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地震的媒体报道看网络时代的危机传播过程

危机传播研究是上个世纪中发展形成的新领域,其首要责任就在于帮助政府和组织机构提供危机应对计划、促进媒体协作、缓解公众心理压力、树立良好的外部形象.危机传播的过程包括危机潜在期、突发期、蔓延期和解决期四个阶段.根据该四段论模式,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探讨四川地震报道过程中媒体的新特点,以及应该引起传媒关注的新问题,如危机潜在期的防患于未然;危机突发期不同传播渠道的互补;国内外危机报道方式的比较;危机解决期对于危机形成因素的进一步分析,以及危机报道对儿童的影响问题.     

从汶川与海地地震灾难危机传播管理的比较看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体制

当今世界,频发的重大突发性危机事件正集中而尖锐地考验着政府和媒体的决策与应变能力.基于汶川地震和海地地震的媒体呈现,比较分析两次灾难危机的传播管理,研究媒体自身的社会责任和作用在不同体制下所发挥的殊异效果,探索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体制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煤炭企业危机传播中的角色担当

针对煤炭企业危机传播过程中政府、企业、媒体、公众四个主体各自扮演什么角色及责任担当问题,从煤炭企业身份变化、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入手,结合新时期舆论环境和受众的新特点,研究了大众传媒在传递信息、反映和引导舆论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强大力量,对四者在煤炭企业危机传播过程中各自的角色担当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品牌危机中微博网络与声望博文特征研究——以“麦当劳过期门”事件为例

品牌危机中的微博传播是近期研究的热点问题.本研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揭示了在品牌危机中微博转发网络与回复网络的结构图.在此基础上,探索了两个网络的声望微博主的品牌危机传播博文在类型框架、主题、归因、修辞四个方面存在的差异,提出声望微博主的属性、微博转发/回复功能特点和跟随者行为动机是影响品牌危机中博文被转发或被回复的主要原因.     

政府危机新闻信息传播的评估知识框架体系探寻

政府危机传播中新闻信息的有效评估必须建立在有效的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之上,但有效的评估指标的确定是离不开评估知识体系的确立,从政府危机新闻传播管理体系入手,重构政府危机新闻信息传播的评估知识框架,认为政府危机新闻传播的知识框架体系,应立足于网络新媒体参与的媒体群落的新认识,进行以政府为核心、以危机信息传播主体关系为导向的评估知识框架的建构和梳理,从知识体系的角度来深层次、理性地把握政府危机新闻信息传播的内在机理,为建立有效的评估指标体系创造有利条件。     

把握危机传播特征 做好危机事件报道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危机事件频发,在危机传播中,各种信息符号常常处于混乱状态,各种信息复杂,难以求证,传播系统也失去常态。要避免危机事件造成社会损害,需要政府和媒体提高认识,运用危机传播理论,做好危机报道:政府要提高媒介素养,充分利用网络做好危机传播;媒体要建立危机传播预警机制和危机信息传播机制;要充分发挥传统媒介议题建构的作用;危机事件后,要做好危机传播的效果评估。     

从汶川大地震看中国的危机传播

汶川大地震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最大的一次灾难性危机事件,也是对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以及对中国新闻传媒的危机传播能力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应当说在危机的爆发期内,中国政府和媒体都交出了一份令世人满意的答卷,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在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方面的巨大进步,受到社会公众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目前,已进入危机的恢复期,认真评价和总结在这次危机事件中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的经验教训是危机管理的题中之义,对于提高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的能力和我国新闻传媒危机传播的水平亦具有重要意义.     

危机传播在风险社会中的作用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风险和社会危机，人类在反思与规范自身的行为之外，必须寻找一些适当的途径来解决问题一当今社会，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而社会危机事件的产生与解决也部与传播相关，因此，危机传播在化解社会风险和解决社会危机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危机传播在中国并没有受到重视：危机传播中信息提供者之间存在矛盾；忽视对公众进行日常的风险教育；大众传媒在危机传播中存在消极作用．指出危机传播机制应该注重信息的时效性、重视对信息的把关、保持传播渠道的畅通，这不仅是大众传媒在危机传播中应该尽力做到的，更是构建和谐社会所要求的。     

环境守望——危机传播中大众传媒的核心功能

危机常态化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大众传媒不仅是危机信息传播的平台,还具有放大和扩散危机事件的社会影响力.环境守望是大众传媒在危机传播中的核心功能,衡量守望是否实现的标准是所传播危机信息的质量即危机信息的真实性、时效性和准确性.政府观念的转变和传媒职业的自律是大众传媒环境守望功能实现的关键.     

SARS事件与中国危机管理体系建设

SARS在中国和世界的流行从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变成了具有多重意义的复合型危机,这场危机是对中国新一届政府的一次严峻挑战。如何有效解决SARS危机,也是对转型期中国危机管理体系的一个考验。文章首先从危机管理的角度分析了SARS危机在中国的演变过程和三个特点,然后提出了当代中国危机管理体系的一个基本框架,并结合抗击SARS危机对政府功能、媒体与公众沟通、社会网络以及法律框架等四个方面对这个体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网络舆情生态系统运行的动力节点解析

网络舆情生态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态系统,系统内舆情主体因素、舆情客体因素及舆情环境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发生着多维度、多层次、立体化的互动。研究从“生产——传播——消费——分解”四个关键节点来解构网络舆情生态系统的动态运行过程：生产动力驱动网络舆情的酝酿生成;传播动力推动网络舆情的扩散升级;消费动力拉动网络舆情的集中爆发;分解动力催动网络舆情的消退与转化。这四个动力节点是探究网络舆情生态系统运行机制的重中之重,也是有效化解舆情危机、实现网络舆情生态治理的逻辑起点。     

应对重大危机:政府信息如何传播与管理——由"汶川大地震"引出的思考

美国学者费姆·邦茨说"一个有效的传播不仅能减轻危机,还能给组织带来比危机之前更为正面的声誉".本文通过对"汶川大地震"中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传播情况的研究,探讨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在重大危机事件应对中的价值和作用、所取得的进步和变化以及需要改善和提高的策略.     

网络媒体在危机报道中的优势和问题研究

现代社会飞速发展,各种不稳定因素也日益增多。面对各种天灾、人祸,如何抵御灾难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危机管理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由于信息在危机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危机传播和危机报道的重要性亦随之凸显了出来。文章以2008 年网络媒体对汶川地震报道为背景,结合当前媒介环境的变化,在已有的一些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理论和实践研究基础上,探讨网络媒体在当前危机传播中发挥的优势作用及其发展和规制。     

公民服务：社会变革中的政府传播理念

社会变革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图景。社会变革中政府信息传播的公众视角应该是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视角和作为公共关系对象的公众视角的结合。政府行为的权利主体始终应该是公民。这也决定了公民利益应该成为政府传播的价值出发点,为公民服务应成为政府传播的核心理念。而实现这一理念就必须保证社会信息系统的高效运转,制衡社会传播力量和对弱势群体在信息传播领域的扶助,同时注重政府自身的效能提高与形象的维护,推进政治文明。     

论新闻传播对社会认同感的建构

新闻传播在全球化语境下对个人与社会认同感的建构具有独特和重要的作用。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发展过程的时空建构,社会认同感作为一种感应与评判事实与观点的社会心理建构,两者在社会建构的整体过程中互构。新闻传播中传者本位与受众中心的脱节错位,亟待重构两者间相互尊重与理解的认同感。新闻传播中框架刻板与多元话语的冲突失衡,亟需重构社会成员对时代语境的理性认知。     

跨边界传播:现代危机的本质特征

现代社会及其运行机制的深刻变化导致现代危机特性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跨边界传播日益成为现代危机的本质特征。近年来国内外几乎所有重大突发事件或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发展与演变,都可以在跨边界传播特征框架下进行解释。跨边界传播本质对现代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提升跨边界协同治理能力,识别危机的传播边界,防范与阻断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扩散能力日益成为现代危机管理的核心能力。     

媒体建立危机应对机制的必要性分析

媒体建立危机应对机制尤为必要,特别在社会深刻转型和充满风险的当下中国.本文以"媒体建立危机应对机制"为分析框架,从"社会舆论引导"、"政府管理"、"危机事件"三个基本角度,阐述"媒体建立危机应对机制的必要性".媒体建立危机应对机制.是对流言、谣言传播的有效预防、纠正和瓦解,是对政府信息行为的一种敦促和回应."突发性"体现了危机爆发的不确定性与集中性,要求媒体既要有预防危机继续连锁反应的应对策略,又要建立机动弹性的应对机制.     

作为解释框架的新闻传播四维结构

本文以美国学者怀特的“新闻选择的把关模式”为基础 ,但却不以传播者的把关为关注中心 ,而是根据新闻传播过程的现实 ,同时考量四个维度 :信息强度、传播者视野度、受众关注度与现实真性度 ,从而将新闻传播置于一个动态的过程中 ,在矛盾运动中来为新闻传播提供一个合乎实际的解释。新闻传播的四维结构在修正怀特模式的基础上 ,意在作为解释框架     

政府危机传播研究

政府危机管理是建立高效政府的重要内容。从近年来的政府危机事件的解决中可以看出,政府危机管 理中的传播已经成了政府危机管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及时的政府新闻发布在突发事件的处理中有着无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对此,本文着重分析了目前政府危机管理中在危机传播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对政府危机传播提出了建 议。     

基层政府在村民选举中的舆论调控和引导

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国家权力在汲取乡村资源方面一度呈强化趋势;在乡村公共事务管理中所承担的功能却不断弱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基层政府、候选人和普通村民之间的信息传播互动模式。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政治信息传播,尤其是官方政治信息传播的内容、渠道和路径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并在“家国框架”中建构起叙事逻辑。然而,在政府主导的信息传播通道内,“虚拟选举”与“现实选举”的巨大反差,正在使选举传播的公信力受到广大农民的质疑。