》。出现过普希金《驿站长》、《上尉的女儿》以及狄福的《摩尔·弗兰德斯》、勒萨尔的《吉尔·布拉斯》,夏绿蒂·朗特的《简·爱》等优秀作品。固然,在我国古代,由于小说一般都是为“说话人”服务的“话本”,为赢得观众,说话人为叙述方便起见,多采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法,以致第一人称的方式在我国古典白话小说中不多采用,但是,作为“案头文学”的文人作品中,第一人称的手法依然为一些人所采用(如唐代张文成的《游仙窟》和晚清吴趼人的《二十年     

曹魏政治与《典论·论文》

《典论·论文》历史地存在于曹魏政治这个语境中 ,与它关系至深。具体而言 ,则《典论·论文》表现的以才情衡人论文的新标准与曹魏政治中“唯才是举”的用人标准互为表里 ,其批评“文人相轻”又与曹魏政治中的打击“阿党比周”相呼应。两汉德治主义与两汉文评的道德评价同曹魏能治主义与此期文评标准审美化 ,形成鲜明对照 ,又逻辑地证明了这一结论。再者 ,曹丕的政治身份与文学身份的纽结 ,亦使这一关系不仅是可能的 ,也是现实的     

“风骨”等于“风格”吗?——与李树尔同志商榷

文化大革命前,《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曾就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篇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对风骨的解释,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这篇文章里,我不想对过去讨论中提出的各种不同观点进行全面论述,只是就李树尔同志在《论风骨》一文中阐述的“风骨”即“风格”的理论提出些质疑,以求教于有关方面的专家。 李树尔同志在《论风骨》一文中说:“综上所述,‘风骨’就是风。风,对于某一个作家来说,是指他的创作风格;对于一系列相类似的作家来说,是文学潮流或流派。就广义而言,还有阶级的、民族的、时代的风格。风格即人,在阶级社会中,人都是阶级的人,因此,风格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倾向牲。”     

论《洪范》的法学意义

从法制史的角度看,《尚书·洪范》含有丰富的法学内容。甚至可以说,它是一部类如现代宪法的根本法性质的法典。这并不是我们标新立异。古代学者早已作过这样论断,只是他们没有使用“宪法”这个术语而已。《尔雅·释诂》:“洪,大也”;“范,法也”。《尚书》的伪《孔安国传》说:“洪,大;范,法;谓天地之大法。”“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规范也。”     

《文心雕龙》对山水文学的态度

中国的山水文学,虽然在《诗经》、《楚辞》中已孕育了胚胎,但正式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实起于晋宋之交。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代替了东晋的玄言诗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大事。山水文学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就以刘勰所处的齐、梁为例,《文心雕龙·通变》说:“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南齐书·文学传论》也说:“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论之,略有三体。”并具体说第一是沿袭谢灵运的一派,第二是追踪傅咸、应璩的一派,第三是倣效鲍照的一派。梁代裴子野《雕虫论》讲当时文学,也     

“六朝故都”与“六朝文学”中的“六朝”

<正> “六朝故都”指的是我国著名的六大故都之—的南京.《小学绀珠·历代类·六朝》:“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文学”则指的是我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此一概念起于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前者为地理概念,后者属于文     

壮族传统文化本源论

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顾炎武(1613—1682)有个著名的论断:“壮,乃旧越人。”顾氏此一论断,迄今已为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及历史学资料所证实。越人,如果以考古学资料而论,距今六七千年前即以其具有鲜明文化特点的“河姆渡文化”区别于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的诸文化。大约晚至新石器时代,越人已经遍布于现在中国长江以南的大部分省区。如果以文字记载而言,“越”一称最早出现于西周(前1027—前771年)。《竹书纪年》记载周成王二十四年(前1000年)“于越来朝”;西周铜器铭文也有周王巡视南国在“夔(?)”的记录。“夔(?)”即是后来的史书所说的“夔越”。结合1977年在河北省平山县出土的《中山王鼎铭文》将“越”写作“(雨于)”,以及《史记·楚世家》另本将     

论钱谷融先生“人学”思想的演进

在钱谷融的文学思想中,影响最为深远和最为突出的是他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想,其标志和成熟的代表作应是《论“文学是人学”》.但在这之前,钱谷融却经历了一个较长的“人学”探索阶段,以时间论之,是1949年建国后开始的;以逻辑起点论之,则是其早年所形成的人生观和文艺观;以演进过程来看,经历了“人”的认识深化、高尔基的“人学”思想追寻和“人学”思想成熟之初步显示的三个阶段.     

谈《论语》的文学语言特色

《论语》是先秦诸子散文的开端。刘熙《释名·释典艺》中曰:“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已所欲说也。”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由此可见,《论语》是一部重点记叙人物言语的书。“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因此,研讨《论语》的语言特色(特别是对话语言),是研究《论语》文学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     

陆机《文赋》的艺术辩证意识

陆机的《文赋》产生于魏晋“文学的自觉时代”是继曹丕《典论·论文》之后,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又一丰碑。《典论·论文》用“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来高扬文学的价值与地位,虽有划时代的贡献,其着眼点毕竟仍是文学的社会功能,而且与汉儒论诗一脉相承,依然是对文学社会作用的失度夸张。《文赋》则由这一传统视角移向文学自身,首次揭橥了其“缘情”特征,并对文学创造过程的诸多问题发表了精辟独到的见解,从而实现了对前代理论的超越,标志着文学自觉观念的深化与成熟。     

论孙武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兵法》中一个极重要的命题。古今中外,许多军事家、军事理论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对此都十分重视。《管子》、《六韬》、《吕氏春秋》、《后汉书》等许多古代著作都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现代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英国的亨利·利德尔·哈特(1895—1970),在他的《战略论》一书的扉页就引用了孙子兵法》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名句,认为最完美的战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他的“间接路线”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受孙武这一思想影响的。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